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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05 08:18:31 点击： 次 来源：老支书合作社 作者：张晓芝 - 小 + 大
是在纪念?还是在诋毁？ 评《百年之后：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 世界上最可恨的不是敌人，最可恨的是假装朋友的敌人。 ——题记 首先恭喜“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码在转载《百年之后：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时候成功把原文题目《俄国革命百年：革命悲剧的由谁决定？》改为了《百年之后：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乌有之乡也把题目改成《百年之后：向“告别革命”：说声告别》。题目这样一改，更加促使这篇文章成为资产阶级宣传悲观主义情绪的“高明文章”，因为正是题目这双眼睛一经伪装，使得很多人都被牵着鼻子走。如果是原文题目，估计可能会少一部分人会为张跃然先生的文章点赞。下文小字部分是张跃然先生的原文，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怎么转载的，我们也是怎么复制的。 一、革命革命，从革命的发生说起 “革命必胜”不是天真想象。某次革命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对于某些革命者来说算是“天真想象”，可是对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任何革命来说，这却丝毫不是天真想象，因为革命是促进新生事物向前发展，所以说革命必胜，一点都不是天真，而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说“革命必胜”是种天真想象，实际的言外之意是“革命不一定成功”的悲观主义语境。也就是说整个文章，和金雁的《十月革命的真相》基本腔调一样。张跃然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一百年后，无论是在中国，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这场革命的相关叙述与评价都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永恒主题——对俄国革命的评价，永远植根于评价者对其当下所处政治环境的理解——也体现出这场革命本身的过程和遗产是多么复杂。 因为革命之后的苏联史充满了悲剧，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告别革命吗？或者，在面对高压强权的地方，十月革命的历史，仍然有进步价值吗？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这场革命？今天的政治运动参与者，可以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什么？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回到俄国革命的历史情境本身，去仔细观察1917年俄国的行动者们——尤其是布尔什维克——面对怎样的局势、他们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究竟是什么历史情境的产物。只有透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才能将当下面对的现实与1917年的俄国对接，发现背后相同的历史困境，从而由“告别革命”与“革命必胜”的天真想象中走出来。 革命是否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这是这张跃然先生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 革命是否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显然这是死板的说道，革命的发生一般而言，是由统治阶级的腐朽程度,反动程度,以及下层反抗者的斗争程度决定的，可是大家要清楚，统治阶级的腐朽程度,反动和反抗者的斗争里面还包括革命者的“力量综合”，也就是在揭露腐朽和黑暗，唤醒反抗者的斗争意识，武装革命者队伍中所运用的主观和客观力量。革命是否发生，绝不是谁一厢情愿，只有分界不明显的抢占主导地位的变化。革命前的主导地位是统治阶级的，他们主导着革命不发生，延缓发生，而这个过程中，被压迫阶级死活都要促使革命的发生，早晚都是要憋着一口气准备和统治阶级干一架，打不打得赢是力量的问题，打不打是革命斗争精神问题。就像一个奴隶要反抗奴隶主非人道的摧残一样，奴隶实在忍受不了奴隶主的鞭打，天天如此，有一天奴隶发现奴隶主的走狗和打手不在身边，奴隶愤然反抗，就可能杀死奴隶主。在这种情况下，请张跃然先生告诉大家，革命的发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奴隶主的马虎大意决定的呢？还是由奴隶一直以来的革命斗争精神决定的？显然，谈谁决定谁，就好比谈论男女两方第一次恋爱，后来分手了，你问谁决定谁吃亏一样，这显然是道学家的思想，同时也是死搬硬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在有条件的运动变化中的，革命的发生也是在有条件的运动变化发生的，谁决定谁这个问题，只能运用在符号与符号的推理中。在客观现实中，某时某地何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事物就往那方面进行。而不是你偏偏要问大家:十月革命是几分几秒发生的？问大家“革命的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问这样的问题，以及下文的回答，就好比现阶段高中历史书中的一些问题一样，只让大家背历史事件的时间。总的来说，革命的发生，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答案是客观物质条件。但是问大家“革命的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这个问题开始就是笼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像有道学思想的人问男女恋爱谁吃亏一样。 革命是个时间节点概念，还是个贯穿时空的过程？是个哲学问题。要讨论“革命的发生”问题，最重要的是先搞明白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发生，发生一词是指爆发暴动性的急剧性的斗争；还是指从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开始算起，一直到反动统治者被打倒这个过程而言。如果问革命哪一天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主导）”的吗？（“决定”这个词显然不能用，说这个词简直就是起到搅屎棍作用））当然是革命者主导的，因为反动统治者的压迫是一直都有的，而革命者的爆发暴动性的斗争不是常有的，以往是反动统治者主导着把我们的捆住，爆发暴动性的斗争却是我们主导着要把反动的统治者及其走狗捆起来，请问这种“革命”是不是由“革命者决定（主导）的”。 “ 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到1917的后一年：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德国共產党的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被捕遇害前曾写下一篇题为《柏林秩序井然》的文章，反思这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在文章中，卢森堡坦诚地承认，彼时的德国，没有给革命提供成熟的准备条件。但她更明确地指出，并不能因为革命准备不充分，就认为这场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在镇压革命力量的步步紧逼下，发动革命是唯一的选择，而革命一旦发动，开弓就没有回头箭——“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 卢森堡的这番话意味着：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往往并不由一小撮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决定。 最后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列宁在《反对抵制》中批判孟什维克时写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征，也正象说马是吃燕麦的，伏尔加河是流入里海的那样，用详细说明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争论的问题的实质”。（这在金雁的《十月革命的真相》体现得淋漓尽致。）谁不知道爆发暴动性的斗争不是由一小部分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决定的。张跃然先生在这里偷换了概念，用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替换了革命者。革命者不包括如巴黎公社中哪些奋起反抗的妇女儿童吗？什么叫做“一小撮”，如果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不是阴谋家野心家，用不着用“一小撮”来污蔑！！！“一小撮”这个彻底的贬义词，假如在一篇真诚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会出现吗？这是我们求全责备，还是这张跃然先生的故意嘲讽？各位热情的读者，请你告诉我！ 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个经由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详细的策略制定后一步步发动和执行的过程。恰恰相反，革命的发生是“革命局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的产物。 革命从来不是做1+1等于2的数学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也从来不称自己为算命先生，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带领着革命者，根据客观局势的发展去“随机应变”，请注意不是无头苍蝇乱撞乱飞。革命过程的发展，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有没有准备，有没有计划？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在否认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在否认马克思的先锋队运用，在否认毛泽东思想，完全是借着纪念革命的日子，给当下及将来的可要发生的革命泼冷水，全文读完，一股悲凉之意丛生，无疑这是张跃然先生给统治阶级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时候最大的献媚。很多看了这样的文章，就躁动了，就开始郁闷了，就开始反思马克思说的“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了。这是消极思想，这是比“告别革命”更加“告别革命”的阴谋伎俩。下面我们看看，这张跃然先生又胡说些什么: “革命局势”往往突如其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局势的发展也往往瞬息万变。它有两种特殊性。第一，它为革命提供了罕见的宝贵机会：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民众的抗争热情就像火药桶被点燃，动员变得极为容易。第二，它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民众抗争热情高涨的时候，支持旧体制的保守力量也在紧锣密鼓地动员，伺机镇压民众。巨大机会与巨大危险并存之时，要么抓住机会发动革命，要么错失机会等着被消灭——革命，对支持抗争、寻求变革的政治力量来说是唯一的自卫手段。 这是典型的把革命领导者和革命政党，特别是和着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党，看成是这“一小撮”政治力量寻求变革，似乎是和着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为了利用民众夺得自己的利益一样的，可见张跃然先生多么的愚蠢。布尔什维克政党和领导人，本就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群排头兵，他们来源的就是无产阶级。而在这一段里面，作者显然是这样划分的: 革命政党——民众——反动统治政党。