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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0-01 07:45:1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肖唐镖 孟威 - 小 + 大
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分析 在21世纪参与维权运动的民众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观念？作者将政治观念分为了七个子要素，通过结构性问卷调查分析与半结构性的深度访谈探究维权行动者的政治观念特征，并且揭示了该群体内部的政治观念差异。文章不论从研究设寄，数据分析，还是研究结论方面都为学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模版，特此推荐。 作者简介 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孟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依据系统性的研究设计与数据，集中呈现了维权人士群体与非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差异，检验维权行为对于民众政治观念的影响。因维权实践，行动者已在浅层政治意识上出现了独特的政治亚观念，如更强的政治认知，较低的政治情感、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较为包容的宗教观，但维权行为并未影响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并未影响其权利观、法治观、政府观以及传统权威观等深层政治价值观。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依然是以传统为底色，与其他民众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维权实践对于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合。也就是说，对于民众的政治观念，政治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应是复合的。 在21世纪的中国，参与过维权活动的民众究竟持有怎样的政治观念?在《永恒的造反?——中国式抗议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一文中，裴宜理教授曾重续有关中国民众抗争者权利与规则的观念之争。按她的说法，实际上，早在18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汉学家密迪乐就曾发现:在所有业已达到相当文明程度的民族中，中国人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裴宜理认为中国的抗争不管多么形式多样和程度激烈，只要抗争针对的对象是人而不是规则，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传统的造反层面，不会上升为革命。造反是在维护这个社会制度，如果处理得当，还会起到提升政府合法性的效果。在她看来，当今中国民众抗争的伦理诉求，仍然是以“规则”为基础，与西方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众抗争迥然不同。当然，欧博文与李连江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判断。 显然，“权利”或“规则”的观念之争虽可在较大程度上凸显维权群体的观念特色，但并不能反映其政治观念的基本面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如与当下中国的非维权人士群体相比较，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有何异同，换言之，维权经历对其政治观念究竟有何影响，至今学界尚缺乏必要的系统研究。鉴此，本文拟较为系统地分析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 一、文献检讨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李成博士认为，决定中国未来政治最重要的利益集团，不是“黑领阶层”，也不是“蓝领工人”，而是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白领集团”，导致白领集团这种政治驱动变化的重要动力在于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拉里·戴蒙德也大胆预测，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公民的政治期望和价值观将会发生剧烈变化。后工业化时代将人们从传统与世俗权威中解放出来，造就了一种解放伦理。近年有关我国民众政治文化的少量实证研究，似乎已佐证上述判断。如钟扬对10个大城市居民政治关注度的调查分析发现，越是对公共品不满的人，越是要求政治改革；幸福感高、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的关注度也高。他据此认为，中国城市居民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追求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致，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殊论”。唐文方对中共党员的调查分析也有相近的发现，即与其他群体相比，中共党员对现政权的支持度和服从度都更高，但有些党员，特别是年轻的、受过更多教育的党员已把入党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实用型党员则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加独立，对权威不会轻易服从。李连江对当代中国农民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的研究发现，农民既有规则意识，也有权利意识。 