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经过

时间：2019-05-17 17:01:54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沈虎根 - 小 + 大

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经过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纪事

【编者按】沈虎根老同志这篇回忆性文章，可读性很强。青年读者可以一边饶有兴味地读，一边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时代。
顺便提一句，“四清”运动前期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刘少奇派王光美搞的，主要特点是：（1）指导思想上右倾，只抓基层干部经济上多吃、多占问题，而不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2）具体方法上“左”倾，对基层干部进行过火斗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后经毛主席干预，中央下达了“二十三条”，才纠正了偏差。

一九六四年纪事
也是在这十月份，我由报社组织上从杭县小林公社工作组召回。是因省委决定暂停面上的社教，由省委直接组织社教工作团搞三个试点。《浙江日报》是省委的喉舌，报社得抽出一批干部参加省委书记江华亲自领导的团队去上虞县搞试点。报社把我召回，一是报社这一次本身需要人，二是考虑我外面单干独行倒不如回来与本单位同志一起干更为有益（这是指报社为培养我从事文学创作下的生活）。
回到单位时没有立即下到“社教”场地。下去之前还有个准备阶段。凡下去干社教的，或是留在报社办报的，都要经过自己的“小四清”，而且要先从编委一级的领导干部开始，搞清“政治、思想、组织、经济”上有无问题，做到“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也就是要先革自己的命，然后才能革他人的命。报社领导于冠西、丁菲、张雪梅、秦风、杨子毅都带头自我检查，由大家分组评议、通过。然后轮到待下乡的一般干部。
省委工作队进驻上虞的时间是十月二十三日。整个组织建制是：进驻在县一级称工作团，公社一级称工作队，生产大队一级称工作组，生产小队称操作组。浙报带队领导杨子毅身份高，留在县里的团部；我们进驻在中塘公社跃进大队的工作组长是本报的王俊才，队员以浙报的人为主，记得起来的有秦秋谷、李山、边田基、朱剑群、袁善德、蒋镇中等等。还有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的来自省党校的閰同善和杭大的几名在校即将毕业的学生。我与王俊才两人结成操作组，负责第一生产队，先住宿在钱寿生家里。工作队全体队员暂时在曹娥酒厂食堂搭伙，再在了解情况时分别下到农民家合伙食。我先吃在下中农长根的家，后来住吃在全村最贫困的农户陈樟坤家，一直住到了最后。钱寿生时年41岁，家有七口：妻陈荷仙38岁，长子曹灿14岁，长女茶英11岁，次女小英8岁，次子曹根5岁，三子曹坤1岁。这么一家子人口当然是困难了。但很难想象七口之家只有一个全男劳力，如果在旧社会，不走新社会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团团圆圆地完整地活下来的。钱寿生靠土改翻身，靠农业集体化养活了一家人。因此，钱寿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政治觉悟是比较高的。他虽不识字，却颇有头脑，比较有办事能力，运动后期他当上了生产小队长之后，我与王俊才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发展他入了党。我后来的房东有五口人，当家人陈樟坤时年40岁，第二任妻子张阿霞50岁，亡妻生的女儿彩凤16岁、儿子金土12岁，现妻生的儿子继生10岁。一看就是劳力少，吃口多的贫困户，平时吃的是六谷糊、加“瓜菜代”，靠我每月交出的定粮（28斤加下乡补贴）改善了几餐伙食。陈樟坤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高小文化，又懂点古文，之乎者也，有些像孔乙己，有时还给人相面、排八字。他的好处是全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家家户户从古到今，藏着一肚子。所以对他的评价有断然相反的两种，好的评价是“不鸣金鸡”、一鸣惊人，不好的评价是“阴司秀才”、惹他不得。