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1969.11—1970.7）杂忆

一、从武药学习班到北京学习班

1969年11月，武汉制药厂军宣队就在厂内办学习班了（那时还没有“五不准”），对象是厂两级革委会群众代表和造反派骨干，动力是军宣队及保守派骨干，重点学习“五·二七”、“九·二七”中央文件，批判“反复旧”运动。从参加的人看，明显剑指造反派。最后，学习班上爆发了激烈争吵。厂里几个科、主任级干部，汪银庭、罗福林等四五人，跳得很高，厉声指斥造反派：你们“反复旧”，是资产阶级派性大发作，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破坏“九大”精神，就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 几个科室、车间的造反派头头迎头痛击：“反复旧”不对，但这是你们逼出来的，莫忘记了，今年元旦开始，厂革委会就被搞垮了，厂革委会群众代表一律回原单位，没有任何理由。厂革委会只剩一个军代表主任，一个半结合的革命干部，这不是搞笑嘛？武药革委会是武汉警备区正式红头文件批准的。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你们拿得出解散武药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吗？你们瞎搞，是不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对解放军？双方闹得不能开交，只差打起来。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一台闹剧，却是厂军宣队副队长楚耀廷一手导演的。到了11月20日以后，学习班基本办不下去了。11月25日下午五时，要下班了，军宣队突然宣布：厂里学习班结束。然后念了名单；罗礼明（军代表）、江厚宽（革委会副主任，结合干部）、丁元芳（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工总）、张楠桥（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工造）、徐大胜（革委会委员，群众代表，红卫军）、祝汉民（革委会委员，群众代表，九·一三）、梁书洪（工造）、朱长清（工总）、彭其松（工总）、张茂敬（工总）共10人。交待马上回家准备冬季衣物，明晨六点厂里集合出发，到北京中央办的“五不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等等。散了后，大多数都急忙赶回市内。徐大胜的父母当时在江汉路，他赶到江汉路时，经过一好友门口，一想，转身进门，见好友独自在家，便匆匆说了明晨出发，参加北京“五不准”学习班的消息。好友说：“五不准”，就是失去自由了。徐大胜脸色凝重，说要赶快回家清衣服，转身告别。好友送别不舍，此时昏黄路灯初上，街对面屋脊上挂了一轮斗大圆月，月边黄云缭绕，橙黄的月色清寒惨淡，使人感到深秋的寒气袭骨。徐大胜说：快回去，莫冻坏了，暴风雪今晚要来了。

第二天大早出门，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满城银白。厂里卡车送到黄浦路兵站，每个人发了一顶护耳棉军帽。下午，兵站用卡车把我们这批人送到不是车站、很偏僻的铁路边，让我们踩着铁路旁的碎石上了车，使人感到是偷偷摸摸。

11月27日到京，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五百多人送到北京空军学院。下车后，路边有前期先到学员夹道欢迎。梁书洪说：待遇不错，夹道欢迎。徐大胜说：是迎而不欢。

武药的人被编入九连三排。三排七班，新华社武汉记者站；八班，省水利厅属下机械修配厂；九班，省燃化局属下武汉制药厂。武药班除本厂10人外，有“插班生”两人，一为支左（造）的革命干部，行政15级；另一人是女的，戴副眼镜，是动力。都是省药用机械厂的。那女的揪住革干不放，一天到晚吵个不休，我们不好搭理。

武药三个动力，七个对象。 动力一，军代表罗礼明，连级干部，军宣队员。我们在厂里一般不跟他们接触，有事就找把革委会搞垮的第二批军宣队的正、副队长。动力二，厂革委会副主任，结合干部江厚宽，行政16级，1964年从市化工局调武药任代理厂长，直到文革开始。文革中，他并未亮相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1967年四季度，第一批军宣队支左，筹建革委会时，三结合的革委会候选人，都是由厂军宣队审核、提名的。厂各派革命造反组织基本上没有争席位、争名额，全由军代表说了算。文革中，作为革干身份、亮相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个，是厂老团委书记张连珍（1964年调入武汉市社教工作队，1966年10月社教工作队解散回厂），是厂里中层干部。军宣队认为她不能胜任管理全厂生产经营，就提名江厚宽，征求革命造反派意见。造反派中许多人认为，此人业务能力强，圆滑世故，不支造也不支保，城府很深。开始不同意，理由是他不算革命干部，但也认为他不是执行资反路线的“刘家王朝”决策层成员。后经军宣队长刘国勋耐心做工作，厂群众代表同意，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做群众的工作，同意结合进革委会。动力三，祝汉民，群众代表，二车间工人，九一三头头。别的群众代表回原单位，他回原来上班的二车间没几天，就上调厂设备科，后升任副科长。其他七人，都投入了“反复旧”斗争，与军宣队、当权派及其同盟军针锋相对。