不过，上述研究并未涉及维权实践与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有关维权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生成与作用、影响等方面，讨论维权人士政治观念的作品却较为少见。胡荣曾探讨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表明农民上访的直接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的政治信任流失，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于建嵘对进京上访者的调查也得出相近的结论，即上访者对中央的信心有所降低。于建嵘对湖南衡阳抗议领袖的系列访谈，陈峰对国有企业工人领袖的分析，更进一步涉及抗争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问题。但他们分析的乃是观念对于维权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有关维权实践对于行动者政治观念影响的系统研究仍付之阙如。与非维权人士群体相比较，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有何异同，他们对于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感与信任如何，是否持有更强的民主、法治和自由等价值观，尚待系统而科学的研究和回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从自身政治行为之角度，民众大体可被分为四大类:一是不介入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沉默人士，二是仅从事体制内活动的人士，三是从事维权活动的人士，四是持政治异见并行动的人士。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第三类人士，他们曾经或正在从事个人或集体上访、个人或集体抗议以及群体性事件等各类维权活动，我们将其简称为“维权群体”或“(维权)行动者”。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在A省完成的居民抽样调查资料，即结构性问卷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该调查完成于2010年6-9月，以民众的维权表达行为为主题，收集到1221位居民的意见，受访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其中，183位参与过包括上访、找媒体、通过领导热线反映问题、通过领导接待日反映问题、致信领导邮箱、围堵交通、写大字报、签名请愿、破坏公物、罢工、和平示威、冲击政府、暴力示威等13种不同形式的维权活动，占全部有效样本的18%。我们将使用这一数据库，系统比较维权人士与非维权人士两个群体政治观念的异同，解释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政治观念的影响。 为了深化对维权群体政治观念的把握，2012年9-12月，我们先后在四川、广东、湖南、北京、安徽和江西等地，走访维权带头人或骨干，完成对17人的半结构性深度访谈。这些人士中，仅个别人是有1年以内维权实践的行动者，其他均有数年的维权实践经历，甚至还有自1990年代初便开始、并一直坚持维权20余年的行动者。通过登门或其他合适方式，并征得其同意后，便一对一或二(带领自己的一位助手)对一与他们交谈，访谈他们的生命史，了解他们的维权活动，请他们回答有关社会政治的系列问题并展开讨论，据此较为清晰地把握他们的政治观念图谱。每人访谈的时间短则3个小时，长则近12个小时。在访谈中，我们做了必要的记录，并征得对方允可后录音。 在开放式访问中，我们避开抽象而吸引人的概念、名词，如民主、权利、法治，使用易于让访谈对象接受并答问的用语。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开放式的:首先，询问其对国内社会政治主要问题的判断。除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外，所有人均认为有“腐败问题”。实际上，对于腐败问题的继续深入讨论，可触及深层的价值观。为此，继续询问，让对方充分展示其基本想法。其次，询问在访谈对象看来，腐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显然，对此问题的归因向度与深度，能够显示受访者的政治观念。再次，在他们看来，应当如何更为有效地惩治腐败?这种对未来政策应然取向的讨论，更能显示对方的政治价值。 完成这些深度访谈后，我们形成的总体判断是，这些维权骨干的政治观念呈现两极分化状况，与40岁以下、大学毕业人士有较为现代的政治观念不同，其他人士则依然保留十分传统的政治观念。这表明，这一维权群体尽管有了维权实践的政治社会化经历，但并未出现一致化的政治观念变化。也就是说，维权实践并非影响其核心政治观念的充要条件。另外，与非维权民众相比较，参加过维权行动的民众，因在维权实践中政治学习和政治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直接体验到其中的成功和喜悦或艰辛和挫折，会影响其政治情感与政治信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在控制年龄、教育程度、性别与户籍等人口变量，以及成长地、工作经历、公平感、经济收入和社会资本等变量后，维权人士群体同非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观念有异有同。具体而言，维权人士群体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与信任和外在功效感会更低，而政治认知与内在功效感会更高，但对民主、权利、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追求并无二致。 本文试图借助前述抽样数据库验证这一研究假设。严格而言，由于缺乏工具变量等技术而难以进行科学的因果推断，本文的统计检验只是相关性检验。不过，由于样本对象接受访问时正是测量其当下的观念状态，亦即“维权行动(与否)”后的观念状态的最佳时机，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将本统计检验作为因果关系来讨论。 