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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7-06 13:20:40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段阳 - 小 + 大
| 山东济宁苟晶女士公开举报其中学班主任1997年违法、违规让自己的女儿顶替苟晶上大学，山东省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已经公布了。之后，某些网友责备苟晶之前在举报过程中对事实有所夸大、过度消费了公众的注意力和同情心。 而其他很多网友则写文章对上述看法进行反驳，认为苟晶1997年因成绩不理想而未填志愿、选择复读，其班主任便暗中安排自己的女儿顶替苟晶，这已经被调查组确认为事实，因此不能因为苟晶当年选择放弃填报就认为她夸大了事实，不管怎样，其班主任违法、违规操作的事实是确凿的。 7月4日，“南风窗”公众号也刊发了一篇署名“王小五”的文章，题为《枪口调头批苟晶》。文章的基本观点，也是认为不应对苟晶进行苛求，只要她举报的问题基本属实，她就是受害者。针对某些人认为苟晶复读一年之后考取的也是一所中专学校，跟1997年其班主任的女儿顶替她上的那所学校差不多，“南风窗”的这篇文章指出，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即使没有冒名顶替，苟晶的命运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但这种想法不仅是冷漠的、更是短视的，因为苟晶揭开的盖子、挖出的暗链，将有助于更多的人不被它绊倒、埋没。 对于“南风窗”文章的基本观点，我们是赞同的。文章还指出，冒名顶替的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往往是顶替者出身于比较有权、有背景的家庭，而被顶替者则往往在体制内没有熟人关系。文章甚至发挥说：“在一个以出身决定后天机遇的结构中，有些人生而就不在公平的那一端，他们可能终其一生所努力的只是不要叫自己无限沉沦。” 然而，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南风窗”的这篇文章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恢复高考前，国家是铁板一块的以出身论前途。当终于结构打破、高考恢复，个体的努力生长获得了突破限制的可能，但系统性的冒名顶替无异于出身论的翻版，只不过转到了更隐蔽的地下方式……” 看来，该文作者“王小五”不仅就事论事，还喜欢发挥。他从苟晶事件发挥出“冒名顶替者往往出身于有权、有背景的家庭”，这一点很有道理。但是，他说“恢复高考前，国家是铁板一块的以出身论前途”，就是罔顾事实了，需要我们认真摆一摆。 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文革时期，党和政府是提倡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实行高考制度，表面上是按考生个人成绩择优录取，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工农子弟总是在大学生当中占比较少，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考制度的结果都是这样。 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够公平，工农子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享受不到与中等阶层子弟和有钱阶层子弟相同的教育。 另外，解放前上大学，多数高校要求学生缴纳比较高的学费，这也阻碍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的道路。解放后，虽然取消了学费，而且对贫困学生还实行了人民助学金制度，但大学生当中，工农兵子弟的占比仍显较少。 为此，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党和政府实行了“调干生”制度，即从基层干部中，选拔一些表现优秀的、工农出身的青年，不经过高考而直接上大学。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文革时期，则全面倡导工农兵上大学，取消高考，从工业、农业、商业部门以及文化事业单位选拔工作表现好的青年直接上大学。被选拔的青年，侧重出身工农兵家庭的，也有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如果“王小五”认为这样做也是“出身论”，那么广大读者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出身论”好不好呢？我们说，这样的“出身论”很好，因为它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它向工农出身的亿万青年作出了政策倾斜。 这样的“出身论”与“冒名顶替者往往出身于比较有权、有背景的家庭”这一情况，怎能相提并论呢？ 当然，在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过程中，也不排除有个别干部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走后门”、冒名顶替，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不影响我们对不同的高校招生政策进行比较。 况且，在文革时代，违法、违规“走后门”的，并没有现在这么多，不可能在一个山东省就冒出二百多例。 1977年“恢复高考”后，实行“按考生成绩择优录取”，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城乡教育资源极度不平均，在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的时候，长期实行表面上的“按考生成绩择优录取”，其实就会逐渐给广大农村青年的成长道路造成无形中的障碍。 而且，“恢复高考”之后，我国城市中的中小学更加明显地被分为“名校”、“重点校”、“非重点校”，而“名校”和“重点校”都成了有权、有钱家庭的择校对象，普通市民要想送孩子上“名校”或“重点校”则难上加难，因为在“利用权力关系和熟人关系择校”和“缴纳高额择校费”这两方面，普通市民家庭都不是有权、有钱家庭的对手。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开始向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这一举措，无异于在工农子弟成长的道路上又增添了一道障碍。“盖楷”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极端不平均，反映居民收入公平状况的基尼系数逐年加大，也就是说，不平均的程度逐年严重。不久前，李KQ总理公开透露，目前我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徘徊在100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工农子弟上大学能不受影响吗？ 不仅如此，这些年又出现了一种奇葩现象，那就是北京、上海、天津等个别发达省市实行“高考单独出题”、“招生计划单列”。实行招生计划单列的省份的考生比其他省份的考生总人数相对较少、享有的招生名额却相对较多。 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计划单列省份的考生可以凭较低的成绩就考取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而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其他省份的考生则需要很高的成绩才能进入名牌大学。 对于这一现象，全国各省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多年来痛恨至极，他们长期呼吁高考平等，却不见有关部门予以回应。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只有西藏自治区享受招生计划单列的待遇。尔后这些年为什么又搞出一系列“高考自治区”呢？无非是这些“自治区”内当官的多、有钱人多，他们的子弟需要享受优惠待遇。当然，“高考自治区”内的工农子弟也跟着沾了一些便宜，但对全国考生来说，这种“高考自治区”制度是极其不平等的。 如果“南风窗”和“王小五”真的关心教育公平的话，就请关心一下当今高校的高额学费问题，还有当今社会的“高考自治区”问题。高额学费和“高考自治区”这两项制度，在目前社会无疑是合法的，但它们是极不公平的。 “王小五”们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不公平？交学费，不同阶级的家庭一样交呀！要说“高考自治区”，只要一个省市内部是公平竞争就可以了呗！ 或许，“王小五”们关心的是个人公平，他们所希望的，是让各个阶级的子弟都去攀爬阶级跃升的梯子，都去想方设法改变个人的命运而不是去关心阶级的命运、大众的命运。 其实，这跟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也有作弊的，但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公平”的，然而科举制度维护的却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 与“王小五”们不同，我们关心的是工农阶级的利益。维护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就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公平。 从现实情况出发，对苟晶被冒名顶替这类事，我们必须揭露、谴责。但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公平，我们不仅要谴责高考招生中的冒名顶替行为，更要关注高额学费问题和“高考自治区”问题。 正因为要保证大多数人享有教育公平，文革时期工农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实行工农兵上大学，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这种价值取向是可贵的、可取的，尽管当时的制度未必尽善尽美。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武训，他为了让穷人家孩子能改变命运、实现阶级跃升，拼命兴办“义学”。为了兴办他的“义学”，他不惜向土豪、贵族下跪，乞求富人施舍钱财供他办学。 武训的路子，是无法改变广大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的。只有彻底改变穷人的政治地位，才能保障广大劳苦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新中国建国初期，毛主席曾发起过一次针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讨论，目的是批判和揭穿武训的思路。 如果武训活到今天，他肯定也会跟广大网友一样，对苟晶被冒名顶替这样的事情深恶痛绝。 但毛主席当年为什么批判武训？还请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网友闻之、阅之、观之、思之。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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