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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7-19 14:53:41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雷 川 - 小 + 大
当今的“问题”与“主义”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一 1919 年6 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 日，胡适在第31 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可见，胡适把主义与问题绝对对立起来，在逻辑上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胡适还说：“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在这里，胡适的错误在于，似乎要击溃反动派宣传的反动“主义”，就要回避一切“主义”。如此一来，不就陷入了彻底的实用哲学吗？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进步学者蓝公武（蓝公武后来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积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他很恰当地把“主义”比作“航海的罗盘针”和“灯塔”，说有了“主义”，才能指出人类前进的大方向。不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第35 号上。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地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李大钊回应说：“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空谈它的人给它的。” “主义”的功效，既在于明事理、又在于聚人心。为了聚人心，就难免有人借了某种比较得人心的“主义”，来贩卖自己的私货。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1918年8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指使其亲信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以卖国借款和军队空饷来收买议员、操纵国会选举，将直系总统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老官僚徐世昌任总统，实权为段祺瑞控制。因此，这一政治势力被称为安福派——引者注）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 蓝公武也在其文章中指出：“主义被利用，正需要宣扬正统以正视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由此可见，胡适的错误在于，把某些人利用“主义”作空谈，与“主义”本身划了等号。 我们知道，社会具体问题固然要一个一个去解决，但面临众多问题、积重难返，总要抓住主要矛盾，首先解决根本的问题。针对所谓“解决根本的问题”，胡适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而且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胡适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对此，李大钊回应道：“‘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胡适在其文章中说，如果高谈“主义”，就会被人称为“过激主义”。很明显，胡适是不希望被人戴上“过激主义”帽子的。 李大钊指出，所谓“过激主义”，都是“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 胡适的文章说：“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把“主义”挂在嘴上做招牌，一知半解地拾了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当然不可取。但是，胡适的“醉翁之意”恐怕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他主张的“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这就是明显的实用哲学了。 二 1919年发生在胡适、蓝公武、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并非只是一个逻辑上的辩论，并非仅仅在于怎样把“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讲得更全面。这场辩论的实质在于：当时的情况下，如何改造中国？如果按照胡适的“问题优先”思路，必然是走改良主义道路，任由资产阶级的各种“主义”来“做参考资料”。如果按照李大钊的思想，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先解决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实质的分歧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问题、权力腐败问题、司法不公问题、高考制度不公问题，还有居民买房难、老人看病难、青年就业难，以及退休金双轨制、农民工讨薪难、农村“空壳化”等等。如要逐一列出，恐怕能一下子列出几十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持何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家全都指斥经济、司法、教育的不公现象，全都痛恨腐败现象，全都同情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但是，对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各有各的解释了，因而对于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见仁见智了。 今天的左派、毛派队伍里，大家都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凡遇到出现某个典型案例，大家都随着媒体的曝光而口诛笔伐、发出正义的呼吁。作为“左派”、“毛派”，真正运用马列毛主义来分析实际问题的，却不多见。实际上，每凡社会上曝出典型案例，不仅仅左派在呼吁，各派舆论都在发出呼吁。我们必须承认，一些持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迷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们，也在真心实意地为底层群体发声、呼吁。实际情况往往是，在聚焦于一个典型案例或典型问题时，我们的左派队伍仅仅是跟着其它派别一起，大力呼吁，忘记了结合实际问题来应用、阐发马列毛主义的道理。长此以往，我们的左派很容易做其它派别的尾巴。有些左派朋友，往往以“关注现实”为理由，忽视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应用。他们跟胡适一样，但凡碰到有人讲理论，就说人家是“空头理论”，而他自己更“关注现实”。 当然，在目前的左派队伍里，也有那种把马列毛主义挂在嘴头的现象。在这里，我们指出两种具体情形。一种具体情形是，津津乐道于重复毛主席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不去联系现实社会问题。这种做法，迎合了主流舆论将毛主席架空为“历史人物”的企图。另一种具体情形，是把毛主席在历史上的某些行为、某些论述，赋予民族利己主义的、国家主义的色彩，以为这样做更突出了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或者把毛主席与“改开”后的“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毛主席说成是“特色社会主义”的祖师爷，以为这样做是“占了便宜”、是抬高了毛主席。照这样来“应用”马列毛主义，势必把“王麻子剪刀铺”变成“旺麻子剪刀铺”。 另外，左派队伍里还有一种“保救派”，因为走资派还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尚未“改旗易帜”，因此他们就要“保”。这种“保救派”也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却把“王正大茶庄”变成了“汪正大茶庄”。 当今中国，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怎样解决？右派的主张是走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左派则主张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实现？“保救派”寄希望于“高层健康力量”、“党内走社派”。 如此看来，当今中国的“主义之争”异常激烈。人们平时总是专注于堆积如山的问题，对“行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则持“想当然”的态度。 如此心态，危矣！危矣！！危矣！！！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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