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新华工头头刘玉民近年在他的回忆中说：

九连指导员来一班宣布：调刘玉民转入工人连队接受再教育。随即笔者于一九七○年三月底转入武汉制药厂的班，追查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问题也没了下文。

武汉制药厂所在的连队就在临近的教学楼内。这个班连带队的军代表共12人，除厂长、一名管理干部，其余是工人，工人中有半数以上是“五八二”（即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厂长是武汉当地人，瘦削的身材，白净的面庞，说话响亮而有条理。他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中学生，到文革前已经是行政十七级，进步是比较快的。这个厂的造反派组织是工总，参加学习的都是工总成员。厂长是较早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在革委会中担任副主任（军代表任主任）。一名副主任是工人，性格直率豪爽。还有一名委员，家住汉口武胜路一带，戴一副近视眼镜，沉稳少语，善于思考，看得出来他在班上是很有威信的。他对笔者说，他们的组织是新华工硚口联络站帮助成立的。《新华工》报他每期必看，新华工的游行队伍到汉口他必组织送茶水。很自然，这个班把笔者当成了朋友和客人，打扫卫生、提开水这些活他们都抢先干完了。到这个班的第一周，军代表主持了一次对笔者的帮促会议，此后他们开会、笔者看书，两不相扰。

武药班有两个戴眼镜的，恐怕是刘玉民搞混了。其中一个是徐大胜，他是家住长堤街的，他还记得，刘玉民在分配工作离开武汉前，到武胜路长堤街他家中去过一次，两人相谈甚欢。刘玉民说他被分到甘肃天水市，一个偏远的三线小城市。几十年间徐大胜没有忘记，有时会突然想起：刘玉民在天水会怎么样了。徐大胜也不是工总的，他文革前任厂团委书记，中共党员。1966年11月，他与厂工会干事朱欣荣发表声明造反，发起成立了“红卫军武药革命造反司令部”，那时药厂还没有九一三。另一个戴眼镜的是张茂俊，他是住在江汉路附近，是厂工总的笔杆子之一。武药工总一号头头周铭镐（中共党员，被军宣队政审掉了，没进入革委会）曾说过：是我和江厚福、蔡名楚多次秘密商议后，发起成立武药工总的。这说明不是新华工硚口办事处协助成立的。厂工总是武药造反最早、人数最多的组织。

二、北京学习班的前半期（1969.12—1970.3）

北京学习班的党校性质，这一点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定的，无须怀疑。党校是培养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党的接班人的学校。毛主席曾预计，文化大革命搞三四年就可以结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内部，造反派派性斗争不止，外部，反文革派（军队、地方当权派及保守派的同盟）借“清队”之机，打杀造反派，造反派舍命抗争，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复旧”运动。毛主席、中央文革来个“釜底抽薪”，把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头头都抽到北京，集中办学习班，改正错误，增强党性，继续革命，因为九大以后，中央要求全国形成稳定有序、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大局。

而湖北、武汉，手握地方实权的曾、刘，却瞒天过海，打着红旗反红旗，谋得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的大力相助，在湖北班，把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搞变了味，成了大抓五一六、北决扬的战场。与此同时，依照事先的阴谋策划，湖北、武汉掀起抓五一六、北决扬的群众运动，关押监禁，大搞逼供信，在造反派中抓了六十万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要把造反派斩尽杀绝。

对中央的苦心安排，我们心里都感受到了。一日三餐，让人觉得享受，我们身居社会基层的工厂职工，觉得餐餐都在上餐馆、酒店，不少人都胖了。江青同志亲自安排全体学员两进人民大会堂，一次听音乐会，一次看《红灯记》。还有两次在夜晚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四月一次，仰望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头顶闪闪而过，耳闻天籁之音《东方红》在太空响起。五一之夜的天安门晚会，坐在广场上，借探照灯光束指引，隐约见到毛主席。让人感动的是，