这是张跃然先生的愚蠢还是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没有吃过猪肉，难道没有见过猪跑吗？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所说的“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我们的张先生没有听过吗？难道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没有对这些话做过翻译，对此，我们只能为作者的“假装愚蠢”感到悲哀，因为他根本不是不知道，而是其立场决定了他的“假装愚蠢”。 在爆发暴动性的斗争开始，凡是能参与我方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者，都是革命者，凡是维护统治阶级压迫者，都是反革命者。反革命伺机镇压革命，革命相机打倒推翻反革命。民众这个模糊不清的政治概念，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御用文人历来的伎俩。似乎这“民众”就是供人驱使和操纵的“绵羊”，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系，对他们来说民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政治技术叫做“牧羊术”。可爱的张先生，你真是太可爱了，二十一世纪了，还扯这些淡，俱往矣！和着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的话语和奋斗的目标是: 人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当家做主，不是“为”人民“当家做主”，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砸碎万恶的旧世界锁链，赢得是自身的解放。决不是和着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哄骗“动员”民众的选票（行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团服务。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上下轮流执政，完全的向世人展现出，资产阶级政党“动员民众”，目的是为了政党集团的利益。而和着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本身就是为了大多数的人，她的利益就是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她服务的对象就是大多数的民众（劳动者），和民众分不开，怎么能不把参与到爆发暴动性的斗争去的民众算为革命者呢？把民众和无产阶级政党割裂开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老奸巨猾。 “革命局势”什么时候出现，不是革命领导人和革命政党说了算的。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革命者往往并没有准备好。因此，摆在革命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抓住机会，还是错失机会等待准备好的那一天？面对这种局面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更何况，他们的敌人，即保守的政治势力也在紧锣密鼓、虎视眈眈。 二、面对“革命局势”，无产阶级是“怎样”惊慌失措的 这里说“革命局势”，还算终于说了个具体的，也就是爆发暴动性的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出现，以什么形式出现，不是革命者说了算的。这并不是张先生多么高明的认识，列宁早就说过，一般的头脑清晰的革命政党及领导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更何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的无产阶级政党呢？这是张先生卖弄和污蔑加嘲讽——革命者往往并没有准备好。往往没有准备好，这主要是张先生针对下文来说的，意思是应对十月革命“时机”，布尔什维克往往没有准备好。这究竟是不是污蔑呢？我们来看俄国的革命斗争史，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一代人开始，到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多长时间的斗争准备和长期性艰苦性的工作。单说列宁那一代人，到十月革命的爆发，这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有没有准备呢？长了耳朵眼睛的都知道，除非瞎子聋子，更可怕的是张先生对事实熟视无睹还妄加篡改。有的人读到“往往没有准备”这句话，动脑筋想过吗？“往往没有准备”到底是在纪念十月革命，还是在诋毁葬送十月革命？而且，这宣扬的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大放冷空气的招数，使得笔者都不寒而栗。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更具体地说，1917年的列宁——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局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等领导人，必然乐观而且兴奋的面临这一“革命局势”，这一局势恰恰是通过认识历史规律，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所要爆发的“革命局势”，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他们丝毫没有预料到，但是丝毫也不惊慌失措，完全不用他们“不出乎意料”，他们如果完全意料之中，那么他们就是神，或者就是算命先生。正因为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十月革命爆发是出乎意料。 “ 当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劳动妇女节（俄历2月23日）这天走出工厂、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这是出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个左翼革命党意料的。就在前一天，布尔什维克还召集纺织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开会，指示她们不要在妇女节这天发起过激的政治行动。抗议示威的规模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跃然，虽然许多基层布尔什维克党员积极参与，但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并未扮演什么领导角色（人民群众高涨的自发性斗争，用得着布尔什维克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吗？这恰恰是人民群众无与伦比的力量的展示，也恰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一旦爆发，那将势不可挡，革命政党和领导人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先锋，一个引导者，他们不是要教会人民具体怎么做，他们要做的是引导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处处被“领导”，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借此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无所作为”，恰恰“法海不懂爱”，丝毫不懂得人民群众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关系）。短短几天内，民众的自发参与汇成汪洋大海，吞没了沙俄政权，史称“二月革命”。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应该怎么做？（这是这张跃然先生文章的第二个小标题） “沙皇退位之后，代表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和代表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苏维埃”系统形成对峙的“双重权力”（dual power）局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认为，“双重权力”应该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维持下去，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核心权力，先好好发展资本主义。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以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应该维持“双重权力”体系，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导局面。 而到了四月份，在外流亡的列宁终于回到俄国之后，他在《四月提纲》中抛出了一个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声音完全不同的形势判断。在列宁看来，“双重权力”体系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广大工人、基层士兵、农民要求俄国从一战中撤出、要求全面的政治参与、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土地再分配，但临时政府完全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如此一来，矛盾只会不断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争精神会越来越强烈，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则相应地越来越倾向于镇压民众、并和保皇党走得越来越近。如此一来，要么民众成功推翻临时政府，要么民众推翻临时政府失败、遭到资产阶级镇压。 换句话说，列宁正是将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定义成一种“革命局势”。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加深、抗争情绪空前高涨，工人们一波接一波地发起工人自治运动、夺回工厂的控制权，并自发组建“工人赤卫队”、壮大抗争实力。抗争力量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壮大，固然有赖于革命政党十几年来在工人中的教育、深耕，但抗争意识的种子一旦播下之后，在短时间内的突然蔓延，却不是任何革命政党可以控制和预料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自发动员和抗争必然不能被临时政府所容忍，后者也在暗中壮大实力，筹备对民众的镇压。 摆在列宁眼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机会，但这个机会一旦抓不住、一旦任由民众的抗争以高度自发的方式发展下去，那么最终带来的很有可能是反扑。在“革命局势”中，对站在临时政府对立面的工人和士兵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动将民众的抗争统筹和组织起来，为民众的抗争提出统一的、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将分散的抗争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通过策略性的政治行动，最终废除临时政府、将所有政治权力交到苏维埃手中（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这些主张，是列宁对二月革命后的“革命局势”敏锐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他的一贯看法。事实上，在1917年以前，认为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可以无缝衔接的，只有被广泛认为是“疯子”的托洛茨基（LeonTrotsky）一人而已。当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抓住机会、带领民众推翻临时政府的观点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第一反应是列宁也疯了。