三、概念及其测量 一般地，政治意识与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认知与兴趣、政治情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认同、政治价值，它们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可统称为“政治观念”。在这一观念体系中，政治价值是最为稳定的内核，其他几个要素则是易于流变的表层性观念。 (1)政治认知，主要指受访者对基本的政治知识的掌握，如对各级党政组织或其领导人的熟悉程度。 (2)政治兴趣，主要指受访者对政治新闻或话题的关心程度。 (3)政治情感，指受访者对于国家等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情感取向，如正面或负面、支持或否定等。 (4)政治效能感，指个体就自身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一定或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观感受，可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所谓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指个体对自身能够理解政治及有效参与政治的信念；外在政治效能感，指个体对于政府能够对其诉求做出回应的心理预判。 (5)政治信任，体现的是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即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和情感取向。本文将集中考察受访者对于主要政治共同体与管理者，如国家、执政党、多级政府、公检法等部门以及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 (6)政治认同，主要指受访者对现有制度与政权的认同状况。 (7)政治价值观，反映的是公民有关政治运行及其发展的主观价值期待或主张。广义上，政治价值观包括对于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一般观念以及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判断与取向。狭义上，政治价值观主要指针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判断取向。本文将考察民主观、权利观、法治观、政府观、社团观与传统权威观6个政治价值观。其中，民主观包含对扩大民主的态度、人民主权意识、对民主功能的评价；权利观将考察受访者的自由权利、自主参政以及监督意识；法治观包含司法自主与守法意识，以及对法律功能的评价；政府观将考察政府责任、政府权力；社团观将考察对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政治组织团体的价值取向；传统权威观主要考察集体主义、孝道、权威、德治等意识。 上述政治观念变量诸维度的具体测量，详见表2。对自变量“是否参与维权行动”采取“是或否”的名义测量，即只要参与了前述13种维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就属于“维权行动者”(赋值为1)，否则为“非维权人士”(赋值为0)。各控制变量的测量及其赋值操作化见表3。 四、数据分析 采用3阶分析策略，首先以“是否曾参与维权表达行动”为标准，对受访群体进行两分，以频率和均值呈现参与过维权行动群体(以下简称“行动者”)与未曾参与维权行动群体(以下简称“未行动者”)在政治观念诸面向上的差异。然后对两个群体的差异进行卡方检验。如果差异度呈显著性，则进一步纳入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分析维权行为与各政治观念之间的相关度，验证研究假设。反之，如果两个群体之间的卡方检验值不显著，就不再进行回归检验。如果进一步回归检验的相关度不显著，则表明两个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并非来自“维权行为”，对此我们将予以略过或简单报告。也就是说，重点报告的乃是相关性显著的结果。 １．政治认知 表4的结果显示，受访人群对重要职务者的政治认知状况存有差异。其中，受访者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三者的熟悉度较高，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省长、省人大主任等的了解程度较低。这从侧面反映前三个职位因其在政治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更受民众的了解和关注。进一步的比较可见，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认知程度显著高于非维权人士群体，前者对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后者；卡方检测值的输出结果反映出了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 对表4各种职务任职人员的认知情况进行因子分析，输出2个公共因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省长可归为一类，其余归为一类。前者称之为核心职务认知，后者称之为重要职务认知。每个公共因子内的因子加总作为其赋值，数值越大表示政治认知程度越高(下同)，进而将2个公共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发现是否参与过维权行动仅对核心职务认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参与过上访行为的人往往在这些职务上有较高的认知。在控制变量中，个体的性别、户籍身份、出生年份、教育程度、成长地、公平感、亲朋好友类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相对于男性，女性认知偏低；城市户籍的人往往具有较高认知；年长者比年经人有着更强的政治认知；公平感越弱的个体政治认知越强;大城市的人比小城市的人具有更高认知(但在核心职务认知模型中不具有显著性)；能够得到亲朋好友更多帮助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政治认知；教育程度高的人政治认知较高。 ２．政治兴趣 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表现在政治兴趣上。如表6所示，相对于非维权人士群体，维权人士群体对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更高，更经常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了解政治或政策信息。但将2个变量经因子分析提取政治兴趣因子，纳入线性回归模型，却发现维权行动与政治兴趣因子之间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性。 ３．政治情感 总体而言，我国民众的政治情感较为正面。如表7所示，相较于维权人士，非维权人士对我国实力的评价很高，对国家的归属感更强，因此其政治情感甚为积极。 对政治情感的各问项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即使国家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国家”变量的共同度过小，故剔除，剩余3问项再次进入因子分析，输出1个公共因子，称之为政治情感因子。以该公共因子为因变量构建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结果如表8所示，“参与过维权行动”与政治情感有较强负相关性。控制变量的具体影响表现为:年龄越长，政治情感越强；教育程度越高，政治情感越弱；越能感受到公平，政治情感越强；越能获得组织机构的帮助，政治情感越强。 4．政治效能感 表9的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普遍不高，而外在政治效能感要稍高于内在政治效能感。在群组比较方面，只有一项外在政治效能感问项通过了卡方检测，其他均未通过。就外在政治效能感而言，维权行动者相比非维权行动者要略低一些。 将内在政治效能感(表9的前3个题项)和外在政治效能感(表9的后2个题项)分别作为因变量纳入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5．政治信任 表10显示，维权人士群体的政治信任度显著低于非维权人士群体。其中，对公检法部门、一般政府官员、信访局以及县、乡两级政府的信任度相较于对其他政治机构的信任度而言要低，而对中央政府、共产党、国家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其比例高达80%以上。这与学界关于我国政治信任的差序理论高度一致。 对表10诸对象的信任状况进行因子分析，得到2个因子。因子1包含对法院、公安局、检察院、一般政府官员、县(区)、乡(镇)政府、信访局的信任，因子2包含对国家、共产党、中央政府、省(市)政府的信任。如果说因子2是高层政治信任，那么因子1可被命名为非高层政治信任。根据因子分析情况，构建2个回归分析模型，主要数据输出见表11。在3个模型中，是否参与维权行为对总体政治信任及非高层政治信任产生了显著的反向影响，即维权行为削弱了政治信任，但并未对高层政治信任形成显著影响。 在各控制变量中，年龄、成长地、组织机构类社会资本、家庭收支情况在2个模型种均具有显著性，说明年龄越大政治信任越强；和在大城市中长大的个体相对而言，在小城市或乡村长大的个体政治信任较弱；个体得到组织机构的帮助越多，越易形成高政治信任；家庭收支情况越趋于平衡，个体的政治信任越强。 6．政治认同 如表12所示，相较于非维权人士，维权人士的制度认同度与政权认同度稍低。但总体而言，受访者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比较认可，虽然不一定认为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大部分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受访者对共产党的认同程度也很高。 将上述3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出1个政治认同因子，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3显示，维权行动与政治认同有着高度的负相关性。这说明，参与过维权行动的群体，其政治认同度较低，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就控制变量而言，越年轻政治认同度越低，教育程度的增加降低了政治认同，个体得到组织机构的帮助越多，其政治认同度越高，公平感知有助于提升政治认同。 7．民主观 表14的数据显示，我国民众能在总体上接受民主价值观，多数民众希求民主，并对民主持有较为正面的功能评价。剔除3项未通过卡方检验的变量后，可以发现，相较于非维权人士群体，维权人士群体的民主观念更倾向于公众表达，认为民主的作用更强，民主选举会扰乱社会秩序。 表14中各变量经因子分析后得2个公共因子，前3个问项归为一类，可称之为民主认知；后3个问项归为一类，可称之为民主功效感。纳入线性回归模型后，是否参与维权行动与民主功效感具有显著相关性，输出结果如表15。维权行为降低了维权者的民主功效感，同时，越年轻者民主功效感越低;教育程度越高，民主功效感越高。 8．权利观 先对权利观的11个问项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共同度小于0.5的问项，保留如表16所列的问项，得出言论自由、监督权利与福利权利3个因子。在言论自由方面，维权行动者较非行动者倾向于更多的权利；在监督权利方面，行动者较非行动者相比更支持监督政府；福利权利方面，行动者较非行动者对政府承担公众福利责任的期望更低一些。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维权行动与权利观3个面向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9．法治观 对法治观各问项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共同度小于0.5的问项后，有效测量法治观的问项如表17所示。这些变量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共分为2个因子:守法观念和自主审判观。