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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05 14:50:32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红 烈 - 小 + 大
毛主席说：“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怎样成为群众性纪念活动中的好带头人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红 烈 写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怎样使群众纪念毛主席的活动遍地开花》一文之后，有几位同志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 一位同志说：“你这篇文章指出了长期开展群众性纪念活动的必要性、可行性。但是，如果群众运动中不能涌现出一批好的带头人，那么，即使群众性活动普及开来、规模大了，也可能被引入歧途，而起不到我们预期的作用。” 另一位同志说：“我们宣传群众、开展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不是仅仅为了简单地怀旧，不仅仅是为了抒发、宣泄个人的情感。我们的目的，是要动员群众，让千百万群众觉悟起来，为今后重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做好准备。然而，多年来，各地‘毛派’队伍里，各种矛盾很多。这些矛盾，有各地自身的、历史的原因，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错误观点，例如什么‘保救’观点，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到处蛊惑人心，造成了‘毛派’内部思想上的混乱。” 还有一位同志说：“自从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以来，‘毛泽东热’在全国各地已经展开二十六年了，然而，群众性纪念活动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活动发展的质量、方向，都非常不尽人意。你写《遍地开花》这篇文章，初衷是想促进各地群众性活动尽快发展起来，但是你要找一找这二十多年来各地群众性活动没能迅速发展的原因。这与左派、‘毛派’当中没能涌现出过硬的带头人，是不是有很大关系呢？” 笔者认为，这几位同志说得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准确地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遥想国际共运史，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一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做了大量的群众宣传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在群众中享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可是到了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时，却被社会民主党右翼篡夺领导权，使德国继续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残酷镇压德国各地工人的革命斗争。假如当时德国也和俄国一样，在推翻德皇政府之后，继续革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很有可能由俄、德两国组成最早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话，尔后的世界历史，是否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又想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曾使帝国主义寝食难安。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风起云涌。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是非常好的，却由于出了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导致了国际共运中的混乱，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运走入低谷埋下了伏笔。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足见带头人的政治素质高低、马列主义水平如何，对革命运动的关键作用。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除去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之外，中国共产党内部涌现出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形成了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核心，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试想，1927年以后，如果任由党内三次“左”倾路线泛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不去与之斗争，也许中国共产党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二战”前后，许多国家曾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了共产党、开展了各种群众性革命斗争，但是后来，多数国家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其中原因，除去反动派异常强大之外，群众运动中没有涌现出好的领军人物、共产党在政策策略方面出现失误，是普遍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的国民党迫于形势，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是，蒋介石集团一天也没有忘记要除掉共产党。他们以往的“剿共”政策不成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又推出了“限共”、“溶共”政策，妄图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的反动体制之内。这时，原来热衷于“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一伙，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如果没有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与王明的错误主张作斗争，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时期不是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恐怕当时的中共早已被国民党“溶化”掉了。