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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24 07:32:39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秦明 - 小 + 大
战后日本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真正走毛泽东的道路 “我的故乡的农民也曾举行过几次暴动，最终却没能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就是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可是日本的暴动者为什么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又将如何？”这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2006年9月作客北大附中时讲的一段话。 大江健三郎先生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大江先生在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主张促进和平、增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事业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关于上面的这段话，大江先生受到毛主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以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的启发，在他的作品《同时代的游戏》中，设想“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达到理想之境”。 1960年，25岁的大江先生跟随日本文学代表团第一次到访中国，毛主席接见了他们。接见前夕，周总理设宴招待日本代表团。当时恰逢日本600万人示威游行，反对国会将于翌日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就在当天夜晚，包括东京大学学生在内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与反动警察发生了冲突，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被打死。周总理在宴会上对大江健三郎说：“对于你们大学的同学的死亡，我表示哀悼。”大江先生后来描述道：“听了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周总理当时嘱咐大江健三郎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1962年9月，毛主席为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团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 战后日本学生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东方阵营的革命气息冲击着欧美日，那是一个全世界年轻人用热血和理想去企图改变世界的年代。 十月革命以后，日本的学生运动逐渐兴起。“一战”以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得学生运动迅速转向共产主义。但法西斯主义很快统治着日本，在宪兵和特高警的血腥镇压下，日本学生运动很快销声匿迹。领导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也出走中国，在延安坚持反战斗争。 “二战”以后的1948年，要求教育民主化的学生运动卷土重来，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起初的学生运动与战前一样，都是受日共领导，但逐渐地学生运动就和日共分道扬镳。朝鲜战争以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日共在1955年也放弃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加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共产主义名声大坏，日共成了被学生抛弃的“旧左翼”。 反斯大林运动的结果，让托洛茨基理论受到重视，在学生中成为热门，托派在学生心目中不再意味着分裂主义者、叛徒、小资、冒险主义的代名词。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后，有几个小组织从日本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他们在1957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决定组成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并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托派政党建立了联系。很多该组织的创建者都积极参加了“全学联”的活动，并控制了很多学生组织。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1959年开始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1951年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签订的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在1961年满期，修改为《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在国会审议这一条约时，有人对条约里“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句话里的“远东”提出质疑，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在答复时说：“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这种解释让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在为再次侵略亚洲而铺路？不只是学生，市民也发出了疑问，参加到“安保斗争”中来。随后引发了本文开头提到的600万人示威，78名学生领袖被警察一网打尽，运动失败。 正应了那句“托派无限可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不断分裂，1963年分裂成了“中核派”（全国委员会）和“革马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中核派”和“革马派”的口号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当然指的是美国，“斯大林主义”不仅指的苏联，同时也指中国。 各派分别参加反对当时已经陷入泥沼的越南战争和反对三里冢建设新空港的斗争，学生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1968年，从事反战和平运动、要求改革教育体制的学生遭到了无情的镇压。1月18日，“三派全学联”（两年前以“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核派”、“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解放派”三个学生团体为主体形成的学生团体）领导日本各地的学生前往九州的军港佐世保，抗议美国航母入港，同时反对越战，但在市内平濑桥上遭到机动队的拦截。机动队动用水龙和催泪弹进行攻击，再殴打并实施抓捕。 第二次学生运动加入了很多与经济斗争相关的内容。1965年1月，庆应义塾大学学生反对大学学费上涨；1966年1月，早稻田大学学生反对学费上涨；1968年4月，日本国税厅调查发现日本大学有20多亿日元的去向不明，引发学潮。几乎与日本大学同时，东京大学也闹起了学潮。东大学潮始于1967年，一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当年麦克阿瑟给日本医学界带来了一个“研修医”的制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修以后才能正式从业）的斗争。受日本大学的影响，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校方开除了4名学生，最后导致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 1969年1月18日开始，警察在使用武力驱散占据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被称为“安田讲堂攻防战”）前，政府专门拨款7亿日元为警察购置催泪武器。