1970年3月19日晚上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对全国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学员们讲国际形势。那天晚上九时许，我们就到了，能容纳一万八千人的观众席好像都座无虚席，人虽多，秩序井然，没人随意走动，都安静等候总理到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广播说总理外事活动尚在进行中。后来知道，那天中午，被军事政变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飞抵北京机场，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从莫斯科飞到北京，唯一指望中国相助，总理一直陪他，故迟迟不能到来。总理还在忙，会场领导下令全体大合唱，边唱边等。大合唱由许多人同步指挥，一万多人在一个屋顶下同声放喉，歌声和谐，节奏一致，音调准确。雄浑的歌声如大海波涛，一波接着一波，此伏彼起，高亢，嘹亮，雄壮，惊天地，泣鬼神，令人叹为观止。时至凌晨一点多，年迈的总理不顾一整天的紧张国事操劳，匆匆现身会场。武药班有幸离主席台很近，只见周总理第一个出来，走到主席台前端，转身回望示意，康生才慢慢跟上，接着是江青，也拉开距离跟着出来，最后的好像是姚文元。那天只有周总理讲话，讲中国党和人民支持柬埔寨等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讲毛主席的三个世界战略。让人感怀的是，总理已工作到凌晨了，完全有理由取消这次接见，况且国际形势与造反派并无直接关系，也显得不是很要紧。周总理这样做，自有一片苦心，他把造反派当人，他对造反派抱有期望。这样做，也是对毛主席路线、中央文革的支持。

来到北京学习班，武药造反派虽有点紧张，但总体是平静的。武药的钢新两派，都被当权派和保守派称为策略派，不搞武斗，不打击报复对立面的群众，不抢枪，不争席位，不搞打砸抢，连装黑材料的档案，都是厂党委自己拿出来的，不是抢的。那是当年工总头头周铭镐略施小计的结果。在当权派和保守派口中，“策略派”是贬义词，我们并不认同。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水平太低，学习太差，只学了点皮毛。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使广大的保守派群众与当权派分化、瓦解，把他们团结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和我们并肩战斗，一起把矛头指向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才有可能。这个问题上，只有上海的王洪文做得好一点。

武药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刘国勋曾指出：武药革委会的班子是很纯的。意思是说，群众代表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及表现都没有问题。“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由于心情相对宽松，到北京学习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当天午餐后，回到驻地教室，进门后，二连连长朱长清（军宣队把生产车间编成连、排）进餐吃得好，心情愉快，走到他床位前约三四米的地方，突然助跑两三步，一个空心跟头，空中转体360度，稳稳落在床中央。在他身后的徐大胜知道他会摔跤，有点功夫，觉得好笑，笑他三十多岁了还有一颗童心。不料他身边传来一声低声呵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徐冷眼一瞥，见是一满脸不屑的、大约二十出头的矮个子军人发话。徐又瞧了他一眼，心想，这大概是水利厅修配厂的军代表，一看就是农村出来的小兵娃子。懂什么是阶级吗？老朱工人家庭出身，本人十五六岁进武药当工人，文革前就是生产骨干、积极分子，还“小资产阶级”！还加上“狂热性”！也不知作为军宣队进厂和来中央学习班前，曾、刘、张昭剑等等上级，给他们灌输了些什么，才如此居高临下，狂妄自大。再深一点想，一叶知秋，小兵这一句话藏着暧昧，可见端倪。这个事，徐未对朱说，也没告诉其他人。

那一段时间，按照要求，认真读毛著，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极左思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当时是人人过关，先准备自我批判材料，由军代表主持。一人自我检查批判结束，全班揭发、批判、帮助，军代表一锤定音。他说不行，就重来深挖，重做自我批判。回忆当时，最担心不能过关的就是张茂俊了，他为了过关，除深刻批判自己的“派性”，与北决扬、极左思潮“划清界限”，还说自己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说自己常胡思乱想，想姑娘伢，想年轻女人，想她们的裸体，偷偷画女人的裸体画等等。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的思想活动，都是他说给军代表听的，以示自己毫无保留的诚意。我们听了都默默无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高中学历，人极聪明，年届三十岁，未处对象，这与他自己的考虑和外貌都有关联，大家喊他用昵称：“皮球”。

