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淡前苏联的“二月河”

时间：2018-12-23 17:52:12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鹿野 - 小 + 大

谈淡前苏联的“二月河”

如果要是把《彼得大帝》和二月河的小说相比较，我们更能够看出文学经典与通俗书籍之间的差异。阿•托尔斯泰采取的是统治者促使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和阶级矛盾双线并行的做法，一方面写出了彼得大帝对于俄国崛起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其代表剥削阶级的实质。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有节制的肯定。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虽然也写出了一些阶级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体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人民群众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在思想性上明显的逊色。
二月河去世以后这几天，历史小说这个创作题材又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笔者日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对二月河创作的看法，今天想再简单介绍一下苏联最著名的三位历史小说作家，即30年代的阿•托尔斯泰，40年代的瓦西里•扬和80年代的皮库利。我们从他们的创作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借鉴，也可以看出苏联历史小说乃至整个文艺界发展演变的一些情况。

一、阿•托尔斯泰
这三人当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阿•托尔斯泰。其生于1883年，后来继承了父亲的伯爵爵位，算是比较典型的大贵族。其在十月革命前已经成名，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侨居国外，1923年回国。他的代表作《彼得大帝》，曾经被高尔基称为“我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另外，其写十月革命的小说《苦难的历程》也很著名。
《彼得大帝》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阿•托尔斯泰从1929年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在1930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部，主要是写彼得登基初期的斗争，从彼得登基写到平定射击军叛乱。1934年其又完成了第二部，主要写的是彼得的改革和为夺取北方出海口努力。在他于1945年去世时，写成了第三部的前六章，到彼得大帝1704年攻打纳尔瓦胜利作为结束。因此，小说虽然没有最后完成，甚至可以说仅仅是写完了彼得的青年时代，但是已完成的部分已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影响阅读和传播。
由于阿•托尔斯泰出身于大贵族，又有在国外流亡的经历，所以在回国以后许多自封为无产阶级文学代表的人拼命的攻击他。起先是托洛斯基集团，后来是“拉普”，均把他作为主要的靶子。有些人甚至胡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更不应该把皇帝写成主人公。正当阿•托尔斯泰处于无力招架的困境之中，斯大林向他伸出了援手。其多次表示，我们一定要团结阿•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大力支持，今天很可能看不到阿•托尔斯泰的这部鸿篇巨著。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彼得大帝》这部小说是阿•托尔斯泰为了拍斯大林的马屁而创作的。小说当中的彼得大帝就是现实中的斯大林形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小说虽然对于彼得大帝推动国家振兴持肯定态度，但是也毫不留情的批判了其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压迫，像下面这种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
【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魅魅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佝偻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用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
试问，假设阿•托尔斯泰真得认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也算是对斯大林的歌颂吗？阿•托尔斯泰明确指出，自己的小说与现实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基于历史文献写成的。他也多次表示，彼得大帝振兴俄罗斯同布尔什维克党振兴苏联完全不同。前者是在地主资本家奴役劳动者的基础上实现的，后者则是在提高劳动者地位实现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实现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果要是把《彼得大帝》和二月河的小说相比较，我们更能够看出文学经典与通俗书籍之间的差异。阿•托尔斯泰采取的是统治者促使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和阶级矛盾双线并行的做法，一方面写出了彼得大帝对于俄国崛起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其代表剥削阶级的实质。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有节制的肯定。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虽然也写出了一些阶级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体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人民群众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在思想性上明显的逊色。至于《康熙大帝》靠否定黄宗羲等进步力量来抬高康熙，就和这部苏联红色历史经典的差距就更远了。笔者个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当年希望老舍写得《康熙大帝》，也应该是阿•托尔斯泰这种有节制的肯定。

二、瓦西里•扬
瓦西里•扬是一个1874年出生的老作家，比阿•托尔斯泰还大了近10岁，一直活到了1954年。他一共掌握有八门外语，包括四门欧洲语言和四门东方语言。瓦西里•扬还非常擅长历史知识，出版过关于拔都的研究著作。
但是，瓦西里•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能够展示出杰出的文学创作才华，主要创作均集中于卫国战争前后，要比阿•托尔斯泰晚很多。其代表作是“蒙古入侵三部曲”，第一部《成吉思汗》写于卫国战争前夕的1939年，第二部《拔都》写于卫国战争期间的1942年，第三部《走向最后的海洋》成书于战后初期的1951年。其中第一部《成吉思汗》荣获1942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
从这个创作背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瓦西里•扬的“蒙古入侵三部曲”很明显的有借古代蒙古人的入侵来呼吁苏联抵抗希特勒入侵的意味。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小说浓墨重彩的描写了蒙古人入侵给欧亚各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部写的是成吉思汗出兵西征花剌子模，既批判了成吉思汗的残暴，也写出了花剌子模上层人士出卖国家的无耻。第二部和第三部写的是拔都西征，其中第二部主要写的是拔都征服俄罗斯的情况，第三部写的是拔都与西欧作战的情况。最终，以成吉思汗家族分崩离析而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瓦西里•扬的“蒙古入侵三部曲”集中展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阿•托尔斯泰的小说《彼得大帝》之中采取了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双线并行的做法。其虽然写了彼得大帝领导下国家的崛起，但是同样也展示了地主资本家对于劳动者剥削的加强。而瓦西里•扬基本是采取单线的节奏，完全是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主题。小说中把知识分子哈吉·拉希姆作为正面主人公，并且批判了大量为蒙古人服务的普通人。最为典型的是一个钦察老牧民纳扎尔·克亚里泽克带着四个儿子加入了蒙古出征俄罗斯的队伍，最终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却一无所获。或许也是因为其基调是民族性压倒了阶级性，所以在苏东剧变以后的今天，这部斯大林时代的作品并没有遭到否定，仍然受到高度推崇。今天，中国一些公知们吹捧这部小说，恐怕也是由于小说中或多或少的黄祸论色彩符合他们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小说中存在上述缺陷而简单的对其否定，因为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时代的永恒主题。而且，该小说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性。瓦西里•扬在“蒙古入侵三部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真实的历史史料，特别是关于中古时期东欧中亚地区民族风情的材料。众所周知，这一地区民族宗教情况非常复杂，生活习惯也各不相同。但是瓦西里•扬以深厚的历史功底，很好的把握住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差异，展示了那个时期不同民族宗教相互交融碰撞的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另外，小说还融入了大量传奇的民间故事，使得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有机融合于一体，可读性极强。这恐怕也是其能够在几十年来长盛不衰的另一原因。
总的来看，瓦西里•扬的三部曲由于阶级性的淡出和人民群众的缺位，创作水平较之阿•托尔斯泰有很大差距，也不如中国的《李自成》这种红色历史经典。但是比起二月河等人的当代历史小说来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几部小说当中很少有色情和权谋等等低级趣味的噱头来吸引读者，至少从文字和情节方面所传递的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能量。

