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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3-25 13:11:0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2-1） 一、简短回顾 上海地处长江口，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辐射能力强，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但辖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在农业生产方面是短板。同时，上海还具有某些特殊性，譬如上海是最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大城市。上海刚刚解放，就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野蛮轰炸达57次之多，尤其是1950年2月6日轰炸，造成上千人伤亡，一度使上海陷入“一片黑暗”。因为这个原因，1952年12月中央向全国发出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上海不作为“重点建设地区”。1955年12月，上海继续实施“经济紧缩”方针，主要措施是实施“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大批工人和在职人员也被疏散到内地。 1950~1954年期间，上海年均净迁入人口16.7万人，自然增长人口17.6万人，直接导致了上海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到1955年2月，上海人口总量达到699万人，比1949年增加197万人，其中无业社会青年为30余万人。上海市政府按照“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上海为什么强调“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虽然停战了，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徘徊，而上海市则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攻击目标。1952年，上海有1.28万失业工人带家属返乡生产。到1956年又有33,630人返乡（其中1954年2,500人，1955年24,680人，1956年6,450人）。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1958年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剩余劳动力支援农业的决议，并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具体对象为历年应届毕业生，形式上由垦荒转为插队、插场，涉及多个外地省份，人数达1.3万人，成为50年代期间上海发动的首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1963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报告称，上海计划减少人口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插队安置9.2万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70%，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方向。此期间，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60年代初期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据统计，共有85,155名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交流了上海市组织知识青年跨省插队的经验。上海郊县及农垦系统接收知识青年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跨省插队安排的办法，因此，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跨省插队安排为主，并成为常态性安置办法。 二、就业形势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为502.9万人，失业工人约为30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而新中国百废待兴，争取国民经济的重建和恢复，正是从严峻的失业高峰起步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一大考验。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这不是小事。就业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不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是关系到政府威信的建树，这是一道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必解之难题”，成为“政权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建国以来，国家在就业问题上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这样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一五”期间的就业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就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是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组织城镇无业人员下乡的政策。当时劳动力就业调配的困境，促使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破解这样的困境。于是，徐建春的事迹破茧而出，为全国不能升学的高小及中学毕业生指引了一条就业出路——上山下乡。仅仅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就由个人自愿参加农业建设，迅速形成了国家发展《纲要》和国家就业政策的实施主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遣散城市无业人口回乡务农，是自上海解放以来就实施的政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上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多的压力，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重。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一种产业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此后，除了1962年比上年减少1万人，其他年份都是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上海历年职工人数统计表（部分年份）
事实证明，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发威的时候，城市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显得相当滞后，大多数市民还没有灾难将临的紧迫感，新的五年计划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中，而且招收了大量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参加城市工业建设，这使得1960年的职工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2万人之多。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就业人员”部分年份统计情况：
与“职工总数”的数字相比较，就业人员数据的波动也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变化。1958年到1960年，除了乡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总体上还是呈现增加态势；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1万人之多；1960年到1962年出现倒退状况，就业人员总数锐减为242.11万人，减少数字达51.74万人。与城市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大起大落状况不同的是，乡镇就业人员的统计却异乎寻常地出现逆势增长的状况。显然，乡镇就是“农村”，是“农业第一线”，乡镇就业人员出现增多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这些“紧缩城市人口”的数据之中，还只是那些有工作、有岗位的职工，特别是刚刚从农村招工的青年职工，还不包括同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下放的干部、城市无业人员及其家属等等。如果将当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所有人员计算在一起，那就远不止上述的简单数字统计了。毫无疑问，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上海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因为自然灾害放慢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发生任何社会混乱，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毫无疑问，那些毅然舍弃家身利益、为国家大局作出重大牺牲的人们，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更应该得到历史的敬重！ 按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一点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已经有所体现。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发展由于基础相当薄弱，根本不可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上海在全国“一盘棋”中，不是重点发展地区，但由于它的“基地”地位，在大力支援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大量输出技术工人的同时，自身的工业基础也在逐步调整与发展中。 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所载数据，1949年上海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只有57.10万人，尚不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半数（121.67万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49：23：28。此后，除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呈萎缩状况，而第一、第二产业均逐年增加。到1968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39：39：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相当，这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的分水岭。至1978年，上海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达到峰值（240.06万人），此后人员逐年减少；而第二产业则于1991年达到峰值（471.23万人），就业人员数量也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状况。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则异军突起，至2004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竟然是8：38：54。 这几乎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的就是建国以来上海如何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续而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型城市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中，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新生事物，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只有了解这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探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是“前进中的不朽篇章”。 三、紧缩人口 在城市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也是实施“紧缩人口”政策的原因之一。1955年上海“在业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1：1.7，严重超出城市正常发展的比例（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总额达3,290万元，相当于投资建设一座3000人规模的大型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总量过大，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紧缩城市人口的运动势在必行。 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疏散72.1万人口，外来农民是主要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是决定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依据。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工作主要采用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没有正当职业的无业游民、失业工人等都被列入疏散对象，1955年7月，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展开动员和疏散的工作，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这次紧缩人口历时将近一年，共疏散紧缩人口52万人。 1955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人数最多。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安置约30万人。1955年10月，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4月份该移民计划被终止，一共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江西安置移民的实践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按平均每户550元左右的补助计算，上海市政府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 1958年，这是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如炮击金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等。另外就是出现了“精简职工”的提法，这里也包含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动向。在地方志记载中，有关“精简职工”的内容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数据也非常庞大，是新形式的“压缩人口”。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使得“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运动愈演愈烈，竟至以每年1000多万人口的数量进行动员，直到1963年形势缓解。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要求坚决认真地清理城市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其中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至年底，全国共计划动员1,300万城镇人口下乡，其中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由1958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据统计，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称：除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城市青年以外，估计每年将有百万左右的城市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他们一般是高中、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的安置工作的规划。按照《报告》提出的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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