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反思改革史学了（2-2）

时间：2018-10-29 07:43:44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应该反思改革史学了（2-2）

前30年史学思想遗产不应断然抛弃
告别“以论带史”，走向“史料即史学”，告别“古为今用”，走向“为历史而历史”，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告别“自言自语”，走向“日常生活史”，这诸种倾向叠加在一起，导致近30年来的史学研究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所以，在笔者看来，对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须进行一次再调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对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引进与自主创造的关系进行一次再平衡。
这种再平衡不是简单地从河西返归河东，而是同时克服河东河西的偏颇。“文革”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与“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历史学针锋相对、对着干的30年。矫枉过正的结果，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前30年的历史学固然需要继续反思，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也同样迫切需要反思。近30年和前30年都有偏颇，也都有值得认真对待的珍贵遗产。
譬如前30年间占主流的“以论带史”的治史路数，在这一被视为教条主义的治史路数中，实际上仍包含着理论与思想可起积极作用这一合理成分，换句话说，教条主义可以抛弃，但“史观”或“理论”在治史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这一合理因子则不能断然抛弃。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治史过程中，“史料”是不是永远处在主动、积极和活跃的位置上，而“理论”是不是永远是“灰色”的、消极的、被动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每个人的治学程序上来讲，材料的搜集和积累无疑处在初始环节与基础地位上，但强调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史观”或“理论”永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乃至可有可无的。实际上，两者在治学的整个过程中互为前提、平等互动。没有“史料”当然不会有所谓史学，没有“史观”或“理论”也同样不会有史学，尤其不会有“现代史学”。“实证”和“材料”是史学的自然属性，而“理论模型”和“概念工具”的有无则是“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分野所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和19世纪、18世纪、17世纪……中国史学的差异，就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史料”上，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今天中国大陆历史学与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中国学”的差异更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史料”上，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以“教条主义”的存在和危害，作为否认理论作用的根据，从而走向“史料即史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泼掉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和想法。
再譬如，“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治史口号，当然有极大偏颇，也造成过巨大不良后果。但对这些口号也不应简单摒弃了事。这些口号事实上提出了“历史与现实”关系、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知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的过程中，“现实”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一种正面的因素？“文革”后一段时间之内，人们普遍认为：为现实而研究历史必定导致歪曲历史真相，人们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何“历史”，“史学史”、“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包括人们谈虎色变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党派偏见”，其对历史认识的推动和相关学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的确，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建立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机制，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必要。党派偏见就是这种颇具威力的一种机制。”学术史上有大量事例说明了一点：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没有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的政治信念和现实诉求，也根本就不会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还譬如，1949年后，翦伯赞、范文澜等对所谓“资产阶级历史学”即“繁琐考证”的批评与指责，今天看来，也包含着许多很精当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在“文革”结束之初也被当作“左”而反掉了。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什么样的考证繁琐，什么样的考证不繁琐，无法说清楚，所以，这样的批评不合理，不要管这么多，大家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经过30多年的时间检验，谁是谁非，已经非常清楚了。翦伯赞等人所批评的，实际上是胡适当年所表达过的这样一种意见：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没有什么大小之分，“细节”和“问题”有着同等的价值。今天看来，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讨论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能相提并论吗？探究中国的历史道路，追寻秦至清两千年间的社会形态，与考证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庄子究竟是楚人、鲁人或宋人有同等重要的学术意义吗？辩识出土简帛上的一个字的读音与辩论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公有和私有有同等重要的分量吗？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重估1949年后史学界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批判的意义。那种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政治批判无疑应该永远拒绝，但这种批判中所包含的真理的颗粒也不应被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分歧，当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分歧，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而是“实证主义”和“以社会科学治史”两条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史合理性在此，所谓“宏大叙事”和“大历史”的价值在此，它们事实上是与“实证主义”路线有着同等价值的合理的治史路线的一种。

改革时代的自我批判与史学再平衡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发表过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只有在它已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阶段时，才能准确理解前一个时代或前一个时期。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它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还没有能力和可能进行自我批判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即都是片面的、情绪化的、反历史或非历史的。对欧洲中世纪的看法即是如此。由于资产阶级革命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一度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当时都没有被人看到。对中世纪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把握，显然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时才有可能。
如同对中世纪的认识所产生的曲折和反复一样，对前30年中国社会政治准确判断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整个前30年也基本上是一笔抹煞，也认为是由一系列政治错误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总之，当时基本上是以彻底否定和完全抛弃为主。只有当改革开放进行到能够开始自我反省、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批判时，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前改革”时期的价值。譬如，只有当改革时期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达到一定程度后，只有当贪污腐败、道德崩溃登峰造极后，人们才能认识前改革时期所崇尚的平等、公正、均平的价值及其所采取的许多极端措施的意义。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彻底反思批判“前十七年”极左的思想方针路线，改革开放没办法启动，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启动。
对前改革时期史学思想遗产的认识也同样如此。“文革”结束之初，面对“评法批儒”的后果，面对史学园地的一片荒芜，面对史学队伍的七零八落，面对所揭露出的翦伯赞、吴晗悲剧的形成过程，痛定思痛，人们只能义愤填膺，只能背道而驰，那个时候要求人们理性地对待前一个时代，就如同要求一个普通百姓面对杀父夺妻的仇人要冷静和克制一样，未免太苛刻了。可是，当史学界偕同中国社会“背道而驰”了30年之后，这才发现，它也撞到了南墙上。“眼前无路想回头”，对改革开放史学的反思由此开启。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扶得东来西又倒，是这里的深刻教训。问题决不在于要简单地抛弃前改革时期史学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离出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形式中所获得的思想成果，绝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
历史决不会白过，也从来没有白过过。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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