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条件研究

时间：2019-04-20 19:50:02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赵静 - 小 + 大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条件研究
赵静 2013-09-27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摘要：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孕育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有党的群众基础、阶级意识、党的价值观、党的体制、党纲等“硬要素”和“软要素”的形成。党的成立既有三种政治危机促其产生，也有来自国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是中国努力转型的年代。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改进中国陈腐保守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起点——三种政治危机
较早时期西方学者往往认为政党的产生与议会制度密不分，20 世纪政党的类型更加多样，许多殖民半殖民地国家也组织了体制外的政党来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因此対于政党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西方。1966 年美国学者M?韦纳和J?拉帕隆巴拉一起合编《政党与政治发展》一书中提出“政党产生于政治危机”。在诸多的政治危机中，有三种危机具有突出的影响：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整合性危机。合法性机是指“随着民主意识的传播，人们对现政权的合理性和代表性产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对权力的要求，而统治者不能有效地应付这种情况，于是出现了动摇统治者根基的对立和冲突。”参与性危机是指“在处于相对无权地位的政治力量成长起来并提出权力要求之后，统治者仍然不给予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因而迫使他们诉诸公众，甚至诉诸暴力，造成社会对抗。”整合性危机是指“一个民族尚处于分裂状态或尚未获得独立的情况下，在要不要统一（或独立）、怎样统一（或独立）等重大问题上社会内部或社会与宗主国之间各种力量的相互矛盾的发展”。[1]
（一）民众初尝民主的甜果
在洋务运动后期，何启、胡礼垣等一批进步人士已经在对西方的慢慢了解和实践经验总结中，提出超越“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张：“设议会、通民情、参民政”和社会契约论等。戊戌变法延续这股思潮，康梁用公羊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主张变法，严复用社会达尔文主为武器宣传变法；用“君权神授”思想猛批封建君主专制纲常伦理；主张兴“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权”作为崭新的政治观念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这一时期新学在中国流行，改革教育体制，兴办新学堂，大批新人才都在这个时候官费或自费出国留学，接触真正的民主思想。而戊戌在启蒙上的作用，比其在政治上的作用更有震撼力，“‘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2]“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渐渐析出中国近代变革的两种取向：孙中山领导的通过变革政治核心组织进行社会革命和梁启超的“开民智”再图社会自觉地变革。这两种取向都对封建社会民主思想有重要作用，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的民主氛围前所未有的高涨。孙中山在《临时约法》中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更促进了民主新观念在乡野中传播，民主、议会、共和等新观念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民主思潮启蒙人们思想，使得任何妄图恢复旧体制及不尊重人民意愿的人必被民主革命洪流淹没。
（二）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近代中国面临内外危机，人民大众为了挽救危机作出许多努力，大量新政治力量诞生或更新，新型知识分子、政党和工人阶级就是其中之一。“新青年”是这一时期新思想的代表，“五四运动”中他们表现出激烈的反抗意识，固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但新一代知识分子要求社会改革的心声在他们创办的《新潮》等报刊中早已显现出来。
“五四”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自己的责任。
“五四”运动中，还有一派新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他们充分展现了政治活力。其力量之大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告同胞书》中可以看出：“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前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仅不理，且对待学生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3]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本身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武器，其与工人阶级结合本是水到渠成，十月革命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结合成为新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会要求推翻现存的不合理体制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权合法性违背民心渐渐失去信誉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彻底否定天一地一人的政权合法性来源，革命中许多地方政府借机宣布独立，自太平天国以政权大多落入士绅手中，袁世凯成为民国第一任总统很大一部分是得士绅的支持，逼清帝退位又为他赢得民众和部分革命党人的支持。袁氏掌权之后惧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于1913年3月20 日指使特务暗杀宋教仁，事情败露之后引起革命党人的愤慨，孙中山组织“二次章命”讨伐袁世凯，袁氏借机取消国民党，国会名存实亡。之后废除内阁制，施行总统制，任意修政总统任期等破坏共和政治纲领的行为促使革命党人倒袁；袁氏为强化中央权力分化地方军权推行军民分治，缩小行政区范围的措施加剧与地方军队的矛盾。早在1912年袁氏就反对省长由民选产生，但由于地方反対取折中办法，“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治机关两种，省长执行官治，由中央简任，议会总董执行自治，由各省选任。”[4]这些措施确实对加强中央权力有利，但造成中央与地方矛盾，使袁氏在地方军队中的威信降低；清末中央政府财政亏空问题延伸到民国时期，洪宪帝制之后北洋政权一直处于争战之中，政府要获得大量军费开支就不得不染指经济，而从清末到民初士绅控制绝大部分地方经济，这又加剧其与士绅的矛盾，这在民初银行成立股东大会可以看出：若没有1917年新则例之修正和股东大会之成立，“则总裁永远仰府鼻息，财权永远听政府支配，愈垫愈巨，有加无己。……当股东会未成立之前，本系官股占大多数，故不啻为政府隶属机关，演成滥发纸币，停止兑现之恶剧。幸而新则例修正后……于是当局者稍稍能脱离政潮而独立，苦心规划，停止垫款，而行基臻得渐巩固。借也尚不能举完全商办之实。”而在民众一方，“当今中国的政治昏乱，法律无灵极了! 一班蠢国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点国民在眼晴里。”[5] 特别是贿选丑闻、卖国条约、外交失败被爆出以后，人们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合法性危机催生不同政见的政党团体诞生，新的政治力量倔起又直接导致参与危机出现。正如“在那些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发展所需要争取的前提条件的地方，三种危机常常同时并存。”