根据群组比较的卡方结果，在守法观念方面，维权行动者的守法意识弱于未行动者。不过，相较于未行动者，行动者更倾向于自主审判观。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维权行动与法治观2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10．政府观 表18是对受访者政府观的测量结果。各问项经因子分析可提取2个公共因子:政府责任观与限制政府权力。受访者对政府的责任要求较高，但同时又主张限制政府权力。这种希望既高度依赖政府、又限制政府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受访者政府观本身的矛盾状态。这2个维度均未通过卡方检验。 11．组织社团观 对于民众的组织社团观，我们从政党、宗教和社会组织3个方面分别进行测量，结果如表19所示。从中可见，受访者对政党和宗教的态度要比对社团组织的态度更为谨慎，多数受访者仍较为保守，对政党多元化和宗教持有较为负面的评价，相反，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却较为温和。 为了确证维权群体与非维权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我们将上述3个维度的观念各自作为1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政党观与社会组织观的差异未得到验证，仅宗教观与维权行动之间显示较弱的相关性(详见表20)，研究假设部分得到检验。 12．传统权威观 表21报告了受访者在服从心理和孝道意识2个维度上的传统权威观。结果表明，传统的孝道、上下级权威、德治等中国传统道德习俗仍然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现出较强的传统权威观，仅有服从长辈权威这一项不被大多数人遵从。但未得到进一步回归模型的验证，表明维权行为并不是受访者传统权威观差异的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政治认知、政治兴趣、政治情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政治认同，以及包括民主观、权利观、法治观、政府观、社会组织观和传统权威观在内的政治价值观等维度，较为系统地评估了维权人士群体与非维权人士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在交叉分析的频率对比层面，两个群体在大多数观念面向上显示了一定的强弱差异，但经卡方检验，尤其是纳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的多元回归分析，呈现显著性差异的观念不断减少。与非维权群体相比，维权群体在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民主认知、权利观、法治观、政府观、政党观、社会组织观、传统权威观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两个群体仅在政治认知(核心政治职务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政治认同、民主功效感、宗教观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也就是说，因维权实践，行动者已在浅层政治意识上出现了独特的政治亚观念，如有了更强的政治认知，较低的政治情感、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较为包容的宗教观，但是，维权实践并未影响其政治效能感，更未影响其权利观、法治观、政府观以及传统权威观等深层的政治价值观。在民主、权利、法治、政府、政党和社会组织等核心政治价值层面，维权人士群体仍然与其他民众保持着无异的观念。前述多数研究假设，尤其是有关政治价值观的假设，并未得到验证。总之，维权行动并未对行动者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念产生实质性影响，有所影响的只是浅层政治意识方面。对于我国的维权人士群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念依然是以传统为底色，与其他民众并无显著差异。 不过，我们对维权骨干人士的质性访谈显示，这一群体内部却呈现着核心政治观念的显著差异。即由于代际和文化教育等变量的影响，他们内部的政治观念已呈现较大的分化。换言之，即便是维权人士，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启蒙与思想解放，依然沉迷于大众化的宣教与资讯环境，其政治观念系统将难以跨出“惊人的一跳”。 总体而言，本文对于维权人士群体政治观念的系统描述，尤其是对于维权行为之于政治观念影响的精准分析，所形成的上述结论颇具创新性价值。其中有的结论，如维权行为对于政治信任的降低功能，进一步验证了学界的已有发现;在多面向的政治价值，尤其是民主、法治和权利价值等方面，维权群体依然缺失现代性理念的结论，则表明应当重新审思“权利”或“规则”意识的争论。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对于政治文化研究而言，政治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应是复合的。即便是维权实践这样足以让人刻骨铭心的社会化机制，对于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合，方能发挥影响纵深化的功能。 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者和社会人士而言，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维权人士不应当被视为“异类”，他们只是抱有正常观念的正常社会成员中的一员。对于他们及其维权行为，没有必要时刻如临大敌，而应持以包容的政策与态度。 责任编辑：梁雨欣 一审：王智睿 二审：申程仁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原文图表较多，有兴趣者可参阅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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