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一开始支持列宁主张的，只有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但在列宁不断的努力劝说以及基层党员的热情感染下，《四月提纲》最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官方路线。” 如果说，革命局势形成是高涨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斗争，布尔什维克政党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人民群众自发的斗争以后，人民群众难以提炼出科学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时，革命政党和领导人，就必须站在历史关头为人民群众指明道路。《四月提纲》就是这样，列宁没有坚持“一贯看法”，恰恰完美的阐释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张先生借列宁没有坚持“一贯的看法”，借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来说明列宁也疯了，也惊慌失措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要是列宁坚持“一贯的看法”，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正是因为他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才能应人民群众斗争所需，写了《四月提纲》。张先生说“但在列宁不断的努力劝说以及基层党员的热情感染下”，这也是单纯孤立的把列宁神话的一般表现，而是很拙劣，一方面他想表现列宁个人的英雄魅力使得《四月提纲》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说“热情感染”，在张先生的眼里，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人，都是被列宁所左右的一群傻瓜。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到底是列宁是“劝说”和打感情牌，还是说对整个革命发展到当时的科学分析？到底是列宁疯了？还是在革命斗争热情高涨的时候，列宁顺应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做出科学性的指示，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反过来到人民群众中去？读这篇文章，有没有这样的思考，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斗争，还是说一读而过，就会被这篇文章的消极情绪压得踹不过气来。 “ 1917年四月之后局势的走向，印证了列宁的判断。四月底，因为临时政府迟迟不退出一战而感到沮丧的民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作为妥协，自由派同意重组临时政府，将当时在苏维埃中占有主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纳到政府中。但重组后的临时政府依然不退出一战，而且也不愿满足工人、基层士兵、农民的其他政治经济诉求。 到了七月份，感到忍无可忍的士兵、工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试图发动起义、将临时政府的权力全面移交给苏维埃。但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高层认为，民众的力量还不足以在和政府的对峙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及时制止了这次起义。虽然起义并未发生，但已经感到惊惧的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下，对抗议者和布尔什维克展开反扑，数百人被杀、托洛茨基被捕、列宁被通缉。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民众真的发动了这次起义、如果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临时政府的镇压还要比这血腥得多。（请注意这时候的孟而仕维克。欧洲东部俄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右倾机会主义派别。） 七月事变之后，临时政府开始和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等军队中的保皇党接近。最终，科尔尼洛夫试图在八月底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事专制。挫败这场政变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带领的大批民众。“工人赤卫队”在彼得格勒迅速组织起来布防，其他民众也用各种方式阻止科尔尼洛夫指挥的军队逼近首都、煽动士兵叛逃。布尔什维克在挫败政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显示出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和动员，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和基层士兵中已经建立起极强的号召力。在九月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改选中，布尔什维克取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赢得了绝对多数。 这一系列事件，让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实力，也让临时政府在民众中彻底失去了任何合法性。最终，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变得水到渠成。” 没有成熟的果子，“没有准备好”的革命（这是这张跃然先生文章的第三个小标题） “没有成熟的革命”这个极不恰当、不确切的比喻。任何革命不可能按部就班，死板的“做好准备”。下文说：“这不禁让人想起对某场运动的一个著名评价：‘（这场运动是）还没有熟的一个果子，一些人就很饿，饥不择食……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不应该吃，可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可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个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先不分析这句话中:“一个果子”、“一些人”、“他”这些词到底对于果子是主体还是客体，等等这些逻辑上的混乱和不严谨。光说这种问题的提法，就是跟“革命的发生，是由革命者决定的吗？”一样的提问题方式，提问题方式一样的，给出问题答案也是相似的。我们权且跟着读者的思路:把十月革命比做没有成熟的一个果子，革命者（包括革命政党及人民）是吃果子的人，革命者被反动统治者压迫数千年，饥不择食，饿得不行了，看见了一个果子，（首先肯定这果子是没有毒的），革命者吃不吃？他不吃，难道还要等着果子熟透自然掉落吗？那不就饿死了。果子成熟不成熟，涩不涩，酸不酸，好吃不好吃，这对于饥不择食的革命者来说，很重要吗？饥荒之年的人，连“观音土”都吃，古代战争中的底层人民还有“易子而食”，请教一下，对于革命者来说，果子该不该吃？如果对于一个果子的生命历程来说，它不应该在有苦涩之味的时候被吃掉，他应该自然熟落。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搞清这个比喻中谁是主体，谁是客体，只是在哪里放烟雾弹，宣扬一种悲观的情绪，大体一看这个比喻，似乎还很恰当，细细思之，这不是扯淡吗？作者高喊纪念十月革命，请问纪念之处在哪里的？大凡这样的看待历史问题，总要把人往悲观主义上面引。我们评价辛亥革命，孙中山那一代的革命者，该不该吃果子？他们必须吃，他们必然吃，他们不吃的话，他们怎么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谁以后再想当皇帝，人人得而诛之。辛亥革命的后来发展，按照作者果子的比喻来说，这同样是悲剧，孙中山他们搞了革命准备（执政），就抓不住革命的机会，抓住了革命机会，就执不了政。硬生生的把两种不同的历史过程扯到一起，为作者的悲剧分镜头脚本构造悲观的戏剧冲突。 革命前的斗争是准备吃果子时候的想办法；革命中（爆发暴动性的斗争时）是摘果子并赶紧吃下果子保命；革命者吃了果子之后，是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果子，同时种果树；如果说怎么执政，那就是怎么种果树，与怎么分配果子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吗？这不是走到哪个山上唱哪个山上的歌吗？这难道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吗？同时，任何一个革命者，任何一个新生的历史事物，怎么可能愚蠢到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没有做执政的准备呢？在种种的斗争过程中，不恰恰是为后来的执政打下基础吗？试问地主阶级在推翻奴隶主阶级的过程中没有做好准备吗？试问资产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吗？历史发展的未来，只有大致发展的方向，没有具体到甲乙丙丁的步骤。 张先生在文章中还以芬兰的夺权失败，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失败，来佐证“夺权和执政”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怜我们的张先生估计最开始还是个中国人，怎么没有提起过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没有提起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他们的“进京赶考”呢？毛泽东他们在西柏坡时候的“进京赶考”，是不是一种革命夺权与革命执政之间选择的一个典型例子呢？为什么偏偏在文中这张跃然先生要这样写:“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始至终都坚定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革命之火能向西蔓延、欧洲各国都由工人阶级掌权、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到底列宁是走的革命之火向西延，还是列宁走的国际主义路线，列宁是这样狭隘吗？还是说这位张跃然先生把读者的眼光，特别是左翼读者的眼光局限在欧洲那些失败的案例中，多么完美的诡辩，可是事实是，在马列主义路线下:中国人民成功的运用马列主义建立了新中国，当时世界上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没有举出这些，只是在向世人说“该运动勇气可嘉，可是失败了。”说完以后嘴角露出一丝捉摸不透的笑意。 作者把多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苏联最终解体这样的脏水，泼到十月革命的“没有准备好”以及那个愚蠢的“吃果子”比喻上，传递出一种悲观情绪。同时还是一种嘲弄，对于这些很多读者没有发现，而且被这篇文章“戳中泪点”，这种原因是什么，无不是隐藏在左翼中的机会主义者在搞鬼，战战兢兢颤颤巍巍的机会主义者们就是喜欢为这样的污蔑十月革命的文章流泪！ 张先生看似喊出了反对“告别革命”的口号，似乎在呼吁人们反思这场革命，但是请读读这话:“历史的转折点会不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这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人可以决定的，是在历史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能够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这话的前面两段是什么？是在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描写成洪水猛兽，没有人可以左右。上下文结合起来，就是你要是你有本事左右这洪水猛兽，请你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言外之意，或者给读者的“启发”是什么？不就是告诉你，在暴风雨式的斗争中，你要没本事，就不要去喊什么革命，搞什么斗争，不如活在当下。请问这张跃然先生是不是高喊“反对告别革命”的口号，实际在嘲弄和干着“告别革命”的勾当呢？ 三、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制为何被机会主义者拿来吓唬人 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制不光被机会主义着拿来吓唬人，只要是资产阶级的种种喉舌都会这样做，其中以机会主义者为甚。