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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8-26 08:40:4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纤夫 - 小 + 大
坐牢的收获 纤夫 （2005.5.9.） 5月8日下午4时，我在看守所接到出监的通知。法院给了我“暂予监外执行6个月”的决定。6个月后再作“司法鉴定”，然后再决定是否把我再收监。此后每6个月来这么一次。这当然是对我的一种威慑和监控。修正主义政权居然神经衰弱到如此程度，居然如此惧怕和折磨一个重病患者！ 入狱期间，在不间断服药的情况下，我的血压在200\100毫米上下徘徊，停药时高达250\120毫米。早搏严重，每4—6秒一次。有时服药后，脉搏减缓，一分钟只有36—40次。心悸不断。X光拍片和彩超所见，左心室肥大。尿糖三个＋号。眼底血管检查为二级硬化。出狱后（今天）去医院就诊，医院建议我住院治疗，我想先门诊治疗一段时间再说。 我一生信仰马列，献身革命，但是对党很少贡献，这次入狱，对我个人来说，并非全是坏事。我对朋友们说：我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我入狱不久，就在狱中给老袁（注：老袁是纤夫同志的爱人）写了一封遗嘱。我说，我们都是有政治信仰的人，我们都讲革命气节。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就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我还写了一首《七律》给她，作为我最后的绝笔。我是准备死在狱里的。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在遗嘱中谈了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虐待，结果这封遗嘱被狱方收存了，以便我突然死亡后，他们可以作为证明。 从审讯，特别是从法庭斗争中，我心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主席当年所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尤其需要这种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话，是多么地深刻、多么地具有现实意义。面对着凶恶的现代修正主义专政，谁想革命，却不准备坐牢、不准备牺牲自己，谁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口头革命派，甚至会变节，出卖同志。我原来并非不知道主席的这个教导，然而，只有当我走上了法庭，我才真切地感到能不能坚守住革命先烈们传递下来的无产阶级气节，其实只有小小的一步之遥！ 记得2002年，在和××同志通信时，我曾悲愤地写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献出了他的生命，刘胡兰献出了她的头颅，董存瑞献出了他的身躯，黄继光献出了他的满腔热血，……我们献出什么？这些年来，我常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法庭斗争后，我和老袁做了入狱的准备。老袁把我入狱要带的衣物和牙具用提兜装好，放在一边，随时等着警察来家捕我送牢。我对老袁说：我们都敬仰先烈，羡慕先烈，现在我们就要像先烈那样去做。要作董存瑞，在这关键时刻就不能放下拉导火索的手。我们相约：我同她分手入狱时，我们决不流一滴泪！老袁又一次坚决地对我说：“你如果在里边受不了，就自杀吧，不要管我，我能够受得住……”。她的这句话，使我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写好了《绝命书》交给了她，叫她在我万一死在狱中后，在网上公布，用我的死来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的罪恶。 由于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在狱中的四个多月，我的心情出奇地平静。我不急噪，也不想家，毫无牵挂，就是一心一意坐牢。 一进看守所，我先是因病重被拒收，后来就被送入了病号监。监中规定早晨6点起床，我5点半起来，从容不迫地搞完个人卫生。全体人员起床后，我就立在风场的铁窗前先轻声唱一遍《国际歌》，再唱一遍《毛泽东颂》。天天如此，一日不辍。有时还加唱《斯大林颂》，或《金日成将军之歌》，或《红灯记》中的《狱警传》，或岳飞的《满江红》。每天晚上睡觉前，我背诵一遍我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清醒的头脑。 这次坐牢，我有四大收获，如上述，增强了革命斗志，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是：我真实地看到了，在监狱这样最腐败、最黑暗的地方，毛主席的影响也依然发挥着作用。 我从进入看守所（也就是监狱）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种种关照。他们给了我许多实际的关照，还常问我的病情，问我食、睡的情况，让我轻松地度过了这四个多月的监牢生活。 这使犯人们惊奇不已，于是我成了号里最有地位、最有权威的人。 这当然不是由于我个人有什么作为，这完全是我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这些警察们尽管年纪都不大，有的也“黑”，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有毛主席的位置。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毛主席说的“广大的党员，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情况确实如此。毛主席真是高明极了！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第三个收获是，我对同号的犯人做了些社会调查。从他们的社会成分、家庭出身、犯罪动机、作案经过，到他们被捕后所遭遇的司法腐败情况，都做了了解。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约接触了七、八十名犯人（他们有出有进，处于流动状态。号里经常住的有三十多个人）。这些犯人，没有一个不是反共的。向公检法行贿，得到好处的人，大骂共产党敛财；没有钱行贿，而被从重判刑的人，更骂共产党腐败。整个的监狱就好象是一座培养仇恨的速成班。犯人们公开喊叫：“快他妈×的打仗吧，打起仗来，我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曾几何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已经完全互换了位置。警方对此佯装不知，无动于衷，任其发泄，置若罔闻。其实，他们也真的管不胜管，只好索性不管。 这种情况很值得注意，将来的革命应该引导这部分人走上正路。 第四个收获是：大多数犯人是可以改造的。 J是一个爱看书，并且关心政治的人。他对我说：“老张，在你精神好的时候，你给他们（指在押人员）上上政治课，叫他们受受教育。” 这样，我就在监狱里，重新走上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台。 号里有一本《高墙内的法律顾问》，是为在押人员讲解所谓法律知识的。我就从这本书入手。先是挑选某些章节，给大家边读边讲。后来，我就把犯罪行为同社会腐败联系起来讲。