那样的话，抗日胜利之后，哪还会有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哪还会有光明的新中国？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7年，为了开辟抗日新局面，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既然先锋队、带头人在群众运动中如此重要，那么，一个好的带头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呢？ 首先，要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1939年5月，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毛主席在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还是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要做到“永久奋斗”、“永不变节”，确实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从事革命活动，要冒着生死危险，用很多“老革命”的话说：“脑袋每天都别在裤腰带上，说掉就掉”。而在我们今天的和平年代，要发动群众开展纪念毛主席的红色文化活动，好像没有那么危险，因而也就比较容易坚持。其实不然。 在我们今天，发动群众开展纪念毛主席的红色文化活动，可能会面临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付出很多辛苦，活动却迟迟发展不起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得不到预期的回馈。这时，有些带头人就可能产生灰心丧气的心理。如果是普通群众，参加活动时一会儿积极、一会儿灰心，我们尚且不必对之苛责过严。他积极时，我们就表扬他；他灰心时，我们就安慰他、鼓励他，不可对他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但是，带头人身上就绝对不应当出现这种忽冷忽热的表现。 1945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题为《时局问题及其他》的讲话时说：“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十年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但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大概是一两千人吧！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 在千辛万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战场上冲锋的革命军人，还是在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他们知道革命一定会在1949年10月1日胜利吗？不可能！他们当初干革命时，一定是做好了一辈子默默无闻干革命的思想准备。他们会想到革命胜利之后自己当哪一级的干部吗？他们会想到自己的晚年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吗？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不允许他们想这些的。我们今天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发动群众怀念毛主席、学习马列毛主义，也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做好一辈子奋斗的准备。只有我们目前埋头做好扎实的工作，才能更快迎来革命的高潮。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在有生之年不能看到革命高潮到来，我们也一定要努力做好一项工作，就是毛主席说的，要留下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具备“永久奋斗”精神的一批带头人。如果有了一批带头人，即使我们的活动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处于低潮，我们也会为将来留下有用的“宝贝”。 要保持“永久奋斗”的精神，就要不怕挫折、困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人，或者需要在战场上不怕死、往前冲，或者需要在白色恐怖中胆大心细地开展工作，万一被敌人抓住，就要面对敌人的酷刑而临危不惧。 我们今天，个别时候还可能遇到类似情况。例如，维权的工人遭到抓捕、被投进监狱；进步青年声援工人维权，也遭到逮捕。2004年，郑州纤夫等“四君子”，因为撰写、印发纪念毛主席的文章而被判刑。还有一些地方的活动带头人，因为已经被有关部门“挂了号”，每到纪念日之前，他们就被强行与群众隔离。当然，这些群众活动的带头人，都没有屈服过。但是，一般来说，各地多数的活动带头人，很少碰到或者暂时不会碰到这种情况。 然而，我们平时开展活动时，会遭遇另外一些挫折，有的人也可能灰心丧气、打退堂鼓。例如，被有关部门叫去“喝茶”了，有的人回来之后就会非常恐惧，甚至想到今后不再参与纪念活动了。再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之间，在开展活动时发生了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时候，有的带头人也会觉得：“算了，适可而止吧，与其在这里得罪人，还不如体面退出的好”。碰到上述情况，如果是一般群众思想里发生这样那样的退缩情绪，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如果是活动的带头人，则是不应该的。活动的带头人，如果碰到上述情况，就应该想到我们既然出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全都因为我们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系列不公和丑恶现象，全都因为我们自己从小就热爱毛主席、立志学习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一要对得起自己，二要对得起人民，三要对得起毛主席。另外，我们的带头人，一旦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要依靠自己的同志、朋友，遇事大家商量、群策群力，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这样的话，别人不了解情况，也不了解你的心境，说话、办事可能就跟你想不到一块儿，你看着别人的言行，又会觉得反感。反过来，别人也会对你的言行感到不理解，甚至出现误会。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生活和工作中一般不会面临生死选择。有时候，自己年纪大了，即使得了很严重的病，甚至得了癌症，可能都会坦然处之。