很多被欺骗的人，往往被无产阶级专政吓个半死，因为往往资产阶级的喉舌都是把极权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制等同起来的。他们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 有的人认为张先生这是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给革命者提建议的文章；笔者认为，不如说这是在给资产阶级者出谋划策。为什么？大家请读读下文介绍芬兰革命斗争后的影响，说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得“芬兰（建立在世界体系核心地位之上的）被高度称赞的福利国家体制”，写到后来，又说:“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俄国革命对于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政治斗争有什么样的意义”。作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必须要一定程度上改良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提高他们少量的福利待遇，使他们保持在一种“半死不活”的无力状态，一旦给无产阶级太多，那么触及自身利益，一旦给得太少，十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日子不远。前车之鉴不远，资产阶级统治者，要放聪明些。如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分享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中所说：“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列宁指出，这第二种方法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更加高明的统治手段。张跃然先生给资产阶级提醒时，还不忘给十月革命泼上一盆“悲观主义”的脏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谈论一切历史也只是为了现实的服务。为着更好的愚弄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统治者花的心思丝毫不比无产阶级差——更加狡猾的宣传。 “ 回过头来看，1917年“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是完全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而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革命局势”中浮现的宝贵机会。如果布尔什维克选择去做更加充分的执政准备、而错过了这次机会，俄国革命的结局又将如何？芬兰革命的失败，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 在1917年二月份沙皇退位之后，原本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也陷入动荡，成立了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联合政府，接受了“高度自治但不独立于俄罗斯”的政治框架。但随着工人和农民的抗争热情越来越高涨，要求芬兰完全独立、要求芬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 当时芬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从联合政府手中夺权的声音越来越大。十月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芬兰社民党夺权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工人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强烈要求社民党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芬兰政权，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士兵也支持芬兰工人。然而，当时芬兰社民党内部的主流声音认为社民党还没有做好执政准备，因此放弃了夺权。之后的三个月中，党内的激进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劝说社民党同意夺权，最终在1918年一月发动夺权起义。但是，这三个月给了芬兰资产阶级以宝贵的喘息之机，他们壮大自身武装实力、培育“白卫队”、获得了德国的军事支持；支持芬兰工人的俄国军队也在1917年底被召回，导致芬兰工人的武装实力被削弱。最终，芬兰资产阶级在1918年四月挫败了芬兰工人和社民党的夺权行动，超过两万七千名“工人赤卫队”成员死于资产阶级的反扑。 芬兰的例子表明，当“革命局势”到来之时，民众的抗争诉求迅速激化成革命性的力量，而引领这种抗争的组织和领袖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及时抓住“革命局势”提供的机会，最后很可能会给整个抗争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在芬兰的例子中，工人阶级革命虽然遭遇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给后续的政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这之后的芬兰政府，一直被“革命也许会重演”的幽灵所笼罩，因此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用安抚的方式削弱抗争的土壤，这才有了后来芬兰（建立在世界体系核心地位之上的）被高度称赞的福利国家体制。 布尔什维克抓住了转瞬即逝的“革命局势”，因为机会一旦错过，后果很可能就是巨大的悲剧。然而，布尔什维克终究没有躲过另一重历史的悲剧：“革命局势”出现在他们完全没有做好掌权准备的时刻，他们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没有预想到掌权之后面对的困难。 这不禁让人想起对某场运动的一个著名评价：“（这场运动是）还没有熟的一个果子，一些人就很饿，饥不择食……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不应该吃，可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可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个不可以吃的东西。” 这番话在不经意间，恰恰概括了1917俄国革命的历史悲剧性。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抓住机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如对于一个饥饿难耐的人来说，吃掉眼前的果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布尔什维克毕竟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正如这个被吃掉的果子毕竟是没有成熟的。但没有办法，果子往往都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出现在人们眼前，如果等到它熟了再吃，人就要饿死了。 对于一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重要的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而是在掌权之后的第一天要如何做。革命的要义不在于推翻的旧秩序是什么，而在于要去建立的新秩序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掌权的那一刻，他们没有预料到在掌权之后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困难、更没有想过如何去解决这些可能的困难。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始至终都坚定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革命之火能向西蔓延、欧洲各国都由工人阶级掌权、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始终坚信，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1917俄国革命之后，革命之火的确开始向西蔓延：德国在1918年底爆发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的阶级矛盾大规模爆发，匈牙利在1919年三月份成立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1919-1920年间意大利出现了巨大规模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然而，革命的希望转瞬即逝，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阶级被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在罗马尼亚和协约国的炮火之下，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也最终失败。如果革命在其他国家无法取得成功，俄国应该怎么办？列宁不知道，托洛茨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在坏消息从欧洲各国纷纷传来之前，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临时政府被废除之后，在“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大，其中列宁、托洛茨基态度过于强硬，甚至都不愿意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Mensheviks-Internationalists）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LeftSR）合作。列宁曾经将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动员人民、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目标。但在1917年十一月立宪议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输给社会革命党，未能取得多数，而1918年一月立宪会议第一次召开之际，列宁提出的许多政纲也没有得到通过，于是，布尔什维克强行将立宪会议解散。1917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同意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仅仅过了三个月，因为在“是否接受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这一问题上与列宁出现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联合政府。 这一系列事件，开启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之路。” 到底是“这一系列事件”“开启了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制之路”？还是布尔什维克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必须实行的一党专政。还必须看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历史脉络，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他们干了些什么事。不能被“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Mensheviks-Internationalists）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LeftSR）”这样的高端用词蒙蔽了双眼。如果这两个问题就没有搞清楚，那么被张先生牵着鼻子走，不是正如那句俗话所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说列宁、托洛茨基都不愿意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要求，孟什维克国际主义也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好，他们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下，对抗议者和布尔什维克展开反扑，数百人被杀、托洛茨基被捕、列宁被通缉。