警察在进攻时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机、喷水车、催泪弹，甚至用直升飞机从空中直接播撒催泪剂。终于在35小时后的19日下午5点46分占领了几成废墟的安田讲堂。楼内学生全部被捕，钟楼红旗倒下…… 日共始终没有支持过学生运动，日共在学生运动中置身事外虽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一代人对日共的反感。 事实上，托派领导的学生运动组织内部的确是从一开始就争斗不断。 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时，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阵地，“革马派”的阵地是安田讲堂侧翼的一座建筑物。但在警察机动队开进东大校园之前，“革马派”做出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并且在此之后一直拒绝解释理由：他们撤出了自己的人员，让警察顺利地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龙痛痛快快地冲击安田讲堂的守备力量。 “中核派”对这种叛卖行为的报复，就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组织的成员，用当时学生运动的话叫做“歼灭”或者“击沉”。但是“革马派”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组织，在内讧中反而始终占上风。两派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战略，即争先恐后向警察告密，以洗净自己组织的恐怖活动嫌疑。这样，警察渔翁得利，大量的学生活动家被捕入狱。 就连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后来成为“赤军”首领的重信房子也坦言：“我们当时的活动有些盲目”，整体斗争的正义性并没有疑义，问题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毫无组织性、统一性，各自为政，各自战斗，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派系斗争的情况十分严重。那些真正勇敢的勇士们在与警察的正面冲突中不幸牺牲。而多数“凑热闹”的人，却在事后，安于资本主义的“文明”与“享受”。 但是，日本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反对天皇制”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 “赤军”的兴起与衰落 学生运动走到了这步田地，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分裂为被称作“五流十八派”的各学生组织，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派学生组织之间的武斗到了经常死人的地步。 学生运动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逐渐转为毛主义者，他们认为毛主义是唯一能使日本人民摆脱美帝控制、实行真正人民民主的有力武器，不经革命的洗礼，不足以重振日本。只可惜，真正的觉醒者还是少数，多数人并未认识到，群众基础才是最为重要的。换言之，运动规模虽然很大，但是没有使群众认识到斗争的重要性，斗争的主体参与者，仍然是在校的大学生。随后走上历史舞台，为日本学生运动打上句号的，就是极富传奇色彩的“赤军”。 “赤军派”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左翼，他们从学生运动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一定要搞武装斗争。“赤军派”在公众场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学生集会上。“赤军派”立即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一个星期以后，警察抄查了他们在全国的五处据点，逮捕了 21人。 “赤军派”从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就导演了人称“大阪战争”和“东京战争”的大量“行动”——抢劫邮局筹集资金来购置枪支弹药，甚至直接抢劫警察派出所以获得枪支。 1969年11月5日，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53人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学学生田宫高麿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奥平刚士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毛主义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 “联合赤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思想上不伦不类的组织，集托洛茨基主义、石原莞尔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于一体。1972年2月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973年在“冲绳归还”时的学生运动是战后日本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之后学生运动就几乎成为历史名词。 重信房子2000年11月在日本国内潜伏时被捕，日本“赤军”的历史至此彻底终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赤军”的历史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那么多热血青年为之献出热血与生命，“赤军”的行为是悲壮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尊敬和铭记的。“赤军”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逃到中东的“赤军”，在那里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他们还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引燃美军飞机和机库。 我们在追忆“赤军”的功绩时，更应该总结血的历史教训。尽管“赤军”受到了毛主义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恐怕还仅仅是初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冒险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仍然是“赤军”的主流。建立“国际根据地”是“赤军”的一个著名口号，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他们到处从事被帝国主义媒体称作“恐怖主义”的袭击行动——这在中国革命史的白区工作中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巴勒斯坦，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去做群众工作，唤醒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小股游击形式的“无根据地作战”，例如：1972年5月，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1974年9月，袭击海牙的法国使馆；1975年8月，袭击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秘密行动为主的战略，自动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反而为资本主义媒体丑化他们提供了依据。这是“赤军”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 重信房子的女儿是她在中东期间与当地的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生下的混血儿。重信房子被捕后，女儿通过DNA鉴定确定了与重信的亲子关系，取得了日本国籍，中断了在贝鲁特的硕士课程，于2001年春返回日本。女儿回国后经常到监狱探望母亲，并参加法庭的旁听。她无法认同别人将“赤军”的斗争等同于美国所说的恐怖活动的说法，在她和支持者的眼中，母亲是“革命者”。 “赤军”在巴勒斯坦的行动尽管坚持到了新世纪初，但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等待他们的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而是共产主义的同盟者们可耻的背叛，这则是他们失败的外在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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