正因为这样，在我们之前有个工作组进村搞运动，由于他当众顶撞了工作组领导，使之下不了台，把他打成了“坏分子”，还游了街（游全村）。我们经过村上走访，多数群众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贫农，“之乎者也”是自学来的，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看相排八字只是玩玩的、不收费更不是职业。他吃口重、劳力少，本人体弱（拐脚），比他大十岁的妻子下不了地就拿不到工分。因此生产队里分配时他斤斤计较，有时还贪点小便宜，但不能打成“坏分子”。我们认为此案属于打击报复，是上届工作组的违法乱纪行为。于是我们这一届工作组断然决定，当众宣布平了反，还把前届工作组组长（本县的一位部门领导）请来向他赔礼道歉。就这样，陈樟坤就立马靠拢了工作组，积极为我们办事，我有幸得到了一部“活辞典”。期间，我把他亡妻生的儿子金土因虚弱多病，多次带往县城的百官镇的医院诊治、配药，负担了全部医药费（对他家属说已在工作队报销了）。这陈樟坤，人虽迂腐，但很讲情义，在我结束工作离开后，即便在“文革”时期还用邮包寄来自留地上出产的黄豆、芝麻等物，我汇钱劝说也是无效。“文革”后还到我家来过两次，一次我还在工作，一次已经退休了。他住宿我家里时，还奉送“看面相，看手相”，我家里的人觉着好玩就让他观看，他把每个人都说得很好，说我二老的面相都是非常长寿的。在我工作后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出差绍兴或金华时，也顺路去跃进大队看望过他和钱寿生两家。再之后，大概是老了（他比我大九岁），少联系了。再后来跃进大队因改造铁路、公路而整个村子迁走，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在上虞县中塘公社跃进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小地名三嘴头里木桥），我与钱、陈两家住宿、搭伙的过程中，和两家八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日夜相处，丰富了我后来的儿童文学的创作。

一九六五年纪事
对于上虞县中塘公社跃进大队的“社教”，在我们总体结束，转入别的公社进行第二轮“社教”时，就明白了是走了弯路的。我在跃进大队的时间是1964年10月22日至1965年4月30日，除去春节放假回城十五天，长达半年之久。一开始正是执行《后十条》和推行“桃园经验”，重点针对了大队、生产小队干部的“四不清”，以至扩大到生产小队的计工员。打击了一大片。做法上是搞背靠背的深夜暗访，称之为“扎根串连”，检查基层干部“和平演变”，要人人评审过关；参观“两极分化”的农户，参观一家较富裕的生产队长家和本队一家最贫困的农户，进行对比。队长家有两只热水瓶就认为可能是搞了特权、多吃多占，有“四不清”的嫌疑，批判起来上升到“新的剥削”……。有时甚至提出“看今日之农村，竟是谁家之天下？”照搬了“桃园经验”的一套。省委直属机关在梁湖公社搞的点（准备推广的），据介绍的“经验”是搞了夺权仪式。进行的仪式是：召开大会，勒令大队干部当众交出印章，意为“夺印”，以造成声势。在我们公社工作队大队部，把各生产大队的工作组人员集中起来反右倾，找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作为典型加以批判、检讨。工作组回到自己所在的生产大队也连续开展“反右倾”的学习。产生的后果是，原有的干部躺倒不干了，原班子的机构瘫痪了，工作组只得另行组织“生产指挥组”和“四清检查组”，坚持正常运转。但毕竟气氛不对，干群对立、工作冷清。由于政策界限不清，矛盾激化，在我们邻近的狮子大队的大队会计，出于恐惧，竟昏了头纵火烧了会计室，毁灭了全部账册，走上了犯罪道路……。
幸亏后来被毛主席党中央察觉，下达了《二十三条》，明确了打击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扩大了教育面，缩小了打击面。我们又重新进行了学习，回头看、抓补课（实为纠偏）。当时对这个阶段的运动，用了三句话概括：先是《苏三起解》的一句台词：“洪同县里无好人”（指扩大化），然后是演了《三岔口》（黑灯瞎火下情况不明的误打），最后在纠正偏差时，挨了整的生产队长躺倒坚决不干了，于是又演了《碧玉簪》的“送凤冠”，耐心地劝说他们继续工作，把担子挑起来。在教育犯有一般性的错误而挨了整的干部时，又加了一句话，道是《三娘教子》，“打在儿身，疼在娘心”。运用了众所周知的几本传统折子戏，来揭示这场全国范围的大运动的曲折过程，我们一听语言风格就知道是毛主席说的，深刻、风趣、通俗易懂。