（这张跃然作者在文章中自己写的。）”这两个派别干了些什么？列宁他们没有选择和这两个派别合作，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两个派别是要巩固二月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是“后退一步”，而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是要更“进一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谁在这里还软软弱弱悲悲戚戚的，无疑是自揭面具。显然这张先生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政进行资产阶级式的辩护。 马克思：“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恩格斯：“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对不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先锋队地位的政党。...... 只有这个政党才能领到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在这个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问题，列宁说：“有人向我们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我们说，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提出的，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动摇，倒向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有两次经验，一次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得到了协约国的帮助，就是说，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助，得到了法、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所许诺的那种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呢？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破产，是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切妥协主义幻想的彻底破灭。”现在完全可以说，这张先生的文章是不是眼含泪水，为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喊冤叫苦呢？是的，只是，更多的是张先生身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的这样喊叫，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政治统治）感到恐惧，同时反映出他对非无产阶级的一党专制感到恐惧。连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统治都不能做科学的认识，试想，他还能真正的纪念十月革命吗？这样的文章还能够让你（读者）感到欢呼雀跃吗？ 实际上，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而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恰恰不懂得辩证法，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国家走向消亡”《列宁全集》38卷168页。不懂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所以总是愚蠢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一党专制”。——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对布尔什维克打击巨大。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渗透极其有限，而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恰恰享有广泛的支持。” 看看“打击巨大”这几个字，是不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的渲染？因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对布尔什维克打击巨大吗？还是说布尔什维克政党，一直在同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一直在和许多妥协分子、倒退分子斗争中，使得布尔什维克政党变得巩固坚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左派中，曾经是列宁老师级别的人物，但是后来，普列汉诺夫走向了落后，这时候列宁毫不留情的与普列汉诺夫进行论战。按照这张先生的说法，这样的论战和与普列汉诺夫的决裂，对布尔什维克政党来说，岂不打击“天大”。这显然是不懂的马列主义，显然是用资产阶级的那种政治上的虚伪，来研究无产阶级的政治。请问这样的“认真严肃地讨论”，能够把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事件，研究明白吗？显然，只能被带到沟里去。资产阶级的法海大师（学者教授）是永远不懂爱的。 “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工人阶级、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在1917年远没有变成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十一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工人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社会革命党依然靠着农民的广泛支持赢得了选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农民，在推行农村改革时严重受阻，无法获得农民的有力支持，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 这完全是赤露露的污蔑！列宁于1917年9月10-14日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向当时的俄国民众汇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同时这份汇报材料，今天再向今天的世人汇报一下，免得张先生污蔑，免得在这个冷空气骤降的今天，完全被“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农民”“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这些话吓死了！ 布尔什维克“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农民”吗？工业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这个代表社会最进步的社会力量，难道是傻子吗？ 列宁在汇报中写到：“铁路运输已经混乱不堪，正在日益解体，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炭的供应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故意不断地对生产暗中破坏（损坏东西、停闭、破坏和阻挠），指望空前的灾难会使得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地主的无限权力。”，“革命已经半年了”，政府“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过‘联合政府’，因此他们要在政治上对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负纵容资本家的责任，负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的责任。”“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是人数最多的。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起了反动的作用，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这一段说明了什么，标榜自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越加反动，倒向了资产阶级，他们不支持农民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所有制。发展到后来，到底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割断了联系，还是社会革命党与农民要割断联系？不言而喻。 载于1919年8月28日《真理报》第190号的《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是列宁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表的一篇为了保卫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告知书，在这篇文章中更加清晰的向世人展示了，新生的从十月革命走出来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如何在艰难困苦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的雄壮画卷。同时也能够看到张先生所谓的“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破裂，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是多么可耻，多么无知的污蔑。在《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中，我们得到了“六个教训”，这同时也是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六个教训”。如果张先生必须污蔑布尔什维克党“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那么首先请张先生拿出数据和事实说话。其次，我们再来看布尔什维克党在这篇告知书中是如何向农民做科学分析工作的。“国家没有大量的存粮，红军就不能巩固，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自由调动红军，不能好好训练红军。”也就是说工农苏维埃政权没有强大的红军武装保卫，那么革命的果实就会被隐藏的显露的高尔察克抢走。那么“农民是否会相信工人国家而把余粮借给它呢？”布尔什维克党给出了郑重承诺，并且后来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承诺。“第一，国家给予借券即纸币。第二，所有农民根据经验知道，工人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是帮助劳动者而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因此苏维埃政权也叫工农政权。第三，农民没有其他出路：或者相信工人，或者相信资本家。”在这篇告知书中，布尔什维克党还告诉农民，“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忠实的朋友和援助者。丝毫不倒向资本家方面，结成反资本的劳动者的联盟，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专政’的实际意义就是如此。”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是这样践行践诺的呢？是“只能诉诸于血腥残暴的手段完成粮食征收。”？还是工农互助，结成了工农联盟？ “而随着保守派在欧洲国家支持下反攻，1918年内战的爆发，让布尔什维克政权到了崩溃的边缘——在1917年十月废除临时政府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怎可能预料到，前方还有一场可怕的内战等着他们？