[1] 北洋政府的军事、政治权本身根基不稳，在内部争权夺利，依靠地方政权建立起来的政府及新政治力量与其在政治立场上的逆反，都决定他无法发挥整合地方势力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二、建党的国内社会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政治危机催生中共延生，而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其建立的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首先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清扫障碍。即使在运动后期启蒙精英集团内部出现两种趋向的分途，但在反对旧文化专制上是同道。正如翟秋白在分析鲁迅早期思想时所说“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6] 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为主的科学思潮在反封建上的革命意义也不容忽视。其次马克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这一时期科学思想和精神广泛流传不谋而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批“经世派”人士如严复、魏源、姚莹等便开始传播一些国外先进科技知识，随着国人对西方国家的认识逐渐加深，近代西方的各种科学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也在中国大地广泛流布，从归纳法、演绎法等近代科学方法，到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等崭新的科学理论，无不在报杂志上广为宣传。国人在反专制过程中逐渐确立科学话语霸权。特别是五四时期科学思潮中所包含的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工人力量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奠定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掌握政权为政治目标，是以工人阶级为依靠，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后不久，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建厂，在这些厂中诞生中国第一批现代产业工人。虽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占总人数的比重很小，且多集中在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工业集中地区，但工人阶级正发展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总括上面几项（中国铁路邮电工人、工厂工人、矿上工人、海员工人、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工人、搬运工人）不完全的统计和估计，1919年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总数约为三百万人。”[7]
旧中国的工人生活异常艰辛，“据统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一百零八次。特别是从一九一六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即达十九次。在这几年内, 罢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罢工,形成为自发斗争的高潮。但“五四”之前的工人运动常常遭到无情屠杀,袁世凯统治时期通过“暂行新刑律”把工人罢工定为妨害秩序罪,处以监禁和巨额罚款,并规定工人领袖将被处决。“五四”运动前工人运动主要是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有些罢工是与政治有关如安源六千煤矿工人参加萍浏醴起义，汉川路筑路工人举行暴动配合“铁路国有”运动等,但这些运动都跟随资产阶级的领导大多走向失败。正如李大钊在1919年初发表的《五一节杂感》中说:“工人罢工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工人之间没有实现团结；是由于‘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8] 工人运动由自在向自为阶段转变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同时工人阶级的快速发展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阶级基础。
（三）早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者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中共的成功建立与他拥有一批对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目标强烈认同的积极分子有莫大的关系。由于他们的活动政党才体现为活生生的存在。十月革命后中国形成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四篇文章,他的文章像一声号角唤起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建党的贡献表现在:首先,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纯粹杜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対马克思主义理论做过许多介绍，然而真正完全系统地介绍还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在李大钊于1919年 5月和11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关于其理论体系,他认为“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致分为三部分: 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观，也可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并认为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7] 陈独秀于1920 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这在当时是一篇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文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和修正主义产生过程、原因作了系统的介绍。当革命活动进人新阶段,需要新内容补充时,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于 1922年7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上,这篇文章相较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更深刻,对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理论作了更深入的剖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表述上更加准确。针对国内一直缺乏辩证法的理论介绍,翟秋白从俄国求学回国后补充了这一方面宣传。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使人们能更好接受优秀理论的洗礼,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扩大宣传阵地。体现在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上，十月革命以后国内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一度高涨，国内外先后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形成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在北京,1920年3 月,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支持下,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秘密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团体起初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之后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湖南，192年夏,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工商各界人士，创办“文化书社”，经营进歩刊物和书籍。