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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2-09 18:49:50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纤夫 - 小 + 大
| 一 纪念魏巍同志百年华诞，心里有说不尽对他的敬仰与怀念。 在整整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魏巍同志艰苦奋斗如一日，俯首甘为孺子牛。如今他逝去了，却依然活在历史上，活在斗争中，活在革命队伍里，活在人们的心坎上。他是何等地顶天立地，何等地可歌可泣，何等地不同凡响啊！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引自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魏巍同志七十年英勇奋斗，驰骋于血与火的战场，耕耘在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上，以一曲曲战斗凯歌，洋洋洒洒千万言，记录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史，映印着他无限忠于马克思主义，矢志追随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险，造反到底的一生。 他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以他奔涌的激情，讴歌了我军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身于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怕牺牲，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情怀，深深感动了从领袖到百姓的举国上下。这篇文章真实、生动、形象、有力地反映出，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不可战胜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无可替代地加强了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密切了军民团结。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总政主任说：“魏巍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顶得上半个总政！” 至今，近七十年来，“最可爱的人”，在我国已经成为了最能反映我军本质、最能表达人民爱戴、最能鼓舞指战员们士气的“爱称”；做“最可爱的人”，永远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无疑，这是魏巍同志为党和我军建设做出的一大贡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魏巍同志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从此，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民族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并以作家身份，深入工厂、农村，参加了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勤奋地写出了一系列载誉作品，他以自己优秀的品德与成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 总之，魏巍同志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武装保卫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经受住了火的洗礼与死的考验，并且交出了杰出的答卷。他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人民的好儿子！ 二 革命在发展，历史在前进。 我国在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一化三改”，即：实现了工业化；改造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为公有制，我国人民大步迈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就在这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病逝了。篡党夺权上台的赫鲁晓夫，在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的诱骗与讹诈之下，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把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法西斯党；把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看到，由赫鲁晓夫刮起的这股现代修正主义的妖风，也逐渐刮向了中国党内。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出身农民。而农民是小生产者，发家致富正是小生产者的阶级性。同时，我国又曾经是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古老国家，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遵循的模式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胜者王侯败者寇”。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刘邦、李自成。可以想象，这样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统，不可能不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引自《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3—25页。）” 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警告：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人类的最终解放为己任。面对着现代修正主义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国家得逞的现实，以及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他发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敌人不是来自党外，而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而解决党和人民同走资派的矛盾，不能再沿用解决民主革命矛盾的方式。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垮台，证明了单单靠几个接班人来延续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靠不住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才能自己解放自己，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发动了一场旨在教育人民如何造修正主义反，如何向上了台的修正主义集团，即党内走资派夺回政权的伟大演习，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七六年，病危中的毛泽东同志，在同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符合当时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的。确实党内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不拥护文化大革命，心里有怨气，对群众造反有抵触。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归根到底，它考验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每一个人，能否自觉地斗私批修，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人们必须经受这种考验，魏巍同志当然也不例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的人们，批判中宣部头头周扬解放后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魏巍同志长期以来是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于是被群众错误地牵连其中，他在接受批判之余，被责令打扫厕所。 魏巍同志毕生知行统一，他有一个“写英雄，做英雄”的人生观。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所以，他襟怀坦白，心平气和，打扫起厕所来，犹如进入了创作状态。