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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29 00:34:0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是谁把善良逼成了罪犯？ 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在说明中提到：杀人犯在莲东市场的土楼坪公交站上了35路公交车后，就对一个女的莫名其妙的乱砍，整车人包括司机吓得全跑光了，司机钥匙都忘记拔下来。没想到那个杀人犯又自己开着35路公交车从土楼坪往清华御景这里一路上乱撞，撞死了好几个无辜的路人和骑摩托车的。 随后，有人补充道：这个是新陂的村民，因政府拆迁，对社会不满，杀了一名村干部和一名民警，然后挟持了公安，从莲东一路冲红灯，撞了很多人，…… 看到这起案件，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案”，“于欢救母案”，以及“平度暴力袭警案（官方定性）”等等。 这些案件，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都是独立案件；当系统分析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同属案件都在同一种“介质”的推动下，激活了当事人犯罪的冲动。而这种“介质”恰恰像电脑病毒一样，正在无禁的蔓延、复制和扩散着。 抛弃案情不去考虑，我们试想：这些犯罪嫌疑人，甚至被法律定性为罪犯的人，他们天性就是恶的吗？从个人理性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原本是善良的。至少，在走上犯罪道路之前，他们是理性的，是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达到控制自己行为的。 到了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了：是谁把善良逼成了罪犯？ 任何犯罪，都是有诱因的。正如平日所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他们在实施犯罪前，首先要有犯罪动机。 谈到犯罪动机，我们再回过头来梳理这些案件，或许能够找出我们想要的答案了。 “杨佳案”，诱因是：杨佳租了一辆自行车，被巡逻警察拦下盘查，在此过程中拒绝配合，造成大量群众围观。被带到警局，警方询问6个小时后，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对其放行。 在询问的过程中和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杨佳使用了惯用做法，以及“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得到的结论是：“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很可能将无法生育。” 随后，杨佳到闸北分局讨要说法，闸北分局同意赔偿，但标的为1.5万元私了此事。需要注意的是：杨佳的最初诉求主张是3万元。 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这就是矛盾的根源。这也是导致“我给你一个说法”的最终诱因。 案件，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是没有如果的。但是，从做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加上“如果”。 众所周知：警察是各类案件的侦办机关，警察办案应重事实、讲证据。在处理杨欢租车的案件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律己律人”，如果能够做到“依法办理”，如果能够做到“以人为本”，还会有殴打行为的发生吗？还有“惯用手段”和“照顾”吗？还有暴力侵害吗？ 当问题和不良后果发生后，当事人提出3万的赔偿高吗？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换成是“你”，还会只要3万吗？ 透过案件，我们看到：“权利的牛B”。虽然，国家一再重申“有权不要任性”，到了基层那不过是天上飘过的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于欢救母案”，警察没有出警吗？答案是：出了。但是，并没有勒令制止不当违法行为；也没有带回警局进行询问。 如果呢？…… “平度暴力袭警案”，警察始终在现场，不但如此，还有大量的保安。起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地方领导干部具有法治思维，能够依法依规受理和办理军人待遇不公问题。还会引发集访吗？如果，集访过程中，地方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引导、耐心劝解，还会发生不该发生的问题吗？ 我们常说：“话，是心灵的窗口”。没有谈不拢的事情，没有说不清的道理。可问题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又是怎么谈的？拿什么谈的？唯一的答案就是：“权利”。 回头看昨天的“35路公交案”，其诱因难道不是“权利”所致吗？ 我们始终在谈论“法治”，始终在强化“宪法”的地位，始终强调要：“有法可依”。可问题是：怎么依？ 当行政渎职的时候，当执法者违法的时候，当执法者成了“权利”工具的时候，人民能如何呢？ 我们常说：做人要“自律”！这只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吗？ 或许，我们已经到了该反思“是谁把善良逼成了罪犯？”这个问题的时候。 法治的目的是什么？惩恶扬善？还是激发罪恶？！ 原罪，还要继承和弘扬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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