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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10 06:09:20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后（4-2）
20世纪60年代早期，法共党内和由法共控制的青年学生组织——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活跃着一批亲中的所谓“毛主义分子”。在中苏论争和分裂的大环境下，亲苏的法共对党内的这种“异端思想”毫不容忍。在这种态势下，法共及其控制的群众组织里的亲中分子纷纷被开除。1966年12月10日，由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被清洗或即将被清洗的毛主义者罗贝尔·黎纳、雅克·布鲁瓦耶勒（Jacques Broyelle）、克里斯蒂安·里斯（Christian Riss）、让-皮埃尔·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邦尼·莱维（Benny Lévy，化名Pierre Victor）等建立了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本文简称共青盟），成员多为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的文科学生。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描绘的就是受共青盟影响的一些年轻人，准确地反映了中苏意 识形态分裂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共青盟的领导人是阿尔都塞钟爱的杰出弟子黎纳。他从阿尔都塞以及西班牙农学家卡巴勒罗（Capallero）那里接触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后者向他介绍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给黎纳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黎纳将毛泽东与列宁的思想做了比较，认为：“在列宁的思想中，知识分子应该带给人民一种建立在外部的科学；而毛泽东的思想则认为应该到人民中去，吸取人民的思想元素而建立一种科学，并最终将它送还给人民。” 黎纳领导下的共青盟将自身定位为“同盟”，而不是合格的革命政党，一个重要原因是共青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同盟”的成立，是为日后能取代修正主义化的法共、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成立初期，共青盟特别重视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问题，为此创办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教育学校。在1967年1至2月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共青盟通过一份政治决议，提出了以下一些政治原则：必须把阶级斗争引到大学和年轻人中去，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修正主义帮凶发动不妥协的斗争；必须对积极分子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训练，创立一个能服务于先进工人和所有革命者的红色大学；必须反对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支持和学习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必须促进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共青盟将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以达成这一目标。 在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指引下，黎纳及其同志们认为共青盟本身过于知识分子化，应该走“群众路线”，创立在共青盟领导或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再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1967年2月起，共青盟在一些社区、工厂尤其是高中创立了旨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组织“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s Viêt-Nam de Base），吸纳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在“五月风暴”及其余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4月29日，共青盟成功捣毁了极右组织“西方”（Occident）在巴黎主办的支持南越政权的展览。“基层越南委员会”取得的极大成功，扩大了共青盟的群众基础，也引起共青盟的政治对手法共的不安。然而要成为一个不同于已然变修的法共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共青盟认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工厂去。1967年夏，在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思想启发下，共青盟对法国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存状况掀起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enquêtes）工作。 1967年秋，共青盟的调查研究工作转变为对其后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扎根”（établissement）运动，就是革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尤其是要进入工厂当工人。 创立“理论教育学校”和“基层越南委员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扎根”运动一起，共同形成了共青盟政治活动的鲜明特色。共青盟把“扎根”运动提到很高的高度，认为这是法国马列主义运动发展和创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步骤、是必由之路。 作为非生产劳动者的共青盟成员离开象牙塔、进工厂当工人，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工运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工学结合运动。为什么要融工？共青盟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首先为法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掌握，但他们本身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但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把先进的革命理念带入工厂，可以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起到一种类似火星、中介或催化剂的作用。