但是，在工作中碰到比较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者碰到比较难以化解的内部矛盾，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感觉非常受煎熬，有时就会产生“退堂鼓”心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发动群众开展纪念活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为了“永久奋斗”、把我们的活动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必须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其次，作为带头人，要正派、无私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需要面对生死考验，很多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牺牲了生命、视死如归，这是最高境界的无私。还有很多老一辈革命者，虽然出身旺门，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把自己家里的万贯家财都带上，去投奔革命。我们现在开展群众性纪念活动的过程中，生命危险是没有的；有时候，广大群众和积极分子、带头人，为了搞好活动，大家慷慨解囊，为活动捐出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但是总不需要我们像当年的革命者那样，把全部家底都献出来。 有的同志说，在我们今天的群众性活动中，要做到无私，就要像雷锋那样，为集体多做好人好事，有困难抢着上，干活儿不怕苦、不怕累，这就是无私。 但是，作为团体的带头人来说，这还不够。作为带头人，最重要的是在待人处事的过程中，处理好自己与大家的关系。首先，带头人要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暂时做不到的，就不去要求别人。其次，要有胸怀，在日常活动中不固执己见，包容不同意见。带头人要无私，还应该做到，在群众面前不逞英雄、不显摆自己，就如毛主席所说的：“不是风头主义者”，不揽功、不掩过。别人有积极性时，多成全、多鼓励别人。发现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及时作自我批评。如果这样做到了，就是无私的带头人。 要做到上述这些，说着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来，在左派队伍里，不能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有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同志，因为在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而相互掐架、甚至发公开信互相攻击。 毛主席在论述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时，除去讲接班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另外还有三条，即必须具备民主作风、必须能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必须具备自我批评精神。笔者过去很不理解，认为后面这三条虽然是革命者必备的品质，但是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条件，把这三条具体要求放进去，未免太琐碎了吧！后来经过社会历练和生活实践，笔者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讲接班人五项条件，把这三条具体要求放进去，不是随意的，而是从毛主席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革命实践经验出发的。 带头人要做到无私，在团体内部为人处世时，还必须做到不徇私情。在团体中，从群众中选贤任能时，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毛主席曾经说过，当好一个带头人，主要是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出主意，另一件就是识人用人。在用人方面，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三国演义》里刘备派关羽守荆州、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都是因为主帅头脑不清楚，有“任人唯亲”之嫌，误了大事。毛主席引用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做大事的人，就要从大局着眼，从整个团体的得失成败着眼，而不能只顾个人友情。当然，在和平年代，团体中一件事情由谁去做、听取谁的意见，即使用人不当，也不至于马上被敌人打败或消灭，但是，有时候带头人为了个人友情而不顾大局，则有可能导致团体内部的矛盾。 当群众内部发生矛盾、冲突时，带头人怎样处理呢？应该是“亲者严，疏者宽”，而不能反过来——“疏者严，亲者宽”。有人会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谁会在处理问题时“疏者严，亲者宽”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看法，会经常发生争论、辩论。在辩论之中，我们某些“左派”或者“毛派”分子，就是采取“疏者严，亲者宽”的标准，对与自己私交不错的人，即使观点上有原则分歧，也可以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而对于跟自己没有什么私交的人，辩论起来则非常“讲原则”、丝毫不留情面。还有某些“左派”、“毛派”分子，面对是非曲直，往往不是“坚持原则第一”，而是“怕得罪人第一”，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打出“维护团结”的旗号充当“和事佬”；然而，一旦其中一方冒犯了自己的意志、尊严，或者事情当中触及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再也不讲“团结”了，完全失掉了容人之度，而是毫无分寸地闹意见、搞个人攻击，等等。这就好像毛主席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有的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有时候往往又“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我们左翼队伍里的带头人，千万不能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相反，左翼队伍的带头人，应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一生，最不徇私情。他不仅不为自己的亲戚谋取个人的蝇头小利，而且在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时刻，敢于同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争论，当年的战友蜕变为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时，他就毫不留情地与他们作公开的路线斗争。现在有人说，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为了照顾跟刘少奇的私人关系而不得不整彭德怀，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污蔑。还有人说，毛主席为了个人权力，整倒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老战友。