印度毛主义共产党对新党员的培训资料（20-19）

时间：2018-12-11 08:59:27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第三十章
大论战：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发动政变，控制了当时的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苏共。他们把党内的革命者驱逐或杀害，在社会主义的第一片土地上开始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进程，并同帝国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发展了联系。1956 年，在巩固了对共产党的控制之后，在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开始在其他共产党中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毒药。他们同时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介绍了他们关于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三和”修正主义理论。
和平过渡意味着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在当今时代，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议会中和平地赢得多数席位，然后进行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否认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这一理论重复了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因此，他歪曲了列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屈从于他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愿望。他让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援助，以及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政策，取决于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平共处的要求。因此，这只不过是一项与帝国主义合作的政策。
和平竞争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经济竞争来解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拒绝承认帝国主义反动和煽动战争的性质。它制造了一种错觉，认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和平的斗争形式加以解决。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因此是一种成熟的修正主义理论，他想把这
一理论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目的是建立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图谋，获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接受，赫鲁晓夫同时以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对斯大林发动了恶毒的攻击。为了推翻斯大林所坚持和奋斗的革命原则，首先要摧毁斯大林在全世界革命者和群众中的形象。这是通过一场谎言和堕落的宣传运动来实现的。
世界上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支持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路线。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和政党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国家采取修正主义路线。美国的白劳德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理论，并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法国第三国际领导人多列士在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时期与资产阶级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战后对法国殖民地人民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成为法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仆人；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是另一位第三大国际领导人，他希望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的“结构改革”，将资本主义“改革”和“重组”成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领导层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战术路线，以承认和平道路。因此，这些修正主义势力在早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批评和失败，他们很高兴地与赫鲁晓夫合作。
但是，如果这些政党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试图通过选举制度实施“和平过渡”，而且这种努力对社会秩序构成了足够的威胁，就会被通过军事政变和野蛮镇压消灭，例如在巴西(1964 年)、印度尼西亚(1965 年)和智利(1973 年)。
在新成立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从 1948 年开始走修正主义道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不过赫鲁晓夫很快就开始和他交朋友了。其余大多数领导人也与赫鲁晓夫结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工党认识并确认赫鲁晓夫主义者的修正主义，并对马列主义进行了英勇坚定的辩护。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这场斗争的先锋队。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两个月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着，1956 年 12 月又写了一篇文章，更多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张社会主义阵营要明确划分谁是它的朋友，谁是敌人。这与在政党会议上用七年努力斗争并击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 1957年 60 个兄弟政党的会议和 1960 年 81 个兄弟政党的会议上，以及在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议上。
1959 年 6 月，随着斗争的加剧，苏联修正主义者撤回了国防领域的技术援助，1960 年 7 月，他们突然撤回了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联技术专家。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1960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和其他两篇文章，坚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些文章反对苏共的修正主义立场，但没有点名。
然而，修正主义者继续试图进一步系统化他们的修正主义立场。因此，在 1961 年举行的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纲领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即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它宣布，苏联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苏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大会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荒谬理论。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甚至呼吁推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这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反对的。
赫鲁晓夫还开始鼓励其他共产党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苏联的许多文章也攻击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终于用七篇文章对意大利党的陶里亚蒂、法国党的多列士、美国共产党的格斯霍尔和其他人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分别于 1962 年年底和 1963 年年初发表。
1963 年 6 月 14 日著名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观点作了总结。这是苏共对中共的公开信答复。由于整个问题现在已经公开，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公开媒体进行辩论。它对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了九篇评论，澄清了摆在群众面前的所有问题。
这场斗争于 1963 年公开进行，一直持续到 1964 年，后来被称为大论战。这场大论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斗争。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供了凝聚点。这也是马列主义的科学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那个时期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是这场斗争的推动力。正是通过这场大论战，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为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世界上的基本矛盾，谁是朋友和敌人、运动的目标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些陈述主要载于 6 月 14 日的信中。九篇评论概述并阐述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各种关键问题采取的革命立场—— 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从中吸取的历史教训。正是通过这场大论战，毛主义被进一步接受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

第三十一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对赫鲁晓夫们和走资派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制造的障碍和破坏的回应。特别是在苏联修正主义兴起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之一来自党内。在整个大论战中，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试图找到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他还深入参与了与中国赫鲁晓夫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斗争。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总结大论战的最后一份文件《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强调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一些观点。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最后的必要性。他解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战线本身是不够的。他坚持要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革命。而这个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
