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时间：2019-03-26 08:17:5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2-2） 四、粮食危机 建国前，上海一直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城市需求，如1936年进口大米30万吨、小麦12万吨，这也只是接近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整个50年代中国粮食进口量几乎为零，城市粮食完全由国内调剂供应，这也加剧了上海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 这种粮食困境，是全国性的。城市不生产粮食，只能靠农村提供粮食；农村不但为城市提供粮食，而且最大限度地接纳城市闲散人口。可以说，农村不仅拯救了上海，也拯救了新中国，拯救了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上海地区粮食产量年均仅有30万吨左右，很难满足上海本地消费需求，因而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运数量达120万吨的粮食，才能勉强维持粮食需求。然而在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粮食调度非常困难。上海需要的粮食，是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运而来，长途调运使得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当时广西调运来上海的粮食，当地收购价格是11.3元/百斤，再加上运费1.3元/百斤，但是上海仍按11.2元/百斤的计划价格销售，为此国家需要补贴很多钱，仅仅是向上海运输粮食，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城市人口是由国家供应商品粮，但在对粮食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交易，由国家计划调配取代市场交易，承担城市粮食供应的责任，调节城乡之间的粮食统销统购。因而当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时，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便是缓解粮食紧张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1955年3月，中央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指出城市粮食浪费严重，要求适当压缩粮食销量。但是单纯的号召与宣传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国家出台了“粮食定量”政策：城市居民根据职业类型和劳动强度，划分不同等级按月定量供应粮食，如普通居民月定量为25斤，重体力工人40斤，轻体力工人32斤，职工与脑力劳动者28斤，大中学生32斤，10~18岁居民25斤，6~10岁居民20斤，3~6周岁居民20斤，不满3周岁13斤，缺粮农民28斤，临时人口25斤等。上海的粮食供应压力尤其大，实际的定量执行标准在各个等级上都低于中央标准2~8%。由于粮食定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群众想出各种办法，掺杂土豆、红薯、南瓜、菜蔬等“瓜菜代”的办法应对粮食不足。 农村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求。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水平。1953年计划从农村收购5.1亿斤粮食，实收2.3亿斤；计划销售3.7亿斤，实销4.8亿斤，实销多于实购两倍之多。城市消费粮食过多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控制城市粮食消费量。然而在实行定量供应后，城市人均粮食供应量只能维持生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没有再减少余地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减少城市总人口数量来降低城市粮食的总需求。 196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0,906万吨，到1978年增加到30,477万吨，年平均增长4.58%。但这10年中的粮食产量不是稳步增长的，而是大起大落，增长最多的年份如1970年比上年增长13.74%，其次是1973年增长10.17%。减产的年份如1968年比上年减少4.01%，1972年减产3.86%，1977年减产1.25%等等。无论粮食产量增加或是减产，其中既有自然规律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有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贡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不用说所谓“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就是将中国知青形容为“失落的一代”也言过其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口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全国人口有76,368万人，到了文革结束的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6,259万人，也即是说在十年期间，中国人口总数整整增加了2个亿！人口的增长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那么哪一种压力最为迫切呢？毫无疑问，粮食生产的压力是最大的压力，因为——民以食为天。 然而，也应该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家致力于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文革期间虽然陷入动乱，国家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挫折或引发灾难性后果。但毕竟国家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城市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只是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精简和紧缩，而是转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主要原因就是迅速处理文革期间积压的大量待分配毕业生。自1968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17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还远不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规模精简和紧缩的城市人口。换句话说，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动因少了，而政治运动的因素多了。正是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也赋予上山下乡运动同样的复杂性。 五、人均口粮 在年度粮食产量与人口总数之间，总会产生一个“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以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是指每个人当年可以拥有的粮食数量，也称为“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人均粮食产量并非人均实有数量，因为粮食并不是都用于食用，其他行业生产也需要粮食作为原料消耗。所以这是一个参考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富足程度和社会人群的温饱程度。 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208.94公斤/人，这是我们思考知青问题的起点。前三十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虽然是逐步增长的，但起伏很大。1958年达到299.49公斤/人，只差一点突破300公斤的大关。但到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跌到207.26公斤，这个数据比1949年还低了1.68公斤。此后，由于大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除1968年、1969年的数据略有下降，到1974年终于突破了人均粮食产量300公斤大关，而到了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更达到340.49公斤/人！ 从1959年开始，进入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坚决实施“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保证全国人民安全地度过灾难。