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思想更辉煌（6）

时间：2020-06-06 08:05:40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三峡人家 - 小 + 大

毛主席晚年思想更辉煌（6）
——文革初期的反击战（上）

我把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过程概括为三大战役：即文革初期的反击战，文革中期的阻击战，文革后期的保卫战。而“反击战”是内容最丰富，意义最深远，所以又分为上、下两次来说。后两大战役不过是第一大战役的延伸与发展，内容相对少一些。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保卫战中，就意识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难以避免，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发出警告和通牒。但是他们还是顽固不化，坚持不改，迫不得已毛主席直接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迅猛异常，令走资派闻风丧胆的反击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首先就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回他们篡夺的部分领导权，从组织上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第二就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改造全国人民的思想。以“斗私批修”为方针，改造世界观，挖掉和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根子和土壤，从思想上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对“进京赶考”的最优秀的答卷，也是彻底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巅峰。
它的深远意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开辟了一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它的影响超出国界影响全球。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强音，它是国际共运史上最辉煌的新篇章，它也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最耀眼的灯塔！其重大意义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本文摘录的内容是从1966年3月至1967年5月的部分，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复较量的过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信号；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及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5.16通知》实质是对彭X泡制的《二月提纲》的彻底批判，本身就是向走资派们反击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发动全国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十六条》则规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是指导文化大革命顺利开展的纲领性文件。
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充分相信和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揭发党内的阴暗面，开门整党。
后来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错误发动的”，就违背历史事实了。在此且不说文化大革命非常正确，就两个文件的产生而言，此论就站不住脚，它们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央领导集体民主集中的产物。《5.16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而且毛主席没有到场，是刘XX主持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他们都是举了手的。既然中央领导集体都举手通过了，就算是毛主席先提出来的，也变成中央集体意见了，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错误发动”的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这里要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进行的。阻碍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是走资派最本能的第一反映。文革初期，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把运动纳入自己修正主义的轨道，把矛头对准刚刚发动起来的革命师生，他们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在学生和教师中“反干扰，抓游鱼”，至使数十万学生被围攻，被批斗，被非法监禁，甚至被迫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初的56天里，北京市大专院校就有10211名大学生被打成了“右派”，2592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还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至使多人受辱自杀。这是走资派操纵工作组制造的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企图把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事物的发展总是辩证的，正是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产生了，他们完全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后来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撤走工作组，造反派才得到解放，革命造反派队伍才迅速发展壮大，终于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全国人民的大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
在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中，毛主席总是站在最前沿，支持红卫兵运动、支持大串连运动、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不辞辛劳八次接见红卫兵，支持夺权斗争、支持大联合并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支持后来的斗、批、改工作等等，无不予以关心和亲自指导。因此，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它有不足的方面，那是次要的，而且走资派的阻挠和破坏也是造成不足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是一九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是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有幸接受了毛主席的第四次检阅，同时也受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当我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他们将工人、农民组织中的造反派头头抓捕，打入监狱的同时，也逼迫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去“自首”、检讨并向毛主席请罪。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了路线斗争的残酷性。那时我们最动情的一首歌就是：“抬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结果还真是毛主席把我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解放出来了。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就是在残酷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形成的，因而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代人，这才是中国还没有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还是引用邓小平检讨中的一个口号作结束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三峡人家
2020.6.5.

文革初期的反击战（上）
——摘自《毛泽东年谱》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2页1966.3.30.）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和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8页1966.4.对《五一六通知》加写的段落，下同）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8页 1966.4.）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8页 1966.4.）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8——579页 1966.4.）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却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9页 1966.4.）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9页 1966.4.）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赞成鲁迅的意见，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81页1966.4.28.）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97——598页1966.7.8.）
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1页1966.7.21.）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呢！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呢！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学术权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2页1966.7.24.）
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2页1966.7.25.）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严重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2页 1966.8.1.）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我在北京，我负主要责任。）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6页1966.8.4.）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7页1966.8.5.）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08页1966.8.5.）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11页1966.8.10.）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待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612页1966.8.12.）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青年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1——2页 1966.10.1.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的谈话）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也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7页 1966.10.24.）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9页 1966.10.25.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16页 1966.11.10.）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93页1966.6.10.）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94页1966.6.16.）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3页 1966.12.21.）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4——25页 1966.12.26.这是毛主席生日这天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吃饭时的谈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人们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8页 1967.1.1.）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指上海造反派接管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事——三峡人家注）。……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0页 1967.1.8.）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4页 1967.1.14.）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7页 1967.1.22.）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在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要趟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革命的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43页 1967.1.30.）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人物，搞了一些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总理、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京市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45——46页 1967.2.3.）
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49页 1967.2.9.）
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71——72页1967.4.1－4.）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能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72页1967.4.4.这是毛主席亲自审阅的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中的一段。）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81页1967.5.14.）
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82——83页1967.5.16.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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