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在革命低潮中怎样做

时间：2020-10-12 07:11:10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佚名 - 小 + 大

革命导师在革命低潮中怎样做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高潮和低潮。这样，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对待革命低潮，就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能否从低潮走向高潮、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曾经历过两次大的革命，然而都失败了。一次是1848年欧洲革命，另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
1848年革命中，因为欧洲大陆各国的无产阶级普遍参加了这场革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本来设想，把革命继续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但是，事与愿违，1848年革命戛然而止了。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教训，首先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有的区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目标，其次是指出必须在各个国家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实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同时总结了巴黎公社运动中的若干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巴黎公社在起义过程中对敌人不够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的法国梯也尔反动政府盘踞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指挥政府军向起义的工人进行血腥屠杀，而起义工人只是消极防御，并没有主动向凡尔赛进军；另一个方面是在巴黎公社的政权建立之后，没有下狠手镇压巴黎的反革命分子，以至于某些反对巴黎公社的反革命分子还可以在巴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公社。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还指出了一件事。恩格斯说：“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现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假如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轰轰烈烈的俄国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列宁总结了三条教训。
第一条教训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的生活和国家的管理真正有所改善”，要改善人民的处境，决不能依靠统治阶级的“同情”。
第二条教训是，不仅要破坏沙皇专制制度、限制它的权力，而且要将它消灭。1905年的经验表明，人民开始觉醒时，曾要求专制政府让步，专制政府首先用刺刀来给予回应，到了全体人民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时，它才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但是，人民的攻势一减弱，沙皇政府便将这些让步统统收回，并实行反攻倒算。
第三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教训是，自由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民主革命，但它根本不愿意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总是鼓吹“和平的手段”，客观上麻痹了人民、维护了专制统治。当革命进入决战时期、后来又逐渐失势时，他们又动摇不定、甚至背叛革命。列宁指出，当广大群众还相信自由派时，俄国决不会有自由。只有无产阶级奋起斗争，推开动摇不定的自由派，带领贫苦农民和各阶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时，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俄国自由的到来。

二、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当时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人，大多数其实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当中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对敌人实行坚决镇压。但是，他们不相信群众的集体力量，推崇少数先进分子进行密谋和恐怖活动。由于布朗基派主张少数人的密谋行动，从而极端脱离群众。另一派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主张挽救小生产者的贫困和破产，使工人变为小生产者。他们厌恶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又主张恢复小私有，幻想实现所谓“平等竞争”。
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两大思想流派，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和愿望。布朗基主义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工人急于改变恶劣经济地位的要求。蒲鲁东主义则反映已经破产和即将破产的手工业者的要求。两派的主张在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队伍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当时的法国劳动群众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同，但又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主张推翻投降卖国的梯也尔国防政府。虽然反对国防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起义成功之后，如何认识新生政权的性质，如何巩固新政权，如何发展革命胜利的成果，由于各派的纲领、主张不同，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出现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或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摆脱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然而，“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1848年革命之后，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欧洲的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这对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时期。但是，一分为二地看，这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比较稳固，所以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民主主义措施，允许工人组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允许工人组织出版报刊、杂志。这时，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发展自己的组织，并开展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获得了一些席位。这些斗争成果，毫无疑问，有利于扩大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政治影响，有利于壮大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
然而，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了迷信资产阶级民主、迷信议会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恩格斯晚年同这种倾向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恩格斯晚年，鉴于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的新特点，比较重视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利用资本主义在和平时代的一些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政策，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壮大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因此，有些机会主义者硬说恩格斯晚年信奉和平斗争与合法斗争，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原则，真可谓“传说猪龙真作孽，英雄伟业费疑猜”。历来的机会主义者歪曲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其最大的根据是恩格斯在1895年撰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他们说这个《导言》最能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其实，恩格斯恰恰是在这个《导言》中，将和平时期工人阶级的斗争称作“前哨战”，将今后的暴力革命称作“决战”，而将和平时期不断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称作“突击队”。在《导言》中，恩格斯特别强调要把这个“突击队”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与此同时，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中也出现了一些急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主张马上举行武装斗争的“左”倾盲动主义和空谈主义观点。恩格斯同样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列宁主张，在革命失败的条件下，必须用防御的策略代替进攻的策略，必须把秘密工作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聚集力量，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做好准备。
然而，孟什维克却被反革命的暴力所吓倒，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提出了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或者“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他们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都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和目标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这些人就在当时的俄国被称为“取消派”。“取消派”为了实现他们的投降政策，采取了分裂党的行动，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群众集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正确政策。在对待合法活动的界限上，列宁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界限。列宁说：“我们希望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公开活动的机会，‘取消派’则希望在专制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专制制度，为此而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这一活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专制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
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了一些所谓的“改革”，包括召开国家杜马，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杜马。列宁当时指出，由于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因而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这届杜马，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借此扩大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以便争取更多群众。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各方面的组织性”。列宁当时强调，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然而，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些“左”倾空谈家要求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还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认为党的活动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机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这一部分人，当时被称为“召回派”。列宁后来在论及反对“召回派”的斗争时说道，在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在所有被击破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颓丧情绪最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穿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