在武汉、天津、济南等地也成立了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国外,留学生在法国成立中国留学生团体,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些团体为共产党成立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首先,出版工人刊物,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次与工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获取第一手资料,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再次,组织工人夜校,提高他们的识字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既为以后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做好准备, 同时工人阶级斗争觉悟得到提升。在刊物出版方面，仅在五四运动后半年内,中国出现了大约四五百种……白话文刊物。这一时期有许多报刊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行列中,如《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等，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小组大都办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这些报刊和书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很注意将思想宣传和社会改造相结合。总之这一时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
再次，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三次论战促进正统马克思生主义的传播。从1919年到 1922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的社会改良义，张东荪、、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黄凌霜、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三次论战。在此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对科玄论战中两派的观点、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进行理论批判。三次论战围绕“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否保留国家、是实行改良还是改革，是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争论。通过这些论战和批判,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外部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是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其建立得到来自苏俄的积极支持。
第一,十月革命的引导作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零星流传着一些关于马恩和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书报，但马克思主义运动真正被人们接受并实践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上证明中国可以选择走另一条……之路。十月革命前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对象、传播方式、信仰人数和传播范围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第二,组织上的支持。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9]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中共诞生，据苏俄军官谬勒尔回忆录称1919年到1920年间他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布尔特曼,在北京向京津地区对马克思主义有强烈向往的师一生们“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经常谈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学说,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10]，向共产主义总部汇报中国的情况。1920年初,荷荷诺夫金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来华向李大钊试探组党一事。同年4月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生葳)分局派出维金斯基等人启程赴华。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与在上海的陈独秀取得联系,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的驻外机关,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集有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中国各城市以及朝鲜、日本的情报，帮助上海、北京等地建立革命局,这些革命局大多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其中上海“革命局”即是中国共产党总部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在上海发起和协助李大钊、陈独秀建立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杜会主义者同盟”,并亲身参加其中。除了帮助中国建设基地之外,革命局在其下设出版社,成立“华俄通信社”,向国内提供汉语苏维埃方面的新闻。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机关刊物《劳动界》,发表由陈望道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1921年6月，共产主义者马林来到中国,列宁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工人运动,发展积极分子运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对中共组织上的帮助还体现在向中国共产党输出马列建党理论与实践: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早在共产主义小组时期，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就发挥党总部的功能,建立严格的组织纪律,对吸纳共产党员有严格要求,重视发动工人群众，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定党的任务：“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利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以此作为收纳党员之标推。后来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宣布共产党建立,“一大”纲领沿袭了《共产党宣言》中党的任务和建党原则,我们党从它诞生时起就是列宁式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处在创建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没有完生了解，基本上还是用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套中国革命,党的建设、发展、巩固和去布尔什维克化是在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逐步解决的。除此外,共产国际直接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这已不是秘密,1922年的资助金额是一万六千多元,占所有经费的94%”。

总之,中共建立是在民族危难之时，她肩负了救国救民的重要使命,其建立也经过了长久孕育期。他的性质、目标、组织原则、价值观,甚至是意识形态在他创立之初就已经确定,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些要素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同而改变，有些则一直坚持下来。

（转载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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