这更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拥有的权力，从来没有在刘邓之下。毛主席与刘邓的分歧，完全是原则分歧、路线分歧。毛主席如果为了保全个人私交，完全可以不去得罪这些人，而只要毛主席健在，刘邓这些人也不敢夺毛主席的权。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毛主席了。解放后，毛主席确实剥夺过党内不少当权派的权力，但毛主席这样做不是为了私利，全都是为了路线之争。而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很多人虽然在基本认识上认同毛主席，也痛恨当下社会的丑恶现象，但是他们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恐怕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敢于大义灭亲。我们目前的左派、“毛派”，很多人都是“对其他人马列，对自己人自由”。 当然，毛主席还特别擅长搞好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人士一道工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暂且不说毛主席善于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就说毛主席在党内，对于那些不拥护文化大革命、或者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怎样耐心教育、尽力团结的，就足见毛主席不愿意让任何战友掉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当邓小平向毛主席表示“永不翻案”时，毛主席也出以公心，大胆起用邓小平。当然，邓小平自己后来越滑越远，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期望，那是另一回事。 总之，“毛派”队伍的带头人，要做到坚持原则却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善于团结人却能坚持原则、不搞亲亲疏疏，把这两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是“毛派”带头人应有的政治水平。 毛主席还曾谈到，无产阶级政治家不应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富于实际精神的人。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目前的左派队伍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认真做好群众工作，而是说一些马列主义大道理，或者写一堆歌颂毛主席的溢美之词，变成了一个空头革命家。这样的人，如果作为群众团体的带头人，是不称职的。前些年有一个案例，某位“毛派”“大师”，他看到有一个老头儿说了几句对毛主席不恭敬的话，就上去打了一巴掌。他这样做的目的，明显就是要在左派、“毛派”中博得喝彩，以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其实是一种“行为艺术”。 目前左派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急于出名者，不止上述这一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包装自己”、“炒作自己”。毛主席曾反复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毛派”队伍的带头人，是靠了自己辛勤的工作，靠比别人出力大、奉献多而受到群众拥戴的，不可能靠自我包装、哗众取宠而涌现。如果你是一名知识分子，学到的书本知识比别人多一点的话，你就应该把自己学到的马列毛主义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即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搞几项专题调查，拿出几份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大家的敬重，才会被看作“大师”，而不能空谈马列毛主义大道理、不能空说一些歌颂毛主席的溢美之词。 说到“行为艺术”，我们群众团体开展纪念活动，其形式不外乎唱红歌、举红旗和横幅、办展览、开宣讲会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行为艺术”。对于群众性的“行为艺术”，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要推波助澜、大搞特搞。我们是反对意在突出个人的“行为艺术”。谈到“溢美之词”，也是这样的道理。当群众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歌颂毛主席的时候，无论他们说得准确与否、精当与否，我们都不要看作“溢美之词”，而要看作“难得之词”，并给予热情的鼓掌和点赞。但是作为左派知识分子、作为带头人，就不能停留在这一水平。 第三，带头人要有政治家素质 所谓政治家素质，一是敏锐的洞察力、长远的眼光，二是胆识和决断能力。 我们现在比不上毛主席当年带兵打仗，那时候，指挥员的胆识和决断能力是万分重要的。我们今天开展群众性活动，要说需要决断能力，无非是在我们的活动遭遇封杀时，应该怎么办？是坚持搞，还是暂时退？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坚持，则采取哪些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作出怎样的预备方案？ 说到敏锐的洞察力和长远的眼光，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组织群众开展纪念活动，未必面临暴风骤雨年代那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也会面临一些复杂问题。例如，“保救”派把《炎黄春秋》、“南方报系”贩卖历史虚无主义、兜售“普世价值”作为主要矛盾，绕开走资派，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带头人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今天的斗争中，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矛盾，广大群众未必人人清楚，但是带头人要有正确认识。再例如，我们今天一旦听到哪个反毛小丑污蔑毛主席，大家就义愤填膺，人人口诛笔伐。然而，舆论界有些人趁着广大群众热情纪念毛主席之机，故意把毛主席架空为“历史人物”，或者歪曲成单纯的“民族英雄”，我们有时却毫无察觉，甚至人云亦云。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群众都有很高的洞察力，但是我们的带头人，必须具备政治嗅觉。 总之，我们“毛派”队伍的带头人，要用政治家、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在带领群众开展一些看似平凡的纪念活动时，我们的内心要有革命理想。要时刻记住：革命理想高于天！ 1937年，毛主席为延安“陕北公学”题词指出：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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