三、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革命低潮时期，往往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峻挑战的历史时期。革命导师从来不是那种思想封闭、拒绝接受新事物的人。相反，他们总是把革命低潮看作理论发展的大好契机，密切关注新的社会实际，勇敢地迎接新的时代挑战，推动自己的理论随着时代而发展。
1848年革命，无产阶级冲锋陷阵，却被资产阶级摘取了胜利果实。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即怎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提出了工农联盟的策略，等等。这样，就为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勾画了目标和蓝图。
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曾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革命风暴的那几年，他们又把力量集中在阐发自己的政治设想与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们的主要精力则集中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力图深刻挖掘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理论着眼点的这一变化，就没有《资本论》的问世。
1863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同样是一个伟大的发展时期。马克思认为，这个时期虽然很漫长，但它也不漫长。面对工人运动的暂时低潮、面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面对社会局面的暂时平静，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从1840年代到1860年代这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历史必将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与“一天”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日常琐碎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了发挥。列宁指出：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称为“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总是曲折、跳跃前进的，有时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龟行”发展时期、政治消沉时期，有时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时代、风起云涌的时代。
按照这样一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列宁教导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平的“龟行”发展时期，激发先进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积累革命力量，同时这种利用工作、准备工作要全部引向“最终目的”——使无产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经列宁再次提示和阐发的这一“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赖以永不迷航的灯塔，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服一切颓废情绪的精神指南。

四、对前途充满信心
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专门谈到革命斗争的曲折性，谈到革命的成败不仅受历史必然性的影响，同时也受着各种历史偶然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它偶然性所补偿。”
俄国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列宁指出，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那样的人民了！

五、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今天处在革命低潮时期，也应当像革命导师一样，对前途充满信心。
其次，我们也要对以往的革命运动，进行冷静的思考，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我们在总结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要认真学习马列毛的原著，认真弄懂革命历史情况，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革命导师的思想观点来总结，而不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而随心所欲地想象。
我们总结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全都是为了现实服务。我们今天的革命实践还非常有限，远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现在，左派队伍里有一些人，没有经过波澜壮阔的斗争实践，动不动就想创造新理论，这种倾向是不好的。要知道，没有大量的、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是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也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在努力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结合现在的现实情况，提出我们的一些具体看法、具体意见，仅此而已。至于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恐怕是今后才能做到的事情。
此外，在革命低潮时期，往往会在革命队伍中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倾向，可能同历史上的不完全相同，但肯定会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各种机会主义。
在激烈斗争的时代或者战争年代，当革命遇到挫折或者遭受失败时，容易出现“左”倾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倾向。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年代，当革命遭遇失败、陷入低潮时，往往会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我们今天，也会碰到“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像“保救”思潮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
总之，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树立信心，戒骄戒躁，脚踏实地，深入群众，立足调查研究，同时学习革命历史和马列毛原著，把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做出具体贡献。具体工作做多了，自然就会积累经验，把马列毛主义与今天的实践结合起来，今后才会有大的作为。
清代的龚自珍有一首《己亥杂诗》，是这样写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毛主席曾经将这首诗中的后两句改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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