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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6 08:38:0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杨止仁 - 小 + 大
2000年与魏巍同志讨论文革的一封信（4-2）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就与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手抄件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姚文元那里。姚存在手里没有及时呈送毛主席，被逮捕抄家时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四人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仍给我结论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曾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路线的董万里同志，于1977年10月3日含冤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周民英由于新华总社不同意省委开除党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傍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道“耆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躯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真理的追求》，我见到这两个革命刊物，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与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二、我对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逐渐激化的不可避免的一场决战。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同志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 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的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 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一时出现失误加上连续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上的原因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同志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正在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此机会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同志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彭德怀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的。而他对毛主席过去对他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同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应该对大跃进中我们党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是应该对毛泽东同志的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作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并努力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采取和毛泽东同志合作的态度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毛主席已作出进一步纠左布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发难，而且言词激烈，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问题。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和国际上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 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已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党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了吗?不是已经在全国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大跃进吗?不是已经作出毛泽东同志从1956年以来搞的是一条“左倾”的错误吗?不是把当年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实现了吗?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了吗?所以，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明显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营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同志立刻敏锐地觉察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在翻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各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同志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法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已严重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的由来。所有这些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也曾设想，如果毛泽东同志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后经过深思改变了这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和任务是要在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已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失去多数支持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夺权斗争，是建国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激化的生死决战，是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大革命。显然，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 我也曾想过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感到也不行。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思想认识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一次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在当时政治局里毛泽东同志已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 我正是通过对以上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和再三思考，才感到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三、对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要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这只能是毛泽同志一方面的希望，客观现实是我们的老帅、老将、老总们在文革中有几个表示拥护、支持愿意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继续革命呢?相反他们几乎都站在了对立面，对运动进行百般指责，强烈反对，毛泽东同志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 对于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始终是非常信任重用的，而周恩来同志也是始终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协助毛泽东同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密切合作鼎力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相信要远远超过对林彪的相信。毛泽东同志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不仅明显表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和信不过，而且将这封绝密信唯一送给周恩来同志一看，这充分表明他对周恩来同志无任何保留地信任。在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使用也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来同志，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情交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了许多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向中央的汇报，并代表中央作出了处理决定。河南三派群众组织向中央汇报时，从头至尾都是周总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然后表态作出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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