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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1-08 13:26:19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郑舫翔 - 小 + 大
紧密结合现实，把握学习毛泽东、纪念毛泽东活动的正确方向
——重温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文，纪念周恩来逝世44周年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郑舫翔 1949年，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曾讲到“学习毛泽东”这一话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周恩来在报告中举例说，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民主革命中重视农村、重视农民运动的作用。然而，毛主席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农村，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先生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把农民运动搞起来。 周恩来说，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周恩来还说，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毛主席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毛主席决不是这样的人！ 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1963年，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1965年，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长冈乡调查》一文失而复得，毛主席重新阅读该文之后，回顾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曾经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不仅在土地政策方面犯过错误，而且在军事斗争中也犯了冒险主义错误，致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感慨之余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1971年，毛主席在批驳“天才论”时又指出：“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当然，毛主席的过人之处，是他以其深厚的学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预见事情的发展，既不搞教条主义，也不搞实用主义。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然而，该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毛主席在次年10月的八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认为新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但一开始主要是指社会上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1949年，他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考察，毛主席最后得出结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的主要斗争目标在基层。据已故的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回忆，毛主席当时认为，只要下去搞几年“四清”，把基层搞好了，共产党就不会变修。李老回忆说：“后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向主席汇报‘四清’成果，主席听了一言不发，脸色阴沉沉的。那时候毛主席就已经感到问题不在基层，而在上层了。”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曾认为：“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了1964年2月，毛主席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话时却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但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却体悟到毛主席思想上的洞察力。毛主席认为，搞政治的人，具备洞察力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方面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毛主席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从这个角度去学。 可是，现在有些人，还号称“左派”、“毛派”，他们却把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从来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不把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只从名义上歌颂毛主席，听到哪个高官或名人说了一句称颂毛主席的话，他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甚至热泪盈眶。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传家宝。怎样体现这一点？应该是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对人民前途、命运的引领，体现在人民群众碰到迷茫和困惑时，能够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获得智慧和力量。否则，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她的实践性，在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主席还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目前，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不公平问题，各方面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痛恨丑恶现象、抨击官僚主义、伸张群众权益。但是，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右倾思想的人，总是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似乎只要对公权力实行有效监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例如对于普遍发生的强拆问题，一些人就强调政府监督不力、不能依法办事。再例如对某些企业发生的爆炸、煤矿发生的矿难，一些人也强调当地政府监管不够、甚至有受贿问题，造成监管麻痹。而左派人士则着重强调资本的贪婪，爆炸、矿难案件背后，是资本家行贿在先，才有地方某些官员受贿、渎职在后。常见的强拆案件，在左派人士看来，首先是开发商超额利润的驱动，才推动开发商、地方政府各方面不顾一切地损害群众利益。在全国人民瞩目的官员腐败问题上，权力监督、财产公示可能会更多地被强调，但左派人士也会反问，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初期，监督机制尚未健全，仍未见如此之多的官员贪腐现象？足见问题在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而对于底层群众讨薪难、维权难，特别是面对沿海地区出现的血汗工厂和劳资纠纷，还有私企员工的“996工作模式”造成白领人员过劳、甚至过劳死的问题，左派人士更强调私营资本的非人性本质。当然，右派人士则强调，资本的非人性本质假如加上国家权力的有力约束，则可以走向改良主义道路，缓解劳资矛盾，因此右派人士往往认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是主要方面。而左派人士则强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会造成官商勾结，故而根本问题在于整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左派人士的佐证还有新中国建国初期，尚未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虽是私营方式或公私合营为主，但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的现象却在解放后迅速消除，虽未改为国营，工人亦颇有解放的感觉，这全因为政权性质变了、国家政治制度变了，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决了。总之，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全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按照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分析，拿出能说服人的新观点、新主张呢？ 针对我国现实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社会上有些人只从现象上看问题，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实现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化”，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是片面的。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妨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来回敬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毛主席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然而，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积极拥护毛主席，却在实际上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他们把那些从表面上看问题、以为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思想潮流，一概斥之为帮助帝国主义搞“颜色革命”，从而绕过对国家和人民危害最大的走资派和权贵资本集团。他们还故意混淆视听，捏造什么“党内高层健康力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提出“保党救国”的口号。在“保党救国”的极端口号被批判之后，他们又提出“走社派”与广大群众“内外结合”搞所谓“二次文革”。这样，就使他们的错误口号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我们说，“保救派”的观点，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立场上是右倾的，而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的。列宁曾经指出：“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毛主席也曾反复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而关于民主的问题，毛主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主席上述这段话，可以从三个要点上去把握。第一，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第二，宣传机器、话语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第三，人民内部有派别性，在各种问题上，思想认识和主张可能参差不齐，存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能否克服来自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就成为人民群众能否很好地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关键。 在民主的问题上，毛主席历来认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曾经警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总之，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 而且，我们还要充分估计到历史的曲折性，“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文革中，曾经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在看来，这个提法并没有错误。要“活学”毛泽东思想，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把毛主席架空成一个符号、一尊神像。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苦读毛主席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史，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要“活用”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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