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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8 08:00:32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 【编者按】我们在这里摘要刊出《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选自邓力群同志主编的“伟人毛泽东丛书”——《政治战略家毛泽东》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这段文字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针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所提出的应对性政治战略，涉及党的建设、接班人的培养，涉及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涉及我国的外交战略，等等。其中，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提到了“反修防修”的问题。当然，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没有涉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们暂且不作苛求。 我们在这里摘登这段文字，是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即反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主要应该抓住什么问题，即其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一种思路是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华阴谋进行揭露，揭露他们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同时妄想在中国挑起“颜色革命”的企图；在国内，则主要抓住一小撮崇美、亲美分子的反毛、反社会主义言论，例如过去的《炎黄春秋》、“南方系”等报刊杂志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例如一些“精英”分子贩卖的新自由主义说教等等，还有茅于轼、袁腾飞、毕福剑等跳梁小丑的行径，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把他们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另一种思路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教导，把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上两种思路，按道理来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在平时的斗争中，可以一方面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另一方面根据某一时期的具体情况确定批判对象，以便展开具体的斗争，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然而，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某些“毛派”“大师”长期以来兜售一些不正确观点。他们在平时的实践中，总是将民族矛盾渲染为主要矛盾，或者将极右派“精英”分子、一小撮“反毛小丑”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有意无意地绕过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更有甚者，在揭露西方敌对势力、在批判一小撮极右分子时，他们还宣传什么党内“健康力量”，在“反右”的同时还要“保党救国”。 他们这样做的基点，就是假定中国很可能出现“颜色革命”，在“颜色革命”到来时，你支持哪一边？反对哪一边？推而广之，在“颜色革命”尚未到来的平时，我们又应该支持哪一边？重点批判哪一边？这个问题，或许是许多左派同志长期思考、长期困惑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此选登邓力群同志主编的《政治战略家毛泽东》一书中的这段文字。这段文字给予了我们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既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因素，但总的说来，内部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反对和平演变，必须把重点放在领导层，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某位“毛派”“大师”多次著文、著书，兜售所谓“双主要矛盾”的说法，鼓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说来，是最主要矛盾”，同时又说“在国内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危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并且，党内资产阶级即党内走资派，是我们斗争的重点”。 这种折中主义的表述，令人费解。而根据人们的常识，“一般说来”、“总体说来”似乎是常态，而“在……的时候”则属于偶发的、少数的情况，或者属于特殊的情况。如此看来，这位“大师”还是有其倾向性的，还是认为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 但是，这位“大师”的高见，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吗？符合邓力群同志主编的书籍所阐发的“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吗？ 毛泽东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中，形成了完整的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这些理论和措施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必须谨防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和腐化变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既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因素，但总的说来，内部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反对和平演变，必须把重点放在领导层，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二、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主战场，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他早就告诫全党：“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他还说过：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是反“和平演变”的前哨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如果忽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可能重新上台，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总是首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缺口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苏联、东欧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事实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毛泽东早就告诫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他还说过：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对我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和经济封锁情况下，已经看出帝国主义要从经济上要挟我们，所以，他一直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到反修、防修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毛泽东提醒全党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还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方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渠道，来贩卖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企图征服人们的思想，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另一方面，他们又变换手法，通过经济技术交流或各种援助，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为了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反对“和平演变”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中间的形象，也关系到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时能否取得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反和平演变中至关重要。 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根本保证。 培养好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但又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能否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二是因为西方“和平演变”的预言家们主要是把中国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极力在青年一代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我们的年青一代，许多人由于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极易被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迷惑。 三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逐步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况，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中，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后来，毛泽东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又详细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项基本条件。 五、强化人民民主专政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关键。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非常看重这一基本原理，特别重视这一原理在中国的运用。所以，他在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始终认为，在中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要抵御和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把刀子，放弃这把刀子，社会主义国家就有被敌人“和平演变”过去的危险。所以，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刚出台时，他立即洞察到，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指出，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去了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而要抵御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思想意识领域的进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以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为前提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使人们的头脑里多一些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多一些反对“和平演变”的自觉性。他甚至认为，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好无产阶级，没有分清敌我友，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的阴谋之所以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得逞，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对人民没有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对敌人没有实行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容忍和放纵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肆意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丑化革命领袖，等等。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能保卫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反而对各种敌对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妥协退让，甚至支持放纵，其结果只能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们只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无情的专政，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颠覆活动予以坚决的打击，才能保卫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挫败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 六、党风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把党组织建设成领导人民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经受住革命战斗的洗礼，而且还要经受住执政的各方面的考验。所以，毛泽东一直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腐败变质的危险。纵观古今中外，由于腐败导致蜕化变质而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由于执政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人腐败变质，也为搞和平演变的中外反动势力提供了进攻社会主义的借口。基于此，毛泽东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就明确指出，要以明代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全国解放前夕，又进一步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并提出了保持“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实际上已有要防止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手段腐蚀我们的干部的思想，包含了要注意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根据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的一些腐败现象，开展了“三反”斗争，目的是要纯洁我们党的队伍，防止保垒从内部攻破。 七、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 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一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力量处在大分化、大改组中，我们的周边环境也恶化起来。在这种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中国这块阵地，加大了文化、思想、观念的渗透，而且从武力上向中国施压，如增兵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海、制造“两个中国”、悍然入侵越南，等等，企图逼中国就范，达到分化、演变中国的目的。对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站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与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一贯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他认为，外国确实有比中国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己许多的优点，并不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他主张一定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出发，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不能放弃我们好的东西，更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有非常强的民族自信心，从没有对外来势力屈服过。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也没有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低头。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条外交政策，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建立起新中国的外交。 美国帝国主义企图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毛泽东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50年6月 28日，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又入侵我国的台湾省，明确宣布台湾为它保护的地方，毛泽东坚决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为。当美国帝国主义以它拥有原子弹相威胁时，毛泽东给予了坚决回击，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时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两个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毛泽东不顾我国自己的困难，顶着各种压力，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 当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从1958年起开始变换手法，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时，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作了坚决的斗争，坚定地明确地宣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无权插手！正是由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使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企图成为黄粱一梦，使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沦为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后，首先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搞霸权主义，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苏联以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同、陈兵边境等相威胁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照样搞原子弹，照样建工厂、修铁路和公路，照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党和政府决不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决不听任别的国家的任意发号施令。当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手段都未能奏效，进而恼羞成怒地对中国诉诸武力，挑起军事冲突时，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指挥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粉碎了苏联的军事进攻。 总之，毛泽东这种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平等、反对大国大党的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的气概顶住巨大压力的做法，完全是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得到了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使“两霸”夹击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昂然挺立。 当美、苏两国争霸，欺负和压迫弱小国家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党和政府挺身而出，与之作了坚决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的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属第一世界。他们总是想通过武力，或者政治、经济的手腕，逼弱小的国家就范，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建立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帝国主义更是到处横行霸道，干涉别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美、苏两国争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在一起，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政府以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开展了积极的、全方位的多边外交，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孤立和反对第一世界，使我国在国际上威望日益提高。“三个世界”理论使我国建立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有效地回击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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