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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18 07:53:43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雷川 - 小 + 大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为什么是鲁迅？ 有些人说，鲁迅没有参加过五四运动。其实，如果把《新青年》杂志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代表性宣传阵地的话，那么，1919年前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以及一系列内容深刻的“随感录”。可见，说鲁迅没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不准确的。当然，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还不是非常突出。但是，毛主席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树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又是为什么呢？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1919年到1921年，第二是1921年到1927年，第三是1927年到1937年，第四是抗日爆发之后。毛主席指出，在第三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毛主席说：“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毋庸讳言，李大钊、陈独秀在1919年前后向中国知识界宣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时，鲁迅还不是共产主义者。鲁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具体时间点，历史学家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这里暂且不作过多讨论。不过，鲁迅在晚年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鲁迅在中国20世纪初叶、特别是在1927年之后最黑暗的年代里起到了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作用，正是在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说鲁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主将、旗手、伟人？是因为鲁迅毫不妥协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最勇敢、最不怕牺牲？也许是，但是当时进步的文化界里，其他文学家、思想家同样毫不妥协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斗争，有些还光荣地献出了生命，例如鲁迅曾经写文章、写诗歌悼念过的“左联五烈士”以及杨杏佛等人；是因为鲁迅的作品非常深刻、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或许也是，鲁迅虽然没有大部头的作品，但是他的短篇小说、杂文、诗歌，确实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反动派的心脏；特别是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分析，特别值得后人学习、分析，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但是，为什么将鲁迅树立为中国20世纪初叶文化革命的主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它著作中，没有作出过细的解释。虽有众多其他论者同意毛主席的观点，但也鲜有对此作出详细论述者。或许在当时的年代，大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鲁迅先生的思想、著作、为人都了如指掌，无需过多解释。但是，现在离开五四运动已经一百年，离开鲁迅先生逝世已经八十多年，离开毛主席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将近八十年，离开新中国成立已经七十年，所以，笔者在此尝试着论述一下，欢迎各方读者提出意见。 《阿Q正传》是鲁迅深刻剖析“国民性”的一篇代表作。鲁迅认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正因为如此，鲁迅逝世后，沈钧儒先生书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遗体上。这些，就奠定了鲁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茅盾先生说过，《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老舍先生则对鲁迅的杂文给予过高度评价，他说：“只写了些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所有这些，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上是认定鲁迅为“五四”之后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重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一般不为人所注意。 正如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领袖，不仅仅因为毛主席不怕牺牲、勇敢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更因为毛主席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从“三湾改编”开始，总结出一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纲领，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军队三大民主”等等，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古田会议”中，又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同理，之所以认为鲁迅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时最杰出的文化革命主将，不仅因为鲁迅勇敢面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不仅因其著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居突出地位，更因为鲁迅有着当时进步文化界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远见，而这种政治远见涉及进步文化团体、左翼作家队伍内部的相互关系、队伍建设，以及左翼文化界面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应持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策略。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作了一篇演讲，题为《论鲁迅》。毛主席说：“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鲁迅的政治远见”，表现在哪里呢？毛主席在演讲中举例说：“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毛主席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1936年6月，当时的中国托派分子写信给鲁迅先生，攻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说中共在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下，不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却跑到农村打天下；抗日爆发以来，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与官僚、政客、军阀搞联合，放弃了阶级立场。你看这些托派分子说得多么革命！他们企图拉拢鲁迅先生公开站在他们一边，可是鲁迅先生一眼看穿了他们是口头革命派。鲁迅先生在回信中严正指出：“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引自鲁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可见，鲁迅先生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爱的是“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他憎的，是那些满口革命却不做实际奉献、在革命阵营内部攻击他人的宵小之辈。今天的人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环境下，像托派那样满嘴“阶级”、“革命”的口头革命派，如果给了我们今天的一些左派，包括一些左派老同志或者左派学者，很有可能就把托派认定为“左派”、“革命派”，至少是“团结的对象”。一般人，会洞穿其本质、认清托派的政治面目吗？在当时，如果是共产党员，那很好办，党组织会告诉你：“托派是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咱们应该跟托派划清界限。”可是，鲁迅是党外人士，虽然有冯雪峰等共产党人与其交往，但鲁迅仍然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自由。鲁迅在纷纭复杂的情况下，能洞穿托派的政治面目，其政治远见，可见一斑。 当然，这是鲁迅逝世前不久的政治水平。在此之前，鲁迅的政治远见，仍有许多为当时进步文化界的同仁不能及、也不能立即理解的地方。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明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然而，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学理主义、教条主义仍然很多。1928年到1929年，上海文化界某些人在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打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否认文学应该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工具作用。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直视”，光做纸面上的“打打”、“杀杀”。