三、皮库利
如果单就读者的数量而言，皮库利是苏联后期读者最多的一位小说家。其生于1928年，1990年去世。他创作的历史小说数量及为庞大，尤其是在苏联最后几年的时候进入了创作高潮，代表作有1984年发表的《宠臣》，1985年发表的《巡洋舰》，1987年发表的《苦役》，1988年发表的《不胜荣幸》，1989年发表的《邪恶势力》，1990年发表的《去吧，别作孽》等等。不过，中国有译本的小说应该只有《邪恶势力》。这也的确是其影响最大的作品。
《邪恶势力》主要内容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的俄国，从1896年其举行登基大典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其退位。在皮库利的笔下，沙皇俄国的社会就宛如人间地狱。在《邪恶势力》开头就写了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大典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而踩死了很多人，后面又写了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残酷的屠杀，甚至把囚徒杀死在牢房里。特别是，《邪恶势力》还通过书写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教士拉斯普京的淫乱生活揭露了揭露了旧俄国上流社会的腐朽，有不少一个个贵族妇人和拉斯普京上床之后变成了其死党的情节……可以说，没有哪个苏联作家对沙俄的否定比皮库利更彻底。
皮库利这种书写方式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苏联后期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当中充斥着为沙皇俄国翻案的风潮，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沙皇俄国几乎变成了不容批判的政治正确。苏联公知们借鼓吹“沙俄范”来否定十月革命。而当时的苏联也和沙皇俄国末期惊人的相似，一大群像拉斯普京那样荒淫而贪婪的苏联公知受到了戈尔巴乔夫一伙的宠幸。这种情况使得正直的苏联作家与苏联广大群众都十分不满。皮库利的这种书写既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翻案风潮的公开抵制，也很大程度上是指桑骂槐。所以苏联的公知们极为痛恨皮库利，苏联普通老百姓却最爱读皮库利的作品。其小说的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5亿册。(可参见张建华《俄罗斯通俗文学：历史命运及勃兴之由》，《俄罗斯文艺》2012年04期。)
比较可笑的是，翻译皮库利小说的恰恰是中国极具有公知范儿的一位专家。其还写了很长的译后记，声称皮库利的小说是为了否定十月革命，淡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所以受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压。这只能证明译者对于苏联文学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皮库利差不多是唯一一个敢于公开批判沙皇时代的作家。当时，苏联文学界分裂为支持“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改革”的爱国派。前者控制了绝大多数文学期刊，而后者控制的主要文学期刊只有《青年近卫军》和《我们的同时代人》。皮库利的几乎全部小说都是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的，其去世后的1991年《我们的同时代人》还发表了他歌颂卫国战争的《巴巴罗萨计划》。苏联自由派公知攻击皮库利，恰恰是因为其支持而非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皮库利的作品虽然在思想倾向上问题不大，但是在艺术手法运用上面的缺陷还是很多的。他的《邪恶势力》等代表作和二月河的小说具有同样的毛病，就是大量的充斥着色情和权谋等低级趣味。其对沙俄的否定虽然激烈，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轻浮。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光是自由派作家全盘否定皮库利，即使是爱国派作家当中和皮库利关系很好的人，也大多认为他的创作艺术水平一般，与其说是“杰出作家”，不如说是“畅销书写手”更合适些。当时，皮库利的读者也一般把他称之为“苏联的大仲马”。这些评价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从以上这三位苏联最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情况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历史小说创作主流是进步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特别是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对如何书写历史上剥削阶级当中的有贡献的人士带有示范性的意义。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联的文学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越靠后创作的作品，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人民性的色彩就越淡。到了苏联末期，虽然名义上仍然实行的是公有制，但是实际上西方那种资本操控的商业化写作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文艺界。甚至皮库利这样本身思想比较进步的作家，也被挟裹到了这股潮流当中。这种现象无疑是极不正常的，其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注脚，或许也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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