后来谈起这件事，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我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是，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感性的接纳，代替不了理性的认知。如何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对于一位终生为共产主义而忠诚奋斗的高级干部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魏巍同志没有停止他的探求。 诚如他在他的《认识真理也要时间》一文中说的那样：“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刻地思考之中。”（引自《魏巍文集续一卷•新语丝》第9页） 修正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人民说：“艰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曾经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的工农阶级，重又沦为了特色社会十个等级中的第八和第九等级（第十等级是“失业者”——作者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他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新中国所彻底铲除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腐败、罪恶、肮脏、无耻的东西，都“特色”地死灰复燃。社会道德败坏，官场贪腐畅行，贫富两极分化，犯罪率居高不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但是，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却没有屈服。他们怀念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怀念社会主义。他们要革命，要解放，要把毛主席和先烈们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国每年爆发“群体抗暴事件”数万起，以各种形式纪念毛泽东的自发集会风起云涌，绵延不绝，无论当局如何残暴镇压，规模却日益壮大。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将军作家魏巍同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现实中，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在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他最早、最深刻地识破了以邓修为首的走资派集团对党和人民的种种欺骗伎俩，冲破了修正主义牢笼，不计名利得失，不顾身家安危，毅然决然地和人民站在一起，造修正主义的反，走继续革命的路。 1990年，魏巍同志与养病中的林默涵同志合作，共同创办了《中流》杂志，高举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旗帜，坚持宣传毛泽东，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阶级斗争，宣传继续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产阶级“四化”（腐化、西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作者），从而赢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戴而被誉为“当代鲁迅”。 记得当年《中流》传到郑州的时候，同志们争相传阅，热血沸腾，奔走相告，惊喜若狂，庆幸苦斗中的中国人民，终于又有了自己的《红旗》！于是，郑州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发行站“河南《中流》发行站”，并由此推动全省各市、县纷纷建立发行站。后来听副总编兼副社长孙瑞林同志说，几个月内，河南全省新增订户就超过了五千个。 《中流》的坚守，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与苏联不同，在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大地上，依然高高耸立着一个无产阶级的堡垒。但是她也自然成为了党内外一切反党反共反人民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围绕着她的各种谣言层出不穷。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 2001年7月，这个反动势力“本心所希望的事实”终于出现了。 从2000年，政坛开始制造“企业家可以入党”的舆论。《中流》就这个关系着党的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持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反复阐述共产党接受资本家入党是荒谬的。 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S记的江某人发表了他的“七一讲话”,公然声称资本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魏巍同志读了这个“讲话”以后，怒火中烧，他不能容忍修正主义如此猖獗，于是联合了邓力群、马宾等几位老干部、老将军，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起来造反，怒斥“共产党的总S记到底代表谁？”并且严正指出，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完全违反了党章”。 作为这次造反的“主谋”，魏巍同志立即被隔离审查。江某人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威胁说：“魏巍不仅犯有政治错误，他还有经济问题。”“他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魏巍同志的心脏病加重了，住进了医院，残酷的审查便搬到了病房进行。 与此同时，《中流》被勒令重新登记，并且“要宣传‘三个代表’”，每期编后要送审。 魏巍和全社的同志们，没有接受当局的这种处置，他们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拒绝登记，庄严停刊。 《中流》停刊后，魏巍同志拖着搭了桥的心脏和高血压症、糖尿病，转移到了网络上继续战斗。他十分关注“互联网上的政治博弈”，关切当时几家红色网站的成长和他们的斗争。他写信给我，让我经常给他寄些各网站发表的文章。他说：“我太需要了解这些了。” 于是，从2005年12月以后，到老人去世前夕，有目录可查的，我寄给了老人两千七百余份网文、资料。我劝告他：发来的资料，要选读，不要篇篇都看，要保重身体。他回信说：“我每一篇都读。” 他不仅仅阅读网络信息，还不知疲倦地与造访他的人们，特别是与来自基层的工农群众，广泛地交流思想，交流信息，积极地投身于群众斗争之中，热情地发表他的意见。与此同时，他抱病写文章，评论国际国内反帝批修形势，揭露走资派集团的欺骗宣传，诚可谓口诛笔伐。2008年出版的《魏巍文选续一卷•新语丝》中所收录的诸多名篇，如：《认识真理也要时间》、《我想到犹大》、《叛徒的劝降书》、《坚持初衷 继续战斗》、《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不能告别革命》、《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警惕“四化”危险》、《现代修正主义特征》、《<谁是最可恨的人>序》、《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也谈农民工问题》、《惊闻山西“黑砖窑”事件》、《不要杀他！！！》、《话说毛泽东》等70余篇，大多发表在这一时期。他没有写过一篇“伤痕文学”，更没有写过任何应景的赞歌。他从不停息战斗的号角，也从来没有放下批资批修批美帝的奋笔。 他总是告诉我们，在当下革命处于低潮阶段，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认真读书，要读马列的书，更要读毛主席的书；二要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要求，一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他为此专题写了一篇文章：《苦读马列 深入群众》。 他是这么说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2000年春，魏巍同志给梁心明、李寒、朱久如、原虎林、杨止仁和我六人，写来一封信，附来一篇长文，希望我们提出意见。 这篇长文写了三个大问题：关于1957年反右派问题；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六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但是有扩大化缺点”这个结论； 对第二个问题，我们部分同意对庐山会议的分析，即毛主席是正确的，彭德怀同志有错误，那场斗争不是“两位伟人之间的误会”； 对第三个问题，我们完全不同意文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三点结论：即：一、毛泽东同志对党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二、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三、用错人了，不该用“四人帮”。 