在美英法德支持下，失去权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和保皇党组织起“白军”，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1917年以前的托洛茨基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会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去指挥作战。“建设新社会”的努力必须停止了，一切政策和资源都要为战争动员服务。先是可怕的“战时共产主义”，后是被斥为右倾路线的“新经济政策”，这其中的转变，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执掌政权时的狼狈与惊惶失措。而这场伤亡惨重的内战，也几乎彻底摧毁了1917年革命赖以发生的工人阶级。 “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预料到”“托洛茨基也想不到”“可怕的‘战时共产主义’”“狼狈与惊惶失措”“也几乎彻底摧毁了1917年革命赖以发生的工人阶级”，读者们仔细回味回味这些带着嘲讽意味的悲观主义话语。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看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如何在这“怎么可能预料到”的战争中“狼狈与惊惶失措”的？列宁在1917年4月9日载于《真理报》的《远方来信》中的第一段就写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指二月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面对未知的未来有表现出那种“革命必胜”的天真幻想吗？他们有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锤定音，革命斗争是一炮而红吗？列宁他们很淡定很耐心的做着科学的分析，“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列宁说“奇迹在自然界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双方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庸人们看来，有许多事情都放佛都是奇迹。”在张先生看来，似乎无法预料的战争，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狼狈与惊惶失措”了，难道仅仅因为托洛茨基上战场指挥了战争？我们先不讨论托洛茨基他上战场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斗争，上个战场有什么可以表现为“狼狈与惊惶失措”的呢？哪怕到了最后一刻，列宁也是能够拿起枪给他们干的。张先生用这种无耻的诡辩技俩来污蔑无产阶级政党，竟然被人奉为纪念十月革命的难得好文章，真是资产阶级茶余饭后的最好谈资。 战时共产主义竟被刻画成“可怕的”！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和白军勾结起来，工农苏维埃的境遇与不会这样糟糕，“可怕的‘战时共产主义’”是由谁造成的？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造成的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的果实能保卫吗？工农兵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来的政权，能够继续存活吗？竟然说“可怕的”，的确对于资产阶级和地主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广大的工农兵勒紧裤腰带，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大家团结一致，抵御入侵的加上暴乱反扑的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对于伟大的工农苏维埃来说丝毫不是“可怕的”，相反是工农联盟互助的一次实践和检验。这对于伺机暴乱的资产阶级来说是“可怕的”，因为这显示了工农苏维埃联盟的伟大力量，同时打破了资产阶级所宣传的用来恐吓农民的谎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机会主义派别再也没有机会：“实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因为他们在俄国革命的两大历史时期，都成为地主资本家的帮凶:（1）克伦斯基执政，（2）高尔察克统治。在这两次事变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疲于应战的布尔什维克，拿不出足够的人手来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的政治工作几乎瘫痪。同时，人手的稀缺也使得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依赖于沙俄时代的旧官僚阶级来维持国家职能部门的运作。一台大型的僵化官僚机器浮现出雏形，这成为了让列宁晚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资产阶级的法海大师（学者教授）永远都是在搞模棱两可的概念和词条来迷糊我们轻于鉴别的读者。上一段文章说布尔什维克“疲于应战”，没有人手出来进行党建，“导致党的政治工作几乎瘫痪”。大家读到这里停一停，想想张先生是不是又抛给读者的一个如本文开端时候的那个“果子比喻”一样提问方式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拿出力量参加反对白军的战争）是熊掌，（布尔什维克拿出力量来党建）是鱼。拿了熊掌去跟白军干，就必然引起拿不了鱼来喂养党的组织建设。读者请看，是不是同样的思维逻辑，是不是同样透露着历史悲观主义情绪，好像无产阶级革命总是顾此失彼，总是运气差到极点，这是不是让人感觉到十月革命真是个“悲剧”。这正是张先生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列宁所说的：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那样：“有些政治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俞反动的作品而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 “著名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產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成功、而在欧洲国家失败时指出：俄国的国家机器和民众之间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中介，因此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而在欧洲，发达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紧密联动、保护着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让无产阶级夺权变得十分困难。葛兰西写道：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公民社会结构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壁垒和工事。” 某种角度讲，葛兰西在俄国和西欧之间所做的对比并不准确。俄国并不是只有国家这个“壕沟”、而没有“壁垒和工事”。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区别根本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关系不同：在西欧，公民社会中的“壁垒和工事”，使得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占领“壕沟”；但在俄国，占领“壕沟”也许没有那么困难，但恰恰是在占领之后，无产阶级不得不面对“壕沟”背后重重“壁垒和工事”——比如农村传统社会、官僚阶层——的巨大挑战。 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并未做好掌权准备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了抓住机会——毕竟，局势的出现与否不由人掌握，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掌权后，布尔什维克终于还是为“没做好准备”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 我们来看看这张跃然作者是怎样滥用权威，是怎样进一步把读者的情绪带入悲观主义语境下的。他先把葛兰西在分析俄国和欧洲国家的公民社会说成是“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成功、而在欧洲国家失败”，葛兰西作为一位坚强且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被捕之后，仍然以超出常人的意志，为无产阶级的后来斗争进行科学的经验总结和提供，难道葛兰西就是在狱中告诉无产阶级：“工人无产者们！在欧洲相对完善的公民社会中夺取政权是会失败的。”，试问这是葛兰东所说的吗？恰恰这是当代资产阶级的法海大师们所要告诉世人的。因为现在只要是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牌的还是新生的，他们都在努力建造一种“公民社会”的壁垒和工事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这种“公民社会”的建造，完全可以换种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日趋完善和高明，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那么无产阶级在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就要针锋相对，我们既要各个击破戳穿，更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除去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用警察、监狱来镇压，还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奴役，而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可能暂时还敌不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无产阶级的群众队伍可能还会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列宁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除去经济上、政治上要获得解放，也要在精神上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就如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光要打破封建的政权，也要砸碎封建礼教的枷锁一样。”——激流网《雷川：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葛兰西所指的是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这个是有争议的。这不是葛兰西造成的，这是反动统治者对葛兰西的迫害造成的。在葆煦翻译的《狱中札记》1982年4月的出版说明中写到：“（葛兰西）为了避开监狱当局的检查，不得不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代替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并“故意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伟大的缺点”就成为后面许多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来写文章乞取俸禄的金饭碗。 同样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官方马克思学者的论述，王晓升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写道：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所作的这种独特理解, 是和他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的。