毛主席在力挽狂澜、纠正偏差时，也充满了他固有的政治智慧，既要拨正航向，又不能泼下面干部的冷水，旨在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受到教育、得到提高。总之，跃进大队的“四清”，最终是端正过来了。但在其中还有过一个曲折，那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群众曾一语道明：“蹲下身看，一地蚂蚁；立起身看，一只蚂蚁也没有了”，在纠正打击扩大面时却不顾群众反对把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原支部书记钱X荣“平反”了——该人是个一贯骑在贫下中农头上的恶霸，民愤极大，跃进大队工作组撤走时把他保留了党籍，提议安排“一官半职”，使得贫下中农都不安起来，也有的痛哭着不让工作组离村。工作组多数同志也思想不通。但决定是上面“内定”了，直督下来的，工作组思想不通也得执行——果然，在工作组一离开，他就利用了固有的宗族势力，向新当选的支部书记杨成元发难，对贫下中农打击报复，进行反攻倒算。这时我们工作组已进入第二轮社教，在别的公社工作了，闻讯后（上级也已得报）又把王俊才派去原先的大队杀了个“回马枪”，进村补课，把这个混进党里的异己分子清理了出去。
在结束第一轮农村社教、撤离中塘公社跃进大队之前，我被授予工作队“五好队员”的荣誉称号。
我们于五月十日告别跃进大队，全体奔赴章镇区联江公社，投入了第二轮的“社教”工作。我与本报王俊才、蒋镇中、浙江歌舞团屈鸿堃（省歌舞团乐队指挥）为一操作组。先在公社机关搞“四清”，帮助公社书记、主任和各部门的脱产干部“下楼”（解脱之意）。尔后，我奉命转入下属的新窑大队。
因为有了第一轮社教的经验教训，特别有了《二十三条》的正确指导，使得第二轮的联江公社的社教比较顺利。以文件精神正面教育引路，整个过程是和风细雨的，帮助总结先进事迹加以提高和推广；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不触犯刑律，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最后达到心服口服而心情舒畅。整个过程没有伤害到人，不但这些农村干部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就连我们这些下乡的干部也提高了思想认识。对我来说，更是发生了一个不小的突变——这得放在后面再细细地说。
我下到的新窑大队，是个远离城镇的深山岙里的小村，风景秀丽而民风淳朴。虽是大队建制，却只有两个小队的规模。想不到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指的是干部队伍风正气清，干群团结，妇女、共青团员对集体劳动、社会工作、政治学习都踊跃参加；对于国家的号召都能积极响应。总之，觉悟程度比较高。有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和一位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吴桂亭密不可分。新窑大队原是从前长年烧窑而废弃之地，自然条件极差，在党支部领导下，运用集体力量，战天斗地、开荒造田、植树造林，筑大坝、建水库（这个“新窑水库”改变了一方面貌）。他们靠山吃山，养竹出笋、护树产果，因地制宜地精耕细作……把这地处山岙的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使一个穷山村超越了山外的富水乡。而且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可以成为农村的典范。吴桂亭本人被公社认为“三个一片”——对党一片忠心，对集体一片忠心，对社员一片忠心；是个以身作则、任劳任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人；他苦干、实干、带头干，还坚持理论学习（每天比别人早起床看书学习），富于革命理想，善走群众路线，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又是生产能手（本是旧社会替地主当长工，件件农活儿拿得起）。他与妻子梁玉园结成患难夫妻时，就以地主的守坟屋为家。妻子劳动工作一贯积极，一心为集体；儿子金惠（十五岁）、大女金仙（十三岁），小女春仙（十一岁），也都是爱学习、爱劳动，向往进步的好苗子。——我为什么对他们一家写了那么多的赞美词？不是我头脑发热，而是来自社员们的反映，更是我作为他的房客在“三同”中亲身的感受。