和我们班同处一个大教室的，是水利厅机械修配厂的人，左邻右舍分别是新华社驻武汉记者站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人。

1970年元旦到来，学习班有了些节日的轻松气氛，各单位在教室里都出了元旦专刊，好像还互相参观了一下。夜里有清越的歌声从水院那边传来，一个女高音唱“十送红军”，歌声深情、宛转，高亢处带有几分悲凉。我们静静地听着，享受静夜荡漾的优美歌声，心有所动。五连连长彭其松出声说：这是哪个唱的？真好。彭写得一手好字，小提琴也拉得不错，人热情、正直、爽快。大家也都说唱得好。第二天，彭其松说：我晓得了，唱歌的是个叫伍必慧的学生，是校革委会委员。她还问我们班在元旦专刊上写诗的徐大胜是什么人。

我们班与左邻右舍虽无联系（避“串联”之嫌），但对革命小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充满爱意，他们是工人造反派的亲密战友，难兄难弟。对新华社武汉记者站的记者充满敬意，记者是人民的良心，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忠实耳目，每日把湖北、武汉各方面、各阶层的各种动态，客观、真实、准确，及时上报毛主席、党中央，惹恼了曾、刘等当权派。听某记者透露，新华社武汉记者站几乎是一锅端，只留下两人看家。把他们搞到北京学习班的理由是“他们思想上倾向造反派”。当时曾刘除把造反派往死里整外，还试图借机修理一下新华社记者。记得记者中有个高高瘦瘦、四十上下的男子，名徐奔，梁书洪说：对他有印象，是因为徐大胜说他的名字意思是“慢慢跑”。徐奔曾在学习班指挥我们唱歌。还有一个记者三十多岁，戴眼镜，叫田钢，徐大胜记得他。

在北京学习班，除了吃忆苦饭，还安排到陈伯达蹲点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劳动了一天。时间大约是1970年的一二月份，北京城内外还是冰天雪地，气温很低，郊外大地白茫茫一片。我们的任务是挖土，把土用北方的那种小架子车运到指定的地方，不停地搞了一上午，下午接着干。午饭是用麻袋装来的馒头和腌萝卜，都是冻得冰冷的。白面馒头大概是没发酵的实心干馒头，咬一口粉子直掉。青头萝卜是整个腌的，不似南方泡萝卜或腌萝卜要切成条或切成丁。劳动了一上午，浑身发热，一手拿馒头，一手拿个萝卜，啃一口馒头吃一口萝卜，倒也别有风味，没觉得冷和苦。这是因为我们这些成长于五十年代或号称“五八二”的工人，习惯了清贫的生活，比起我们在困难时期半饥半饱，在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加班加点，用土办法干着繁重的体力加脑力的化学制药生产，农村劳动简直是一种享受。蓝色的天空，广袤的雪原，清冷的新鲜空气，相对轻松的挖土、运土劳动，都使人愉悦。这些都是叫我们“忆苦”的大官们想都想不到的。

人人过关，我们班就是丁元芳过不了关。丁的自我检查批判，用了个把多小时。军代表罗礼明说，说那么多干什么，尽报些豆腐账。你的问题，一句话就够了。意思是要丁交待加入决派问题，丁元芳坚决不认，说自己与决派没有组织联系；决派一出现，思想上就认为他们是极左，早已划清了界限。军代表就把丁元芳弄到其他地方交待决派问题。丁元芳回忆说：军代表把他搞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还有彭勋、张立国、雷志茂，他和彭勋共用一张桌子。其间，张昭剑、刘海江两个湖北学习班领导对他施加压力，逼其承认是决派分子。丁元芳回忆：张昭剑一开口就说得比较吓人：你们药厂都炸开锅了，你要赶快交代。刘海江的口气缓一些，说你出身好，父亲是老邮电工人，要争取主动等等。丁元芳不上他们的当，始终坚持没参加决派。丁元芳是厂钢工总头头之一，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喜欢往夏、朱、胡那里跑，尤与胡厚民接触较多。他被驻厂军宣队认定是解决武药那个并不存在的北决扬问题的关键人物、突破口。

