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然：一个想把学界“好东西”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学者

方然：一个想把学界“好东西”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学者
 

对理论的分析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要与实证结合，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明正说。
明正就读于清华社会学系。两年前他创建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社团（简称政资研）时，这原本只是一个翻译经济人类学文献的项目组。项目结束后，有三名成员打算让这个小组延续下去，搞一些学术理论性的讨论：经济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危机论。除了读书会，参与者也会主动发起课题调研，时不时拿出来作为理论讨论的对象。
读书会的地点就在校内至善路附近的独峰咖啡，我们采访时也约在了这。明正抱着一只保温杯坐在二层露台的藤椅上，有种习惯性带来的自在感，肩上的环保袋印着一幅福柯肖像的简笔画。
方然是初创时的那三个人之一。他的课题大多与工人有关。大一下学期的五一假期，方然去亦庄体验过一天临时工的生活：前一天晚上到亦庄，找家二三十块的旅店过夜；早上六七点钟把身份证押给黑中介，接着就会被送上一辆小巴车拉到工厂去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再坐小巴回旅馆，把身份证领回来。这些流水线作业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要求熟练程度高。
没人知道小巴车的终点会是哪家工厂、什么工作。方然这天被送到了一家印刷厂。第一个活儿是给《五年模拟，三年高考》贴防伪标签。方然觉得领班这是有整他的意思，“看我戴眼镜，肯定没干过活，所以为难一下”——想贴得正速度就会下降，想提速又容易贴歪，而不少人都被分配去做更简单的塞答案。
干了几小时，他又被指派去包书——把书摞到纸箱里，再把纸箱搬到车上。那是 2014 年的五一，马尔克斯刚去世不到一个月，整个车间都是他的《百年孤独》。十来个工人没人关心这些，这份工作枯燥而单调，干到后面，不上心的工人们会在推书时撞上堆好的书。书本相互碰撞，撞出凹槽。这以后，每次走进书店，方然总会第一时间注意到封皮上的凹槽，想起亦庄车间的情景。
明正也有过类似经历。他在大二时去珠海的一个区政府办事处坐前台，遇到过一个刚下火车就来找工作的江西人。这人手里就拎着一只塑料桶，里头装着他的所有家当，不愿意上网，就想沿路打听。明正陪着他从下午找到晚上，最后在长途汽车枢纽站作别。分别时那人看上去很高兴，因为车站到处贴着招工的小广告。
今年上半年，方然一直泡在深圳。2017 年，湖南省的职业病防治所开始排查本地户籍人口的身体状况，查出百来号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大部分人因为长期在深圳打工，转而在今年年初到深圳上访维权。方然参与了对这些工人的访谈，1 月到深圳、东莞，5 月到湖南。
这些工人大多来自湖南桑植县（张家界市）、耒阳县和汨罗县。方然访谈的工人很多在深圳干打地基的活，做封钻工或爆破工，长期接触粉尘。封钻工、爆破工占少数。这些建筑工人往往从 90 年代初或 2000 年初出来打工，亲戚带亲戚地在老板下面干活，不会签合同，也没有社保记录。大多数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也无法按照工伤待遇索赔。攒的钱都用来盖房了，“房子看上去光鲜，其实是借债盖的。耒阳县很多房子外墙漂亮，里头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连门都没有。”方然说。
湖南工人们 2009 年曾有过一次维权活动。当时不管是否能证明劳动关系，只要确诊出尘肺病早期到三期，就能得到 7 万到 13 万人道关怀补助。如果有劳动关系和社保，能争取到 20 多万。但这些钱并不能提供多少保障：尘肺病只能缓解，无法根治；维权也如同一场马拉松，待判决发布，很多人已经因为医疗费欠了大量债务，而孩子上学、结婚，赡养老人，也都需要用钱。
方然 5 月去汨罗了解到当地有四十多个工人患了尘肺病。有些人说话困难，边说边清嗓子；有些人并发症比较严重，不用氧气机睡一两个小时就会呼吸困难。氧气机大多廉价，两三百块，噪音大，这些人往往没法享受连贯的睡眠。为了防止肋骨压到肺部，也只能侧着身体睡。到了晚期，患者为寻求呼吸顺畅，姿态会不由自主呈跪状，直至死亡。
有些人知道自己患病，心理上无法接受，会拒绝参与体检和维权。有些人则看得比较开。方然遇到一个父亲，劝阻自己的孩子不要想着早日打工赚取医疗费，而是把钱用在读书上，觉得上大学才有未来。“你就知道，这不单单是一个人七万块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对方然和明正来说，政资研是个尝试用理论分析实际的好地方，而在其它地方不太有这种机会。因为人少，成员一共只有十几个，讨论能更加深入。这帮年轻人也很热血，每当校内校外有一些重要公共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写评论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尽管这些内容大多已被删除：清华保安维权事件、学校宿舍施工前未经学生讨论、校园性骚扰、大兴火灾。明正想好了要读博。方然则打算去香港大学社会学继续深造，他感到学界已经研究出很多”好东西“，但没太多人把它和现实结合起来，想做一些写作和宣传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