大凡一个大队有个好书记，就会有个好班子，有个好班子就会有全大队的好风气。要说新窑大队的风气好，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晚上的会议记录，由此可见一斑。那晚，我参加第一生产队讨论贫下中农加入新建的“贫协”会议。会议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要求、改正缺点，趁入会的机会把思想提高一步。于是就出现了父母提子女的不足，子女提父母的缺点，父亲帮儿子分析问题的事理，小叔帮嫂子查找产生的原因，丈夫帮妻子指出克服的方向……认认真真、平心静气。提意见者是善意的，接受者是虚心的，气氛是活跃的。全新的景象，使我这个列席者感到惊奇和震撼！我回头问身旁的人，你们这样的会常开吗？回答是也不常开，但一年当中都要开两三次。事后，我在这份记录上写了感言：“我从新窑大队看到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前景”“人生在世，还有比这更兴奋的事吗？！”
在有这样的干部、有这样的群众的大队里搞“四清”，负面的任务显然是不重了，只要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帮助划清一些是非政策界限，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主要任务却是全面总结这个大队特别是吴桂亭的先进事迹，向周边大队推广，同时要写出书面材料上报到团部。
对于正面宣传，我是很有话可讲的。上虞县的地方话属于绍兴语系，而我从小生活在杭县最南端的星桥贾家村外婆家也是这个语系，正好和绍兴话合拍。因此我很容易和这里的贫下中农和妇女儿童沟通。我在会上讲话，大家爱听、能接受。我讲的不单是宣读文件、讲解条文，而是读了文件条文之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通俗化、形象化、生活化。我把小时候听母亲讲她祖上三代人的变迁史，进行推陈出新，达到现实的宣传效果。那就是我外公的父亲陈浩梅童年时代，遇到了战乱、灾荒加瘟疫，陈家只剩下了他一个小少年。这时遇上一队太平军经过把他带走，还被一位陈姓的王爷收为义子，成了小王爷。不几年太平军失败，王爷战死，他由军中分得大半麻袋的银元被疏散回家。其时乡里仍少有人烟，大片土地抛荒，杂草丛生，清政府把大片无主土地充作欠交的公粮收归国有，再低价转卖，只要往后能收到公粮，农户花不多的钱去政府登个记、注个册，就算卖给你了。于是陈浩梅凭手头有银元，一下子获得了一百亩田地。这算是不小的地主了。我外公的父亲（我母亲的祖父）陈浩梅前后两次婚姻，共生下五个儿子，分家时五户分成，每户分到二十亩，获得一些银元分别建造了三开间两弄两进的砖木结构的瓦房，也算得上是富农或小康人家了。因此我母亲小时生活得还算富裕。她父亲（我外公，我小时候见过，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很滑稽）陈本浩是五兄弟中的老大，生下四男一女（女的即我母亲），女的是出嫁在外的，四个舅舅中的老二送给人家做孩子，剩下三个舅舅分家时每户七亩也不到了，只能算中农了（土改时属于土地不进不出的自耕农）。这三个中农之家又各自生下多个子女，是我表兄表妹这一代了，表妹出嫁不必分田产，而三家中的表兄表弟至今还没有分家，拥挤着吃大锅饭，不是不想分而是没法分，不论分与不分，已经降为贫下中农了。所以说，农民如果走老路、搞单干，即便没有天灾人祸，单是人口繁殖也能由富变穷，一直穷到没有了出路、没有了活路。我表兄弟这一代，如果不逢解放，仍处在旧社会，有的就要沦落为赤贫的雇工，曾经拥有一百亩土地的陈浩梅的第四代就得替别的地主当长工！幸得到了新社会。新社会怎么办？由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走新路，也就是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国一盘棋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提升农业的实力，公社内部再办起小型农产品加工业，扩大供销合作社，使得人人有事干、村村无闲人——这一件一件的事，也只有党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得成，把旧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农民一代一代穷下去的难题给破解了，保证了农民一代一代幸福下去，一代胜过一代，由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社员们听着我的宣讲，如同听了一堂故事，也接受了其中的道理。