在押人员们从被捕以后，听到的都是他们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从我这里他们听到的居然是“坏的社会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好的社会制度可以把鬼变成人”，对此他们非常赞同。再后来，我就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我用本号里的活人活事，向他们讲解法律是如何为有钱人服务的。几乎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执法不公”的经历，因此，他们完全认同我的观点。 后来我又凭着自己的记忆，先后讲了戊戌变法，（突出讲了谭嗣同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节）；讲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美援朝以及“文革”。讲“文革”，我主要讲毛主席直接把工农兵的代表人物们推向了各级领导岗位，叫人民自己掌权。于是在中央就有了卖白菜的李素文当了副委员长，纺织女工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等等。他们拿工人的工资，记农民的工分，并没有“以薪养廉”。这些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说他们过去闻所未闻。 一次，我听到一个犯人对别人说：毛泽东有功劳，也有罪恶。我问他：毛泽东在世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哩，你怎么知道毛泽东有罪恶？他说：听公家说的。我说：公家说你是罪犯，你为什么还要上诉？他不说话了。于是，我决定给大家讲一讲毛泽东。 我先从徐非光同志发表的，当年延安一位农妇因骂毛主席而获罪，却被毛主席保护了的故事讲起，一直讲到吴旭君同志的回忆录里所记载的，毛主席在弥留中的最后几个小时，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最后，我讲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联合国的时候，联合国正在开大会。当时，大会立即中止，全体到会人员向毛泽东肃立默哀。而后一百多个国家向中国政府发来唁电，二十多个国家，政府组织了对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以及世界各国政要对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中国大使馆的灵堂前所表达的种种悲痛的情景。我还讲到了2000年，美国一家文化机构组织几十名学者评选出自1001年以来，一千年间，影响人类的一百位人和一百件事。毛主席是唯一的一位即当选“人”，他领导的万里长征又当选为“事”的伟人；并且全书只有一条名人语录，就是毛主席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三十多个犯人出乎我意料地、自发地鼓起掌来，而且长时间不停！这叫我一下子感到：工农终究是工农，即使他们成了犯人，他们的阶级地位也使他们那么容易接受毛主席。 此后，我逐一向他们讲了李大钊、蔡和森、澎湃、杨开慧、方志敏、杨靖宇、葛振林、董存瑞、刘胡兰、江姐和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烈的故事。 我针对着很多人问我：人究竟有没有灵魂？算卦到底灵不灵？做梦是怎么回事？等等问题，还分节向他们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讲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一方面破除他们的迷信思想，一方面，是为了讲解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必定为公有制所代替。 我还向他们讲了社会发展史，讲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更多的内容不讲，因为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很低。 我也向他们讲了政治经济学。但我主要不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讲工资和剩余价值。叫他们懂得是工人、农民养活了资本家和地主。 我也向他们讲了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讲社会主义的五大特征，批判修正主义散布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的谬论。 连战来大陆访问后，我还向在押人员们讲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对台政策（即后来被邓剽窃，称为“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及当年通过香港知名记者曹聚仁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秘密接触的情形，预见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像毛主席、周总理设想的那样，把台湾建成高度自治的特区）。 自从那次他们给毛主席鼓过掌之后，我每次讲完课，他们都要热烈鼓掌一番。这在监狱里是十分惹人注意的。3月2日早晨，我被送往西华县监狱—“五二农场”，当我正要走出监房时，正在集体坐班的全体犯人，鼓起掌来为我送行，这使在场的警察们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后来，因为在西华监狱作入狱体检时，发现我的病太重，他们拒收，我便在当天又被退了回来。天黑回到了看守所，走进了监室，大家把我围了起来，七嘴八舌，问寒问暖，有的给我打水洗脸，有的张罗给我买“小伙儿”（一种高价饭菜），别的监室还有人跑着给我送来方便面，我毫不感到孤独和哀伤。 我的案件，使我赢得了狱方的同情。我的讲课，又使我博得了在押人员们的尊重。在押人员们根据他们的身份、年龄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的场合，对我有十几种称谓。如：老头、老张、张老、张老师、老革命、老先生、老人家、老大爷、老大伯、老爷子、大叔、爷爷、爷们儿，等等。他们把他们收到的起诉书、判决书和家信主动拿给我看，向我征询是否请律师、是否上诉？有的人还把自己或托人写的上诉状和家信拿给我，叫我给他们修改。我修改后，有的人重新抄过，又把我给修改过的稿子寄回家里，叫家里“好好保存，留做纪念”，并把我这个“好人”介绍给家里。 我深深感到：只要路线正确，这些来自工农阶级的失足者，是可以改造好的，是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他们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 这，就是我四个多月来在狱中所做的。我感到很有收获。我过得很充实，很愉快，很有意义。我是一个战士，我依然战斗在我的岗位上。我给老袁写的一首七律是这样的： 七 律 感叹零丁（1）为国酬， 烈士（2）何曾怕断头。 少年投笔成旧事， 老来批修做新囚。 妖雾茫茫腾四海， 风雷滚滚震五洲。 生当继承导师志， 死为鬼雄亦风流。 （1） 指文天祥的名篇：《过零丁洋》。 （2） 指文天祥。 2005年1月18日于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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