葛兰西反对将俄国的革命模式机械地照搬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中, 因为在他看来, 两者具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在俄国, 国家就是一切, 市民社会处于原初状态, 尚未成熟; 在西方, 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的关系, 国家一旦动摇, 市民社会的强大结构就会立即显现, 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 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也就是说, 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落后, 缺乏民主传统, 因而阶级统治以政治社会的强制性权力为主; 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都非常强大, 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实施直接统治, 而且也通过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因此,俄国的革命可以通过发动运动战(w ar of maneuver) 来推翻强权统治而获得胜利, 而西方国家却只能通过长期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 来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一方面驾驭着政治强权, 另一方面又组织着文化领域权; 一方面对人们实施着暴力压制, 另一方面又对人们进行着教育劝说。” 读完王晓升这篇文章，就更好的理解什么是葛兰西所说的“公民社会（也可能是市民社会），上面的话是不是“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列宁语）。但是王旭升这篇文章也有问题，在总结到“只能......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时候，无疑也是法海不懂爱，如果无产阶级“只能”这样做的话，那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容易多了。因为与其说模模糊糊的争取“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不如直接告诉大家，我们要投入长期性艰苦性反复性的斗争工作中去，这种斗争工作就是：时刻与“自由主义”斗争，与改良主义斗争，与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斗争，反对工联主义，反对妥协投降主义，反对工人特权分子，打倒工贼，狠狠的揭下如张先生一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不同这些思想斗争，就不能教育无产阶级和武装无产阶级，也就更不能“只能......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更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我们面临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统治手段，我们也要有两种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斗争方法。面对第一种，我们要有自己的组织力量，武装暴力力量，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面对第二种，就是在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有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时候，还要同许许多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进行论战，也就是说服讲解。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大致也分为两个阶段：革命胜利前的论战和斗争，这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的说话权力往往被剥夺，但是我们仍然要千方百计的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斗争；胜利后，还残留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时候就需要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逐步的消除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时候仍然要继续扬弃资产阶级民主中的东西，发扬好的，剔除坏的。 向“告别革命”说声告别（这是张先生文章的第四个小标题） “在一百年后回看1917，今天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1917俄国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悲剧走向，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悲剧，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而造成的悲剧，而不是某几个人、某几项行动策略造成的悲剧。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俄国革命对于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现实政治斗争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论是鼓吹“告别革命”（鼓吹者同时忽略了，那些革命的幽灵退场之后的国家，也往往从此与进步主义的重大政治、社会变革绝缘，进入停滞甚至倒退），还是争论“革命还是改良”（说得就好像社会变革的具体过程真的能被争论者的意志所左右一样），这些讨论都脱离了俄国革命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因此也就无法真正通过比照历史来进入今天的政治现实。只有理解了一百年前的布尔什维克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做出了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我们才可能开始讨论今天的我们面对的又是什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四、“告别革命”属于谁，“认真严肃讨论革命”又属于谁 请注意这句话：“本质上是历史性的悲剧”，这是对前面悲观主义情绪的重复渲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碾压也是长期性艰苦性反复性的。这种历史性的悲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发挥，只能望洋兴叹。而张先生似乎比一般人的见识还高明，他笑着说：“而不是某几个人、某几项行动策略造成的悲剧。”这其实也是滥用权威的一种，也是悲观妥协主义的表现。 这样嘲讽十月革命，建议张先生用更高明的悲观主义来宣传，因为已经有人这样在宣传，考研试题上面就有这样的宣传，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十月革命之后直到苏联解体，这对于十月革命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剧”，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遵照马克思的科学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发生在多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应该在落后的发展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如果发生了如十月革命这类似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如中国，苏联）这样的悲剧。这是他们看历史的观点，也是他们为现实的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辩解。他们的目的是告诉大家，现在的中国也好，欧美日韩也好，资本主义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按照这样的逻辑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那么它是不会灭亡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要奋斗的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那么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还不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也没有成熟，为什么要起来做长期性艰苦性反复性的无产阶级工作呢？这岂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吗？这岂不是天真幻想，不切实际的激进主义者吗？这些人的话真是振聋发聩，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毫无疑问，这就是张先生等人一边揪住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一边践踏着马克思主义精神。我们先不说别的，我们先引用一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段话的完整表述;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这段话完美的向我们展现了唯物辩证法，同时也彰显了乐观的革命精神，“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而不是我们的堕落懦弱分子所摘取的“两个决不会”那样所展示的是悲观，是悲悲戚戚，是“告别”，是“准备好了”。马克思主义指明，我们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这个历史任务的时候，解决这个任务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这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过程中，它一边发展，一边生产“培养”着自己的“对抗的物质条件”，这和《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创造了伟大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一样的。而中国特色的考研试题断章取义，不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第二种”管理国家的手段吗？这也不正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吗？反动的统治阶级他们永远用搞些抽象的东西，来吓唬蒙蔽世人。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不管是以革命之名、以改良之名还是以其他的名义——要想发生，有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们站起来、走出来，在工作场所与企业主对抗，在街头与国家机器对抗，这样的抗争要么在政治舞台中成功赢得了话语权、要么逼迫当权者在一种“革命和混乱即将到来”的惊恐气氛中妥协，这才有了欧美各国对基本劳动权益的保障和福利国家体制，才有了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权成果，才有了台湾、韩国与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才有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出台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劳动合同法。而在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运动衰落之后，先前通过抗争赢取的变革果实也往往被国家与资本拿了回去——欧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拉美“粉红浪潮”的退场、韩国民主化之后选举政治的寡头化、波兰与匈牙利的威权主义转向，都是草根基层社运凋零之后的惨痛后果。 当然，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抗争，并不总是能直接带来政治、社会变革，这个过程的实现，可能还需要上层政治的博弈运作、需要代议制民主框架下选举环节的动员、需要个别抗争者的激进施压行动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大规模民众抗争”这片土壤上生长出的枝叶，而不是土壤本身。