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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24 15:56:23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旗帜中流评论员 - 小 + 大
|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 “资本主义现实中‘国际帝国主义’和‘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与不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的情形”。 列宁的这段话，出自他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该书的第9章中，列宁是针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而说上面这段话的。考茨基宣扬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彼此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资本联盟，共同剥削世界，从而出现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不再发动战争，世界和平就有希望。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谬论。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写道：“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斯蒂芬·茨威格生于1881年，与鲁迅先生同龄。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转道厦门，来到上海，并默然神伤地写道：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如鲁迅先生所比喻的那样，就像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所有的人都处于昏睡和麻木之中，而地主、资产阶级则把蒋介石统治的1927—1937年称为“黄金十年”，似乎他们的统治“太平无事”、“固若金汤”。1933年，鲁迅先生写下过一首《七绝·二十二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在这里，“高岫”即指庐山，“将军”就是蒋介石。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年初，蒋介石亲赴庐山，坐镇指挥对江西、福建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屠杀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而在上海的租界地区，一切却显得那样“平静”、“正常”，在“稀里哗啦”的麻将牌声中，迎来了这一年的春节。看看这反动统治之下的“歌舞升平”，多“从容”、多“自信”！ 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挑衅，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黄金十年”的美梦无法继续下去。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是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更令全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在这民族大危亡的时刻，中国人开始觉醒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4年后的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努力建设它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帝国主义争霸似乎不存在了，“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局面似乎已经形成了；曾几何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被“和平与发展”代替了。 根据列宁的上述思想，我们今天并不是什么“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而是帝国主义暂时结成一个总同盟的年代。这种情形当中，实际上孕育着新的矛盾、新的较量，直至下一步交替到另一种形式时，孕育着新的战争。列宁关于“两种情形彼此交替”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树立信心、制定对策，非常重要。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曾经指出：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伟大领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主要应该把握的，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要把具体的事情与未来的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还是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在谈及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时，列宁指出，关于政治斗争策略，《GCD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GCD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马克思在考察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工会运动时，在考察英国工人如何因工业的“繁荣”而受到改良主义腐蚀时，“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其次，要特别注意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曾经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和欺人之谈”。“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大泛滥，怎么会有苏联解体、帝国主义“不战而胜”？如果没有邓XX的“和平与发展”和“韬G养H”，怎么会有美国和日本今天的如此嚣张？ 1965年，为了揭露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的嘴脸，毛润之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第三，要善于对当今中国进行调查研究。 伟大领袖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文集》第2卷）“我们的口号是：一、不作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二、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931年4月《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文集》第1卷） 第四，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空谈革命理论。 伟大领袖曾经指出：“中国GCD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选集》第3卷）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润之指出，为了能够胜任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第五，既不要陷入理论空谈，又要注意提防“保”、“救”陷阱。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中指出： 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 最后，要树立信心，掌握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应当看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今天的80年中，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矛盾、社会骚乱，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院——在巴黎、在伦敦、在希腊、在美国的华尔街——愈演愈烈；半个世纪前的朝鲜战争，相关各方如今仍在继续较量；中东、波斯湾地区，几十年来何曾有过一日安歇？在昨天的科索沃、在今天的乌克兰，局部战争、政治动荡仍有继续扩大的态势。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今后的历史，仍将继续证明这是一条真理。1959年，伟大领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列宁把它看成一件大事情，斯大林也把它看成一件大事情，中国革命也是吃了这碗饭才成功。”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也在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由于帝国主义和P演B的作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老辣，又由于修正主义思潮的顽固，我们面对的敌人将是很强大的。列宁指出： “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 同时，也正如毛润之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马克思1871年4月致路·库格曼的信》，《马恩选集》第4卷） 但是，正如伟大领袖1966年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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