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什么是共青盟眼中先进的革命理念呢？共青盟认为，这就是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结合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群众大学校”去的思想，以及自我批评和接受群众批评的工作方式等，简言之，就是来自红色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共青盟融工运动的政治目标是要在先进工人中间创立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的工人领导核心。共青盟认为，没有这种领导核心，就谈不上群众工作的进展。工人领导核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先进工人中创建秘密组织，打入法共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在各工厂的分会，促使这些分会革命化，达到重新让法国总工会恢复以前作为“阶级斗争的总工会”之性质的目的。那些到工厂进行“扎根”工作的共青盟盟员负有以下政治使命：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促成建立工人核心小组，从而在生产单位中有效地领导阶级斗争；服务于工人核心小组，并与工人核心一起基于群众路线的原则，确立劳工运动中的马列主义策略；在这些先进工人核心的指导下，以共产主义思想陶冶工人阶级。 这些时称“无产阶级工会主义者”（proletarian syndicalists）的共青盟盟员，从1967年秋开始进行“扎根”运动。到五月风暴开始，这一运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加上缺乏经验，这一波“扎根”运动成绩有限。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在五月风暴中，工人们并不需要共青盟盟员这样的大学生支持。也就是说，当时不少工人从根本上仍旧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但总体而言，五月风暴期间的工人和学生主体在主观上有相互团结、共同斗争的强烈愿望，在实际行动上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是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共青盟的进厂“扎根”运动虽然成绩有限，但对其后的法国毛主义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共青盟一开始基本否定学生所掀起的五月风暴，其领导人黎纳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黎纳及其同志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工人参与，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同盟领导层甚至认为五月风暴是持改良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的阴谋，起到了疏远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的作用。虽然“就与学生抗议运动联合而言，黎纳仍然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建议学生的示威游行离开巴黎市内的拉丁区，转向大多数工人居住的郊区，以便使学生和工人团结起来。在这种轻视单纯学生运动的思想的指导下，共青盟在五月风暴初期，只是派人在拉丁区分发政治小册子《现在就到工厂去》，鼓动学生到郊区的厂区进行活动，而不是积极投入到学生发动的街头斗争中去。当在一家肉类加工厂“扎根”的妮科尔·黎纳（Nicole Linhart，罗贝尔·黎纳的妻子）提议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和街头斗争时，黎纳情绪激动地将她赶出共青盟的会场（虽然事后向她道歉）。黎纳本人还跑到中国大使馆，告诉使馆人员毛主席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支持法国的学生运动。 到1968年5月10-11日，五月风暴中的第一次街垒战出现，黎纳相信这是法国资产阶级设下的一个陷阱，为此到法共总部去找他的老对手——法共总书记罗歇商议对策。在遭到门卫拒绝后，黎纳陷入精神危机，不得不服用镇静剂治疗。在5月中旬工人罢工占厂的态势出现后，共青盟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成员才积极投入其中，尤其是参加了弗兰（Flins）的雷诺汽车厂和索肖（Sochaux）的标致汽车厂工人抵抗警察的斗争。在风暴之后，同盟还组织了深入法国农村、力图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长征”运动。 共青盟由于误判形势，基本缺席了五月风暴初期的学生运动。但并非所有的法国毛主义政治力量都在风暴初期交了白卷。与共青盟不同，另一支有组织的毛主义政治力量——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从风暴一开始就支持和参与学生的反抗运动。早在1968年5月5日它就发表声明，开宗明义称“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支持学生反对垄断和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正义斗争”，宣称面对法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学生们造反有理。声明还宣布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团结年轻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斗争，它将向工人解释学生斗争的深远意义，并将向学生们提供其战斗性的支持。在风暴中，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和小册子，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谴责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修正主义叛卖，并积极参加历次的街垒斗争。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前史可上溯到1964年。当年，法中友好协会中一些亲中的前法共党员成立了“马列主义界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arxistes-Léninstes）。1967年初，联合会改名为法国马列共产主义运动（MCF），1967年12月31日又改组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该党长期由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领导，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承认。