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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7 00:06:32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杨止仁 - 小 + 大
2000年与魏巍同志讨论文革的一封信（4-3） 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河南省委却把众所周知的并有文件记载可证的周恩来同志对河南问题的表态说成是假的，照样给予推翻。在文革中周恩来同志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尽可能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老帅、老将、老总们以及许多高干的工作，以减少运动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同志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林彪，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压根对他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以后，就产生了对他的疑虑。林彪在文革中制造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又进一步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反感和提防。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用，另组织人写了一个政治报告。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看法。“九大”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并不能表明毛泽东同志真正心意。不然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呢?如果毛泽东同志真的信任林彪把他作为接班人，就没有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了。这一点恐怕林彪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然也不会有“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和发生“九一三”事件。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 革中并不是真正信任重用林彪的。 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确是信任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而上述这些人尽管各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接受衷心支持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 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同志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这方面看，他们的精神实属可贵是应该称道的。如果再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尝试的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了。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等人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狱中和受审的表现看，除姚文元受私念驱动表现不够好，江青、张春桥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尽管江青有许多曾被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错误、弱点，但江青的大节，她至死是忠于毛泽东同志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再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我们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同志，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的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都将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她和杨开慧同志一样是无愧于毛泽东同志夫人称号的。 四、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我认为这是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今后为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 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已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很难避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从河南情况看，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一个坏人，这并不稀罕。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但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大规模武斗这样的事，主要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 群众中分裂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段时期，而恰恰这也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这一情况从我在前面关于河南文革发展过程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 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组织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仅如此，我认为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接受得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征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眼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青春的宝贵生命。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英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道理相类似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反修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河南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光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一时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连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禄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坚决支持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三年。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的加以否定，焦裕禄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禄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世界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被否定。建红旗渠工程的大批英雄人物，有的被批判，有的被逮捕判刑。因多年无人管理，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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