除了正面宣传，还有个重要任务是全面总结党支部书记吴桂亭的先进事迹。这既是上级交办的任务，也是我作为作者搞创作所必需。我找了吴桂亭本人八次长谈，和他的家人多次谈话，再经周边群众的日常闲聊和专门采访，加上我在他家的“三同”中的静观默察，终于写出了长文《朴素的真理——记吴桂亭》。作为初稿向全公社兄弟大队工作组传达的版本。一时间，各大队兄弟工作组前来新窑参观，开现场会，吴桂亭又作了口头介绍。后来几经补充、核对、修正，改成了《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我在当年九月二日的《日记》写的感言是：“整理这样的材料是一种享受，好似在听一支最好听的歌，真兴奋之至。”此外，我还写了《新窑新貌》、《李双双式的女社员梁玉园》。最后联系我对生活的认识、对文艺思想的转变和提高，写出了《登泰山才能识泰山》一文。
农村“双夏”（夏收夏种），又称“双抢”（抢收抢种），是赶季节、保两季丰收的头等大事。全年的丰收取决于不误农时，因此投入的劳动，无论怎样的酷热，劳动时间都是两头黑，早赶星星晚赶月。当地农民过后就有个休整期，而工作队“双抢”结束也跟着有了假期。
在假期里，我办了一件事，就是清理我的文艺思想，修改《登泰山才能识泰山》一文。这关系到如何看待生活，如何处理从源到流的关系问题，求得从苦闷中的突破，对于我是至关重要的。本报工作队的同志，报社领导也很关切并为我高兴。……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这几年文艺界，对我的创作既看好、又不看好。批评的意见是，作品反映旧时代旧人物多而强，新时代新人物少而弱，写批判、写讽刺强于歌颂。在一次专为我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上，两位杭大中文系青年老师讲得很不客气，认为缺乏时代精神，起不到号角、灯塔与火炬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批评，我有承认、有不承认。承认的是我的作品和面临的时代有些脱节，写新生活的作品也是战斗力不强；不能接受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已经有所提升了，我总不能硬生生地写自己也不了解不相信的英雄人物呀！可是有人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李准的《李双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等。于是我困惑、苦闷、泄气！省文联专职副主席俞仲武就对我说过：不忙着写东西，先长时期下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风雪之夜》那样的作品，塑造“李双双”那样的人物。下去搞社教就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解决了我那种“只见平地不见高山”的观念。新窑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桂亭，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形成的全新的人物和他的新型家庭，以及在他带领下遍及好人好事的生产大队……活生生的现实，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我对生活的描绘还有什么理由可怀疑而止步不前呢？纵然，像吴桂亭这样完美的先进典型不会很普遍，但一个公社有一个，全省将是多少？即便一个县只有一个，全国将是多少？问题是我以往没有接触他们，没有登上泰山怎能识得泰山？所以我思想总结的题目就是“登泰山才能识泰山”。还在这次休假回杭之前，已经把这种思想认识向工作队的同志们谈过，他们很为我高兴；本报工作队带队领导杨子毅同志得知消息特地从团部赶来新窑大队，听取我的思想汇报，连声说：“好！好！好！”即命我在全体工作队人员会上谈心得体会。我这次休假回杭，又在报社机关党委主持的“社教”汇报会上，向本报职工作了专题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会后，我又将成文的《登泰山才能识泰山》交到机关党委。我前后两年在社教工作队，深切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们的真诚相待。当我在创作思想上解决了“老大难”的问题时，他们为我高兴。我很感谢这些同志，至今深深地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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