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部分年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 1949年粮食产量11,318万吨 人口54,167万人 人均口粮208.94公斤/人 1955年 18,394 61,465 299.25 1958年 19,765 65,994 299.49 1959年 16,968 67,207 252.47 1960年 14,385 66,207 217.27 1961年 13,650 65,859 207.26 1962年 15,441 67,295 229.45 1963年 17,000 69,172 245.76 1964年 18,750 70,499 265.96 这组数据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农业在短短的十年之内，粮食产量就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1958年的19,765万吨，增长率高达74.63%，虽然人口同期增长达21.83%，但人均粮食增长率仍达到43.5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取得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在这十年里，我国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化肥、农药、农机设备等生产量极低，育种、植保等农业技术刚刚起步，农业生产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主要依靠垦荒、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量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又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首先，由于新中国尚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灾害成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其次，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还要拿出巨额粮食与农副产品偿还外债；再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已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日常党政工作，他们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人口危机负有领导责任，但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坚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大大减轻了城市人口和粮食购销的压力，而且只用了三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1966年使粮食总产量达到21,400万吨的水平，超过了此前粮食产量最高的1958年，虽然同期人口总量达到74,542万人，但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接近了1958年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完全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始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知识青年，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怎能不为自己的参与和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综合1979年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这个时候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且处理不好还可能会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因此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时转移到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中来，也同样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大返城”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因此否认此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既然是历史产生的，当然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六、输出数量 现在，我们对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总结，就可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由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完全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周恩来总理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总理，他非常清楚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种经济状况，所以他不止一次在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起点考虑。 上海到底向全国输送了多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是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同属于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但此后，上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京、天津等城市。以60年代初达到高潮，特别是10万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影响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究竟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这部书，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1955~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1968~1978年，以上山下乡为主导，上海共动员111.3万人上山下乡，其中插队513,771人，兵团农场599,281人；外省市615,517人，沪郊497,435人（不包括回乡知青15.6万人）。 自1955年起，到1978年停止动员上山下乡为止，23年期间，上海向全国各地输出知识青年总数达127.7万人，是全国输出知识青年最多的大城市。 “127.7万人”，这是什么概念？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有近千名青年垦荒队员离开上海（不是拉家带口的垦荒移民），这一年上海的人口总数为623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6人参加青年垦荒队。人数虽然少，但这些人是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是他们拉开了上海向全国输送大批知识青年的序幕！ 至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5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50人上山下乡。 1968~1976年，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04万人，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下乡人数之多，都远超此前的年代。至1978年知青“大返城”为止，上海共有111.3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8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014人上山下乡。如果按全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计算，则每一万人中就有1,163人上山下乡。 上海人民不仅向全国输送了数量最多的青年一代，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承担的牺牲和为共和国崛起做出的贡献，天日可鉴！ 七、使命担当 1955年7月，在推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刻，毛泽东在与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谈中，初步提出了一个《十七条》的“农业发展纲领”，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1956年1月23日，《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修改与补充的《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将修订草案分发到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年4月10日经全国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这是在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建设，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奋斗纲领。《纲要》的提出和执行，对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进的作用。《纲要》规定在实现合作化的基础上，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推广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农民的愿望，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到了“知识青年”和“下乡上山”的概念，并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在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应运而生。这就是徐建春的事迹为什么能够在全国知识青年中间产生热烈反响和积极响应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之间从一个徐建春形成数以千万计回乡知青和上百万城市知青积极投身农业建设高潮的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共和国最绚丽的不朽篇章！ 从历史背景研讨上山下乡的历史原因，综合当时的各种起到主导作用的历史因素，就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知青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改变了中国，实现了“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的梦想。 |
| 责任编辑： |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 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