鲁迅指出，文学是宣传，但并不是所有的宣传都是文学，例如标语口号、政治评论，就不是文学，如果把一切宣传都看成文学，那么就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这也就是说，鲁迅主张文学的思想性、社会宣传性、艺术性并重，反对把文学变为单一的宣传工具。结果，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便联合起来攻击鲁迅先生是“反动文人”、“醉眼朦胧的小资产阶级”。 其实，鲁迅绝不是反对革命文学，也不是要取消文学的阶级性。相反，他指出：“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怎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饿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而且，鲁迅非常反对那种自诩“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所谓“第三种人”。他说：“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鲁迅在1936年《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说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文化界某些共产党人的幼稚，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创作指导思想，其实与毛主席倡导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不谋而合。 到了1936年，鲁迅既要面对托派那种形“左”实右的表演，又要面对左翼作家联盟内部以周扬为首的一些共产党人的右倾倾向。周扬一伙跟着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从关门主义跳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鉴于党在抗日爆发之后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在文化界提出了模糊不清的所谓“国防文学”口号，极力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当着鲁迅先生坚持自己的口号时，他们便污蔑鲁迅先生“只团结少数人”、“搞宗派”。 鲁迅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应该把革命文学与“大众的”、“民族的”文学结合起来，而不是片面强调“民族性”，更不能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提倡所谓“国防文学”。他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指出：“新的口号（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者注）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这里，鲁迅所说的“有些我的战友”，就是指左联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谓“相反的‘美梦’”即是指周扬一伙提出的“国防文学”。 2007年5月，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纪念〈讲话〉，学习鲁迅》一文。魏巍同志指出：“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周扬之间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可以最鲜明地看到，鲁迅坚定的阶级立场和辩证思维的统一。周扬等人因为党依据新形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之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强烈地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今天来看，鲁迅的阶级立场是更加鲜明的，而周扬等却因抗日把阶级性模糊了。鲁迅的马列主义水平确实更高明一些。” 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左”和“右”有时候仅有一步之遥。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说得多么透彻！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不是难得的警示和提醒吗？ 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过去，笔者曾经不理解，鲁迅既未扛枪打仗，又未直接参加过白区地下党，怎么是革命家？后来，慢慢懂得了，鲁迅不仅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不仅仅挖掘了民族劣根性，试图重塑民族灵魂、试图唤醒民众，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以冷峻的目光和超脱的态度，认识到“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认识到“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你说他怎么不是革命家？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接着又提出三项战略任务：首先，“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其次，“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再则，“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鲁迅这里所谈到的，与我们今天的左派状况，是不是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呢？是的，鲁迅所谈的这三点意见，对于今天的左派，其实有很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鲁迅以其特有的“多疑”型思维，写出这篇高屋建瓴的《意见》，将一些隐蔽的、人们未察觉的、或即使察觉也不愿提及的事实，以左联盟主的身份提出来，迫使所有人不得不面对；而他的论证又是那么平和、朴实，与鲁迅在一些战斗性杂文中的文风，迥然不同。鲁迅在《意见》中的一系列中肯话语，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鲁迅的这些经验之谈、谆谆教诲，就像侵入初春复苏时节的倒春寒，使刚成立的左联打了一个深深的寒颤。 相比之下，1928年到1936年上海左翼文化界里，那些曾经跟鲁迅先生激烈论战，甚至攻击、谩骂鲁迅的人，那些忽“左”忽右的教条主义者们，懂得上述这些东西吗？具备那种冷峻的睿智和经验吗？他们当然不懂得、不具备，因此他们绝对不是革命家。尽管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投奔了解放区、加入了共产党，他们至多算是革命的参与者，有些人最终只是革命的“同路人”。由于机会主义分子始终左右摇摆，导致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阵营内部不断内讧，鲁迅先生不得不时刻提防“从背后杀来的一刀”，经常不得已而“横着战斗”。 1936年，周扬一伙追随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政策，硬说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左联这种组织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解散。鲁迅本来不同意解散左联，鲁迅表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曾语重心长地对徐懋庸说：“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但是迫于周扬等人的意见，鲁迅不得已同意解散。同时，鲁迅又提出：“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然而，当时党的地下组织“文总”却认为，当时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组织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鲁迅只得说：“那也好。”然而过了些天，周扬又派徐懋庸去对鲁迅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在1928年如此“左”得出奇的一些文化界共产党人，这时候又如此积极贯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政策，丝毫不听鲁迅的意见。由于当时共产党的幼稚，文化界一些共产党人忽“左”忽右，未能很好地凝聚进步的文化界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也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扩大进步文化的影响。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了“五四”之后中国文化革命发展的四个时期之后，指出在其中第三个时期（即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毛主席指出，这两种“围剿”都惨败了。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就是全国人民的空前觉悟。毛主席接着指出：“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纪念五四运动，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今天的斗争。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有没有1927年至1936年上海左翼文化界存在的那些幼稚表现和左右摇摆现象？我们是否有时候也是仅仅坐在玻璃窗里高谈阔论？我们是否也会满足于简单的口号宣传，而忽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面对这样、那样的口头革命派，我们能一眼洞穿其本质吗？而在有必要利用对我们有利的社会形势时，我们会不会也提出“国防文学”之类的愚蠢口号、做出“解散左联”那样的愚蠢之举？我们现在是否同样急需扩大战线、急需培养大批新战士？是否同样需要坚持长期“韧”的战斗？我们目前的左派知识分子，是否也缺乏“韧”的精神，往往写上一篇文章就作罢，当作进入左派队伍的“敲门砖”？我们是否同样是阵地小得可怜、而且还充满内部矛盾？我们现在的左派知识分子里，恐怕有些人很想充当现在文化界、思想界的主将、旗手，有些人内心里，甚至不排除想当思想界的伟人。然而，我们要问一句：您具备鲁迅那样的政治远见、深邃思想和丰富经验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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