毛再三强调，要进行这场革命，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胆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为此，党必须依靠、争取、团结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绝大多数群众，共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毛还强调“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在不断教育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再次强调了组织革命阶级力量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毛泽东清楚地看到，群众的广泛参与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前提。这是毛从与党的领导班子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复辟的结论。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刘少奇领导的最高层强烈抵制这些理论的实施和毛提出的具体纲领。因此，虽然 1962 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接受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但其实行却半途而废，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事实上，在刘的控制下，党的官僚主义领导层开始批评毛对彭德怀这样的走资派采取的行动。他们在报刊、戏剧和其他文化论坛上进行完全被他们控制的批评。他们的控制使得毛甚至无法在北京报刊上发表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这样的捍卫毛泽东和他的政策的文章终于在 1965 年 11 月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上海是一个比北京更激进的中心。这就是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引发了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批评，支持了毛在媒体和文化领域的路线。然而，党的官僚却尽其所能防止这场运动具有群众性。党组织本来应该发起和指挥文化大革命，可刘少奇实际上是试图控制异议，并用纯粹学术路线引导它。
最后，在毛的直接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1966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一个通知，解散了破坏文革的“五人小组”，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呼吁批评和打破走资派的阻力，尤其是党内走资派的阻力。这一行动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并使之成为涉及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
5 月 25 日，第一个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发表，该报批评其副校长和教育体系。这仅仅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张贴的大量大字报的第一张，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了走资派在社会上的错误。他们示威并和群众一起批判教授、党的官僚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很快就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取消高考。中央委员会于六月通过了一项命令，使学校暂停招收新生六个月，让学生和青年能够更充分地参与文化大革命。然而，六个月的时间被证明太短，大学在四年后才再次开放。
毛也开始亲自参与文化大革命。7 月 17 日，他和另外一万名游泳者一起参加了一场横跨长江的游泳比赛。这是他的象征性行为，表明了他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决心。8 月 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更为直截了当的信号。他张贴了自己的大字报。他的主要口号是“炮打资产阶级司部！”“这是一个明确的号召，要求攻击刘少奇领导的党内走资派总部。毛的呼吁进一步加强了这场运动的行动力和战斗力。
8 月 18 日，毛出席了北京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一百万人参加了集会。红卫兵是全国数千个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第一批组织主要是由学生和青年组成的，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组织在工人、农民和办公室职员中成长。8 月 18 日的集会是众多此类集会中的第一次。有时，在首都聚集的有超过二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在全会结束讲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第十一次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他们重复了五一六宣言所说的，现在的革命是“处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文化、风俗习惯仍然控制了舆论，为过去的复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精神面貌必须转变，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观。
它把革命的主要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的主力军认定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革命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写大字报，并进行激烈的辩论，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
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先进性和实践性。它的目的不仅是消除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要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政治挂帅”，并确保每一个执政者都应该是“人民群众”之一。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发动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进攻，使群众积极参与。因此，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群众在革命中全力以赴，甚至开创了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是建立在“三结合”的基础上的，即选举产生的、可被罢免的、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成员，是从党、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团体中选出的（三千万红卫兵组织成员）。它们从工厂或公社发展到各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机关，其职能是作为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纽带。
这个“三结合”的权力机关使无产阶级政治权力在群众中深深扎根。革命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的运行和各级革命政权的监督，对各级领导班子坚持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运动。
1966 年至 1967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粉碎，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支持者等主要的走资派被剥夺了党的职位，被迫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而且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一股革命热情。
在大论战期间，许多革命力量聚集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周围，但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各地的这些力量都认同了毛主义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提供答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敌人有了回应。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进步，导致了全世界众多的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和政党的建立，并领导发动革命斗争。
然而，毛泽东警告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此外，他在 1969 年提醒了第九届代表大会：“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的话在短时间内被证明是正确的。1971 年初，在中共第九届全国人大被任命为接班人的林彪试图通过暗杀毛，发动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由于党内革命者的警惕，他被挫败了。
然而，在这之后，像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被恢复了在党内和国家机构中的高位。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又一次反对这些走资派的斗争中，邓在 1976 年 9 月 9 日毛逝世前几个月再次受到批评并被撤职。然而，他有许多代理人掌权。正是这些叛徒策划了政变来接管党，并在毛死后不久就领导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是他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正式宣布其在 1976 年结束。
这场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教诲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革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科学工具。它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中确立了科学的有效性。它的有效性在动员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中也得到了证明。然而，正如毛自己指出的，没有什么武器能保证最终胜利。因此，资本主义道路获得暂时胜利的事实，丝毫没有削弱这一武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列毛主义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代表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贡献的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巩固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它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操纵计划，所有的社会主义基础都丧失了。因此，是时候增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了。
列宁在定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接受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要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观点。因此，只有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延伸到承认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以期尽早完成世界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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