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9-12 07:20:52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红烈 - 小 + 大
怎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真正的旗帜? 1966年的7月,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写下了一封著名的信。毛主席在这封信中首先讲到当时党内走资派从事各种阴谋活动,“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接着,毛主席又提到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在这个讲话中说,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林彪还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回顾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林彪的上述讲话是讲对了。 林彪在讲话中接着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林彪还说:“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印行了便于携带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无论是上班、上学、集会,每人都携带《毛主席语录》。或许正是针对林彪讲话中的上述后边两段话,毛主席在1966年7月这封著名的信中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谦虚和冷静。 说谦虚,确实是有。说冷静,指的什么呢?你看,尽管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尽管如毛主席在信中所说的那样“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但毛主席接着在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这就表明,能不能在中国真正杜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重演?毛主席百年之后能否保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个问题,老人家心中如他自己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如此看来,毛主席那时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话,恐怕是既有谦逊之意,也有真正的“拿不准”、“不放心”的意思。 毛主席当时并没有自信满满地认为,因为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就一定能杜绝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他在这封信里充分考虑到,他身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复辟,而且他还说他这封信在当时不宜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呢?老人家在信中说:“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不过,老人家的自信在于:“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而且,老人家还以其火眼金睛预见到:“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在这封信里,毛主席还提到一个“打鬼借钟馗”的问题。文革初期,党内存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作为伟大旗帜,反对一小撮伪装起来的走资派。毛主席在上述这封信里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虽然在信里表达了“被逼上梁山”之意,亦即并非是毛主席主动要利用自己的威望来冲击走资派,但是从信中可以看出,老人家当时还是乐于充当这个“钟馗”的,他只是对于这样做能否彻底摧毁修正主义路线、能否在尔后成功地杜绝资本主义复辟,表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毛主席在这封信中估计到,他身后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估计到“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毛主席为什么会估计到这一点呢?伟大导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试想,终生崇拜列宁、最喜欢读列宁著作的毛主席,能没看过列宁的这段论述吗?列宁这段论述,讲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西欧、北欧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是怎样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的。试想,熟读历史的毛主席,能不知道这段历史情况吗? 这也就是说,毛主席百年之后,无论是公开的反共右派上台,或者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上台,都有可能打着“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旗号,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来欺骗人民。那么,毛主席希望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呢?他当然不希望。 那么,怎么办呢?毛主席寄希望于“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我们回顾一下毛主席逝世之后43年的情况,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派是不是借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得势于一时了呢?他们是不是像列宁所揭露的那样,将毛主席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像,却同时阉割他的思想、使之庸俗化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今的一些“左派”、“毛派”,面对如此情况,是怎样做的呢? 毋庸讳言,我们当今的一些“左派”、“毛派”朋友,他们不懂得有人出于不得已而将毛主席架空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像,他们一看到有哪个名人、特别是当权的大人物说了一句恭维毛主席的话,就激动不已,认为这个人是好人,也不管这个人是否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几年,有一位“左派大师”伸手打了一位谩骂毛主席的老头子,很多“左派”、“毛派”朋友便为这位“左派大师”鼓掌喝彩,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最最热爱毛主席”的表现。我们的“左派”、“毛派”朋友们丝毫不考虑这位“左派大师”这样做,其客观效果是否有利于在社会上、在群众中扩大“左派”、“毛派”的正面影响,也不考虑“左派大师”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我们当今的一些“左派”、“毛派”朋友,一听说有哪个混蛋说了一句攻击毛主席的混账话,就义愤填膺。这种反应当然无可厚非,或者说是一切热爱毛主席的人应有的反应。但是,这些“左派”、“毛派”朋友却只会识别这种表面的、公开的反毛言论,而对于一些人打着毛主席旗号,把毛主席歪曲为“反斯大林”的人、“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把毛主席歪曲为民族利己主义者,则毫无察觉。对于一些人把毛主席跟当今的特色社会主义扯到一起,硬说毛主席当初也“改革开放”、并且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这些“左派”、“毛派”朋友则不管不问,甚至还认为这是在抬高毛主席。 我们今天的一些“左派”、“毛派”朋友,他们把毛主席变成一个简单的符号,只追求口头上、字面上拥护毛主席。他们这样做,自觉、不自觉地受了资产阶级的“安慰”和愚弄,顺应了资产阶级把毛主席架空为无害的神像这一阴谋。他们这样做,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左派队伍内部“保救派”的信徒,很容易轻信某些“保救大师”的谎言,很容易产生对走资派的政治幻想。 凭借如此这般“热爱毛主席”的水平,恐怕无法面对毛主席在上述这封信里所预计的“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的复杂政治局面。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讲了一些“天才论”观点。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或许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在1966年7月的这封信中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 毛主席历来是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单凭领袖的威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防止修正主义,他寄希望于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从毛主席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同时也表明,并非到了1970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才认识到“天才论”不对,而是在1966年5月林彪讲话时,毛主席就不认同“天才论”、也不认为单纯凭领袖的威望就可以解决问题,只不过当时毛主席为了照顾大局而将自己的某些不同意见暂时压了下来,正如毛主席在信中所说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毛主席在1966年7月的信中写道:“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充分认识到仅凭一个“钟馗”是不够的,他寄希望于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那么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同志们,再来读一读毛主席当年这封信吧,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 中国古代的百姓把钟馗的画像贴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避邪除灾。其实,这是一种懒汉思想。要避邪除灾,必须靠自己的勇敢和机智,也必须靠乡里乡亲团结起来的力量。当然,旗帜不可不要,但旗帜必须与实际力量相结合。 我们需要毛主席的旗帜,这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不愿意在其身后做右派的“钟馗”,也许他老人家很愿意做左派的“钟馗”。但是,我们决不能把毛主席的旗帜简单化、庸俗化,变成单纯的“钟馗”或神像。 首先,决不能以为,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就认为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可以自动回归社会主义,或者认为走资派就会自己倒掉。诚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现在仍是党章、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在广大群众当中的威望仍然像巍巍高山、如红日永辉。正因为如此,修正主义当权派也不得不标榜自己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这就是一种政治影响,鉴于此,我们宣传马列毛主义,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并不是因此,我们宣传马列毛主义就受不到任何阻挠了。《中流》杂志被停刊、红色网站被封杀,各地同志们开展纪念活动有时候受到阻挠,有些地方的毛主席纪念馆、毛主席塑像被强拆,都是例证。我们必须相应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工作、开展必要的斗争。1945年8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告诫一些同志:“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毛主席说:“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故此,我们宣传马列毛主义的工作,还需要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艰辛!毛主席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 其次,决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而是要结合现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现在的实际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变成了“口头毛派”。 毛主席一生最讲究求真务实,反对空谈。他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我们务必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也要精通它、应用它,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一些实际问题。 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毛主席!才算真正举起了毛泽东旗帜!才能用毛主席的旗帜唤醒亿万人民群众,而不被资产阶级架空毛主席、把毛主席变成无害的神像的阴谋所欺骗。 毛主席在1966年7月的信中说,文革是一次全国性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难道不应该认真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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