三、     北京学习班的后半期（1970.3—1970.7）

1970年春节后不久，大约是3月份，湖北学习班开全体大会。大会批斗并当场逮捕、押送回汉三个人，一个是工总的刘万泰，再就是工造的王锦铭、九一三的张鹏程，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一家一个。大家都感到很突然，顿时紧张起来。会上陈伯达讲话，说什么武汉北决扬是五一六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要全面清查。这次宣判大会和陈伯达讲话，表明在武汉军区的遥控、操纵下，北京学习班临时党委书记张昭剑勾结机会主义分子陈伯达，用假情况，虚构事实，欺瞒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复旧”问题，变成了在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和造反学生中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解决敌我矛盾的群众运动。曾、刘、张等恶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的是把造反派斩尽杀绝，毁掉文革的群众基础，其用心何其毒也。后来，批斗。监禁学生领袖杨道远、工人领袖胡厚民，都证明了这一点。

4月初一天，军代表罗礼明宣布，明天要来一个新华工学生，是华工革委会委员，黑笔杆子，态度顽固，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大家要严格要求，批判帮助。我们心想：要利用我们了，忘记了你们这些军人曾经一夜之间就把“工人阶级”赶出厂革委会了。第二天，小伙子来了，身高约1米78，脸膛微黑泛红，身板结实微胖，像个山东大汉。看来是农家子弟，淳厚质朴，细看带几分书卷气。刘玉民在武药班怎么自我批判，大家又如何帮助批判，一点记忆都没留下。只记得，他只检查一次就无下文了。当时武药，至少从反复旧开始，造反派就钢新不分，融为一体。新华工的革命小将，是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在剩下的相处的日子里，课余休息刘玉民与大家一起散步、谈天，相处很随便，和睦无间，心情舒畅。对那些当兵的把北京学习班搞得黑浪滚滚，喊打喊杀，我们班的造反派都处之泰然，任你千条诡计，我有一定之规。临了，刘玉民说，学习班结束，回校就要毕业分配了。徐大胜写了首带点戏谑的打油诗，记得大概：小胖仗剑走天涯，五湖四海都是家。拔剑四顾心茫然，珠峰回首掉尾巴。“小胖”是彭其松给刘玉民起的昵称，大家背后都这样叫。彭其松看了这首打油诗笑了，就拿去给刘玉民看了，不知刘玉民有无印象。因为当时大家都年轻，算是苦中作乐。

刘玉民在他负责撰写的新华工回忆录“清算”一章的第二节“北京学习班”结尾处写道：“到六月中旬，湖北班临时党委抽调新华社武汉记者站的两名记者和笔者共三人开始起草湖北省北京学习班的总结”，“三人按照刘海江给的提纲分头起草，最后由一名记者汇总”。看了刘玉民的这段叙述，徐大胜有点当时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刘海江搞了两个北京学习班湖北班总结的起草班子，两套班子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恐怕新华社的人心里明白），一套是刘玉民所在的班子，另一套是新华社记者田钢、水利电力学院的×××、武药的徐大胜三人。刘海江为什么要搞两套班子，目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起码是他对这些人都不放心。因为在写总结的过程中发生过怪事，徐大胜记忆犹新。

6月中旬一天，军代表罗礼明对徐大胜说：学习班党委决定你参加写湖北班总结，明天上午报到。第二天徐大胜去了罗礼明告知的办公室，罗跟两个徐不认识的人正在闲聊，他介绍一位是水院的×××，另一位戴眼镜的是新华社记者田钢。罗说明×××是三人小组组长。然后他故意放大音量，大声对徐进行“战前动员”：这次让你参加写总结，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此人有点喜欢装腔作势，武药的人早已见惯。徐大胜一听就知道，他当着两个陌生人，无非是想显摆一下自己。徐大胜不想泼他的面子，就应了他一句，然后他走了。接下来开始工作，组长×××对徐说，你就写开始的那个部分。听了组长的吩咐，徐想：三人共写一份总结，正常情况理应讨论一下。重要的是，学习班党委领导要写的东西，必然有要求，有具体指示，怎么×××一句话就完了呢？徐瞄了田钢一眼，见田钢默然不语，就想：可能我来以前他们已讨论过了。徐大胜就不问了，看×××葫芦里到底卖的么药。接下来，徐大胜按自己的理解，把×××所说的“开始的那个部分”写了一个草稿。第二天上班，徐将草稿交给×××，他瞟了几眼，说不行，也没给田钢看，当即退给徐。徐没作声，耐着性子，又写了一个“开始的那个部分”。第三天上班交给×××，×××接过去看了看又说不行，退还。徐大胜依然沉默，心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要成心跟我过不去？他肯定不是学生，也不会是教师，大概不是行政干部就是政工干部，年纪也就三十多岁。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但徐还是认真地写了第三稿，换了一下叙事方法。第四天把他说的“开始的那个部分”给了他，结果还是两个字：“不行”，这在徐的意料之中。从那天开始，徐大胜就不动笔了，剩下来的几天，就坐在办公桌前抽天津产恒大牌香烟，看书。田钢与×××一人一个办公桌，在那里写。过了几日，×××宣布，总结写完了，也没见他把写完的总结让三人讨论一番。