任何重大的变革诉求，最初一定不会被既定游戏规则内的当权者所容忍，当权者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独狼式”抗争行动而妥协。这种变革，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赢得，也只能通过尽可能多的人们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来守护。 因此，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我们期盼的是某种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那我们最紧要的任务都是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一场宏大的、自下而上的、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抗争运动中来。 然而，一旦人们开始动员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抗争、一旦大众抗争运动开始出现，那么这种运动最终通向的结局——是革命、改良、被镇压还是其他——就不取决于任何动员者和抗争者的主观目的和行动策略，而取决于历史中种种结构力量和偶然因素的复杂交织。即使动员者和抗争者一开始并没有革命意愿、只有改良诉求，大众抗争运动也依然有可能在特殊的条件下——比如长期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的火药桶式爆发、当权者无法或者不愿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矛盾不可调和、抗争情绪在民众中的大范围蔓延和激化——转化成“革命局势”，变成“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所有的大众抗争运动，不管一开始是否带有革命色彩，都存在着向“革命局势”转化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否会实现、在什么时候会实现，是任何人都无法事先判断和预料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革命，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是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一、要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外；第二、还需要主观条件的成熟，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说来，主观条件成熟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失时机地领导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使革命走向胜利。 而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分析，是张先生丝毫不能理解的，他有的只有对大规模人民抗争运动的“惊慌失措”，有的只有在群众抗争运动低潮期时的黯然神伤。这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思想，左右摇摆，而实际上是在帮资产阶级统治者放烟雾弹。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悖论般的现实：只要我们还呼唤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我们就必须拥抱大众抗争运动，但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从这个角度看，对革命的讨论和准备是任何政治抗争的题中之意。 换句话说，并不是只要我们有了“告别革命”的主观意愿，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抗争图景中消失。对于“告别革命”的想象，其实是在大众抗争运动缺失、任何重大的进步主义社会变革都无法实现的年代里，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天真想象。 ”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其说是张先生对小资产阶级的劝导，不如说是张先生自己对自己的宽慰。他“在大众抗争运动缺失、任何重大的进步主义社会变革都无法实现的年代里”，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跟他想的一样，是只井底蛙，真是书生意气。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大众抗争运动，都可能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境而转化成“革命局势”；如果我们承认：1917俄国革命的悲剧根源，是“革命局势”的出现与革命者的掌权准备进程之间发生错位；那么，对于在今天致力于推动大众抗争的政治参与者来说，1917革命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大众抗争运动的领袖，无法掌控“革命局势”会不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可以掌控的，是在“革命局势”出乎意料地出现之时，在民众的抗争诉求演变成对推翻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呼唤之时，这场抗争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夺权、掌权做好了准备。掌握政权之后，人们应该怎么做？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如果掌权后的局势没能向事先预料的方向发展，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如果在“革命局势”出现的时候才开始思考、甚至在掌握政权以后才开始思考，那就太晚了。诚然，革命注定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没有人能事先计划一切，但如果对“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一天应该做什么”没有思考、对革命成功之后可能遭遇的巨大困难和反扑没有预见，那么掌握了政治权力的革命者注定会是惊慌失措的，注定会重演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历史的转折点会不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这不是人可以决定的事情。人可以决定的，是在历史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能够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而这，需要我们从放弃对于“告别革命”的幻想做起、从开始认真严肃地讨论革命做起。” 然而“告别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正如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的斗争一样，没有告别这样文学气十足，告别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话语，是他们宣传的，所希望的。革命是客观的，不是说我们不想革命，革命就不会爆发了，正是因为有压迫，所以有斗争，正是因为有资产阶级的鱼肉压榨，才有无产阶级的愤然反抗。不是因为“革命必胜”太天真，而是因为现实压迫太残酷。所谓“告别革命”，本身就无从谈起，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异想天开，革命如果能够告别，那么新生事物如何产生？所谓“反对告别革命”，也同样是资产阶级的胡搅蛮缠，革命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拍着胸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从放弃“告别革命”的幻想，从“讨论”就可以开始了吗？显然不是，最好的准备，就是投入到细致的耐心的革命工作中去，进行长期性艰苦性反复性的斗争中去，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决不是“放弃”“告别”“讨论”开始的。 附： 另外稍带评价金雁的《十月革命的真相》，总的四个字：无耻至极。金雁的这篇文章根本经不起推敲。下面摘取《十月革命的真相》的一些选段（下文的小号字），供资产阶级巫婆和法海大师以及那些懦弱妥协分子吟唱。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在金雁的整个文章中，我们没有看见她所谓的“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在什么地方，她自称高尔基“愤然”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借此来说明“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但是我们在她的文章中从哪里能够看到“原始档案”呢？连起码的索引都没有，还自夸为客观真实公正。我们退一万万步来讲，假如十月革命的实质是充满杀戮和血腥，请问我们尊敬的老奶奶，你在文章后面引用《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中说“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什么意思？十月革命的真相，到底是血腥和杀戮，是个人和少数革命领导人的阴谋政变，还是为着无产阶级的整个解放而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摧毁旧国家机器。我们这位作为资产阶级巫婆形象的老奶奶，恐怕她的胡言乱语是不能哄骗“屠龙者”的。 在这里更要提醒读者注意，金雁谈十月革命的真相，和上面张跃然的文章是一个套路，不融入具体的历史去谈，而是扯上百年的历史碎片，来搞昏读者的头脑，我们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贯伎俩，用杀戮和血腥来吓唬民众，马列主义者从不否认，我们必然使用暴力推翻旧世界。因为不是我们天生爱暴力，而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机器镇压我们。 毛泽东讲：“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的时机才提出这个问题，提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的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跃然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这种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手段，一点都不新鲜。革命既然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请问这还叫什么革命。用改革开放的专用名词“大锅饭”，来诋毁集体主义的竞争精神，对这位行将木就的巫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革命成了政治游戏，善恶论、人性论的老调子又弹起，如果这就是老巫婆的《十月革命的真相》，那我们就当看了一部反映现实人们精神空虚焦虑的恐怖电影好了。但是请记住：我们一定要彻底反对老巫婆和法海大师张跃然混淆是非、诋毁革命！ 在革命的入口处，正如科学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同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作者简介（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政见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金雁 ，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中共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注：所有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段，未注明出处以及部分注明出处的都是选自人民出版社1972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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