由我执笔将我们的意见写给了魏巍同志，并且建议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几天后，魏巍同志又来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写给他。我写了《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点思考》，后来此文用“马宁东”笔名，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主人公论坛上公开发表了。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复信给了魏巍同志。 魏巍同志谦逊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直到他临终前夕编辑出版他的文选续集，都没有发表他的这篇文章。 一次，我同孙瑞林同志谈起了这件事。他告诉我，他曾经与老左派、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同志交谈过如何评价文革问题。李老说了三条与魏老的三条完全一样，而李老的三条来自邓力群同志。可见，魏老的三条与李老的三条是同一个版本，同一个源头。 让我无限感慨的是，魏巍同志在文革中是受过群众冲击的。但是，他没有私心，他不仇恨文革，也没有吐不完的怨气。他从复辟的现实出发，深入基层做调查，重新来认识文革。他不止于听取高层人们的见解，而是更能够听取工农大众的感受，并且从善如流。这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而不唯上是从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啊！ 2008年5月，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魏巍同志，逝世前三个月，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文中系统地，条缕分明地提出了他对现实斗争的十一条意见，这是他殚精竭虑、长久思考的最后表达。尽管这十一条意见中，并非没有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推敲、探讨和商榷之处。但是，他提出的“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原理的。“三反”可以调动和团结三个层面的广大革命群众共同战斗。这是一个“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毛泽东主义策略，它理应成为我们今天继续革命的一盏明灯。 魏巍同志临终前的这篇遗言，浓缩了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对理想的情感与追求、忠诚与智慧。在修正主义上台后的中国，他没有沉默自保，安度晚年。 当年，叛徒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抛出了他的“让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天天都能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所谓“共产主义建设纲领”，以欺骗、蒙蔽党和人民的时候，前斯大林领导集体成员、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拍案而起，怒斥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个反革命纲领，它玷污和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名声！莫洛托夫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英勇斗争的事迹，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却至今鼓舞着我们，并必将永垂国际共运反修史。 而在我们的政治局里面呢？修正主义上台后，只有“农民宰相”陈永贵同志敢于多次提出，不要解放邓某人；并且当面质问邓某人：“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 （引自中国红旗网2015-08-02：《陈永贵晚年吐真言：谈华国锋江青胡耀邦等人》）陈永贵同志的凛然大义表明，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生前对他的器重。 中共党内高层大多数“老同志”，包括那些曾经头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桂冠，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诸位，眼巴巴地看着修正主义上台，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而奋起抗争。更没有一个人，听从了毛泽东同志生前耳提面命地一再劝勉和叮咛：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的谈话》） “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起来造反，没有一位莫洛托夫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仅仅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毛泽东主义者，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人，才是毛泽东主义者，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有理由，有必要，有责任回顾当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党内高层中，特别是那些与毛泽东同志共事，或者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人们，哪一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真正懂得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哪一位是真正的、诚实的毛泽东主义者？是真心实意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而不惜粉身碎骨的忠诚战士？对于一个曾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由新的“遵义会议”来解决的极其沉痛的教训吗？！ 党内高层人物们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种种表现，并没有超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预料。临终前，老人家忧心忡忡地发问：“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0页）“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引自《毛泽东诗词•诉衷情》）精通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同志寄希望于人民。 正是从这样的历史关头和政治尺度上审视，魏巍同志在党、国家与人民深陷危难之时，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自觉践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不顾身地走向人民，同人民一起造反，一起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革命到底，决不投降！这是何等地心明眼亮？何等地铮铮铁骨？这怎么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人的历史，是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写就的。魏巍同志七十年英勇奋斗，造了帝国主义的反，造了封建主义的反，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造了修正主义、走资派的反；他从造反走来，又从造反归去。他用毕生造反的革命实践，精彩地书写了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忠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一名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光辉历史。 在今天，我们纪念魏巍同志，最重要、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学习他的革命造反精神，做一名忠诚的毛泽东主义造反派，继续革命，斗私批修，永不停息，死而后已。 敬爱的魏巍同志永垂不朽！ （2020年1月5日）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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