徐大胜始终保持沉默，是不想在北京学习班这个敏感的地点和时间，与×××爆发一场无原则的冲突与争斗。作为国家化学制药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武药也可以说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从解放前过来的老工程师、专家，也有从1954年起每年计划分配来厂的重点院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文革中这些人多是逍遥派，但百分之九十都是支持或同情造反派的。他们不管老的还是少的，都与徐大胜关系良好，他们懂得徐，徐也懂得他们，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名字现在徐大胜记不清楚，因为没把他当回事。他肯定不是水院的张建成。×××叫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问题是×××临时有点小权，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竟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痛下狠手搞排斥打击。他那种自以为是从高等学府出来的、对工厂的人居高临下极其蔑视的态度，是小人还是君子呢？可能人前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人后有需要时就露出小人嘴脸、人性的阴暗面。

回望四十六年前北京学习班写总结这段旧事，徐大胜记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我要骗人》）湖北省学习班当权派张昭剑、刘海江们，让学习班的六个学员，也都是他们整肃的对象，按他们命令的提纲，编织一块谎话连篇、歌功颂德的布，去擦干净被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们的血染过的双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的人物”。徐大胜庆幸的是，没有在这块脏布上留下印记。这倒不是徐当时勇敢或高明，而是要感谢水院×××从中作梗。

1970年7月5日回武汉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徐大胜到航空路友谊商店逛了一圈，挂了个眼科转身离店时，巧遇新华社记者田钢。在北京学习班同处一室一周左右，未交一言，不像那个×××还对徐几次说过“不行”两字。但田钢却像与徐神交已久，亲切打招呼，然后告诉徐一句话：“那个事都是×××搞的。”徐大胜知道他不是为了撇清干系，是看不惯×××的所作所为。

四、     荒诞的尾声

北京学习班结束，7月5日回到武汉。返厂第一天刚进厂门，军宣队就通知丁元芳一个人到厂会议室开汇报会。丁元芳进门一看，会议室里只有几个人，军宣队副队长楚耀廷和军代表罗礼明，其余的人都是厂工总的骨干分子，有王赤、肖秀培、林顺宏、张明成、童金喜。王赤先开口对丁元芳说：我们是来跟你对质的。肖秀培说：我们都交代加入了决派，决派表都是你发的。王赤还画了个决派表样给丁元芳看。丁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表。你们说交代了加入决派，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在北京学习班也说了多次，组织上我没有加入决派。最后全体沉默，散会。原来，京鄂两地都在办“五不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厂军宣队决定拿钢工总开刀、突破，把他们一二十人，每人关一间房，早六时起床，在冰雪地里出操跑步，由8201部队解散后分配来厂的肖国华领喊口号：“打倒五一六！”“打倒北决扬！”“五一六、北决扬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一天到晚，车轮战，疲劳战，软的，硬的，一起上，非逼得你承认加入了决派才算完。厂冷冻站站工总头头林顺宏说：“把老子逼得没得法，老子对他们说，记不得填的决派表是个么样子了。他们就拿了一摞表来给我，我说要这多搞么事，他们说，你嫌多了？你们到底领了几多表回来？我说，我给你们开个名单就是。老子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人加入了决派。一边一半，一半造反派，一半中层干部、百万雄师。第二天出操，我乘机给肖秀培通了气。”

与刚从北京学习班回来的丁元芳对质后，武药两清一批的荒诞闹剧算是落幕。

         （根据丁元芳、梁书洪、徐大胜共同回忆整理）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