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相对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希望几乎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共青盟接受自己的领导，理由是共青盟不了解工农、不了解资产阶级、不足以组织群众斗争，但共青盟拒绝了这项提议。共青盟认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太过封闭、对群众不够开放，认为共青盟自己可以通过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来解决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提出的问题。总之，两者相互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但共青盟并不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建党思想，只是否定其在当时这一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总体来说，尽管两个组织在是否在现阶段组建列宁式的纪律严明的先锋党、对方是否为精英主义、是否打入法国总工会以及用何种宣传口号支援越南斗争等方面争议不断，但这两个毛主义组织还是大致保持了一定的友好关系。 1968年6月12日，也就是在共青盟17岁的高中生盟员托坦（Gilles Tautin）被法国宪兵在弗兰地区溺毙后两天，索肖标致汽车工厂的工人皮埃尔·贝洛（Pierre Beylot）和亨利·布拉谢（Henri Blanchet）被法国防暴警察共和国保安队杀害后一天，法国内政部长雷蒙·马赛兰发布禁令取缔11个左派组织，其中就包括共青盟和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两个毛派组织。 五月风暴后共青盟的内部论争 被法国官方取缔后，转入地下的共青盟内部爆发了激烈争论，导致了在1968年夏天的内爆。争论中的一派是以邦尼·莱维为首的少数派，被多数派视为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批判过的、推崇纯粹自发性运动的“自发主义者”（spontanéistes）；另一派是多数派，被少数派称为“取消主义者”（liquidateur）——这一称呼始于五月风暴前共青盟内部的斗争：当时一些盟员激烈批判共青盟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宗派主义和美学主义（aestheticism），同时赞扬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等方面的斗争；这种批判实际上表达了这些盟员取消共青盟、力图将共青盟合并进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潜在愿望。在五月风暴后，共青盟内部的这种“取消主义”潜流以新的面目再次浮现。事实上，多数派以总结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为由取消了“扎根”运动，乃至取消了共青盟本身。 我们知道，列宁在《怎么办》中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就是说，群众的自发性是有限度的，是无法达到革命自觉性的。而共青盟中的少数派则从他们观察到的五月风暴的群众运动经验出发，认为列宁对自发性的批判已过时，因为群众跑到了号称先锋党的各团体的前面去了。他们依据毛泽东的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赞扬群众革命的自发性，拒绝基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首先建立纪律严明的小团体，认为革命者首先应该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认为，先锋党应该是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先建立一个小的自封的先锋党，再去指导群众运动。他们也建立或帮助建立各种组织，但这种组织不是具体而微的、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先锋党，更多的是具体议题导向的组织。这种推崇群众自发性的毛主义，一般被称为自发毛主义（Mao-spontex）。由于spontex是法国当时一种用以擦拭的海绵的牌子，所以将其称为Mao-spontex，也有戏谑之意。 共青盟多数派的意见是，虽然五月风暴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因为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强大先锋党领导，所以这一运动不可能成功夺取政权。在五月风暴失败的背景下，他们主张在仓促创建新的先锋党之前，先取消“扎根”运动，回到经典理论的学习，回到书斋和图书馆夯实马列毛主义理论基础，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阅读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据共青盟少数派领袖邦尼·莱维1971年的说法，五月风暴之后是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欧洲主要国家被阅读得最多的时期。而少数派认为，不应该从《怎么办》这样的书籍来重新出发，要从群众实践、尤其是五月风暴期间所积累的群众实践经验出发，继续投入到自发性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去。他们认为，共青盟在五月风暴中犯了错误，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人们没有经验。最好的改正错误的办法是重新与实践连接，通过实践来发现正确的思想。因此需要重新进入工厂，继续“扎根”运动，在工厂和街道的继续斗争中吸取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 少数派还认为，多数派只看到五月风暴的失败，而对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几乎一笔勾销，这是其取消主义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是取消了共青盟在组织上的成就，不仅是否定共青盟本身，还否定了共青盟在很多工厂已创立的融工组织形式——“扎根”运动。（实际上，共青盟的绝大部分“扎根”人士（établis）在五月风暴后都放弃了“扎根”活动，离开了工厂。） 多数派（所谓“取消主义者”）和少数派（所谓“自发主义者”）的争论从1968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2月。争论的结果是转入地下的共青盟的实质解体，多数派的一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理论研究，或加入更正统、更重视纪律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少数派在邦尼·莱维领导下，在1968年9月成立了新的毛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左派”，另一部分人和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自立门户，成立了典型的自发毛主义组织“革命万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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