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运动（一）

时间：2019-02-04 00:19:51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新工人运动（一）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阶级，包括2.8亿的农民工和1亿多的城市中的工人，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重新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和世界劳动史。如今，重新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奋起挑战和改变新局面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一个自在且自为的新工人阶级的斗争上了，这必将重塑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今天，中国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是资本之都，是各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的目的地，是投资和投机的梦想之地。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我们则认为中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工人组成，他们正在成为对资本展开抵抗的新政治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第一阶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期——世界工厂的诞生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与其同时世界工厂也造就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出现于改开的头十年。
全球化和市场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首先，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和“劳动力的解放”是中国迎接资本回归的前提。自七十年代以来，奉行改革的领导人和精英，一直呼唤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提倡实行更为弹性化、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倡导以商品市场的规定为标准重新塑造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八十年代以降，劳动再次被看成是一种“商品”，可以在新生市场上自由交易，政府大力推广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这种对个体自由的呼唤，被认为是从僵硬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解放思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敞开大门，面向全球经济。
中国改革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再无产阶级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劳动主体现在不得不变成“自由”的主体，脱离集体经济，逐渐失去生产资料，在重建立的劳动市场中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

农村改革：新工人的起源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是如何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诞生铺平道路的。在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七十年代末，改革精英们认为，中国农民整体上仍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时代，经济层次较低。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人民公社制度，这种制度将农民和土地绑在了一起，剥夺了农民进行自主经济管理的权利和自由，导致了生产热情的缺乏。在精英们看来，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有悖经济法则和农业特点。他们认为在集体经济中，农民们“吃大锅饭”，不管是否工作，不管是否努力工作，都可吃饱肚子；在集体经济中，激励机制的缺乏大大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精英们主张进行改革，大力地推广“包产到户”的政策，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事实上，家庭责任制的推广就是由单个家庭组成的小农经济的复苏，其中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责任制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目标的背离。截止到八十年代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家庭责任制基本确立。之后，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农村的土地合同关系。1984年1月，中央政府将土地合同期限延长至15年，并开放了不同的集资和销售渠道，培养市场体制，允许个人成立公司。如此一来，家庭责任制在国家的推广下快速生效。在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在1997年颁发的第11号文件中，政府将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至此，人民公社最终解体。
在改革初期，通过推行家庭责任制，中国确实见证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谷物生产的大幅提高。之后，在短短的几年间，国家强制实施承包制所带来的好处开始逐渐消失。1984年大丰收后，粮食销售开始出现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粮食价格都停滞不前。农村收入增长率因此大幅下跌，1989年至1991年，农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7%，1990年平均增长率甚至下降了0.7%。与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事实上，在中国内地的很多农村，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卖出的价钱却难以支付成本。如今在农村，务农的所得往往比家庭必要消费水平要低很多。以前，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居所和生计，如今，土地再也不是生产资料了，从“生产田”变成了“福利田”。这种现象在卖粮所得下降时会变得更为极端，如此一来土地甚至逐渐失去了作为福利来源的功能。如今，农村的很多土地都被废弃了。这就是中国农民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的过程。
简而言之，在农村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小农经济无法为农民生存生计找到出路。一方面，小农经济模式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改革带来了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难以为继，农民被迫离乡又离土，来到城市，进入工业区，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这便是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出现的历史根源，也是新工人主体形成的背景，后者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

劳动市场的诞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首先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挥手告别，并重新融入灵活多变的全球市场经济。1980年，中国在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了吸引外国投资的窗口，用以接受首先从香港，然后从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地涌入内陆的投资。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深圳特区和广东省，此举激发了新的外国投资浪潮。世界工厂这一概念，只有在全球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以吸纳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在上个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在将社会主义体制整合进资本积累的过程方面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和美国的1/40。快速发展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其本矛盾，决定了日后的阶级矛盾和工人运动的走向。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让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个博弈中，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领域的全球工人设定了“底线”。但是，国际资本快速流向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也是为了获得勤劳、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打工者，他们愿意在糟糕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即时生产。
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各级政府稍微放松了户口管理，积极协调“剩余劳动力”向新兴城市转移。中国政府在促进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在创建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需求的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和安徽等省，曾系统地将本省的农村劳动力派往广东。深圳多个工业区的很多工厂都同内陆省份的乡镇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乡镇必须按照规定数量向外资工厂提供劳动力。由此看来，劳动力市场是有中国政府着意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了资本，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将“社会主义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新工人的反抗
第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中国政府以政治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市场，从而保证可以将新劳动力作为劳动商品进行交换。这些农民工通常被称为打工妹或打工仔，在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流入中国之际产生。打工妹/打工仔指的是一种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的新型的劳动关系，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干活”或者“出卖劳动力”，意味着劳动的商品化和用劳动换工资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打工”这个新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是矛盾的。劳动，特别是异化的雇佣劳动，曾在中国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但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劳动再次被卖给了资本家。与“工人”或国家工人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崇高地位的相比，“打工”在新出现的市场要素所塑造下，意味着在劳动关系与等级制中处于低下的地位，而打工者的意思是老板的帮手, 则是雇佣工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在为全球资本积累建立新的劳动市场的同时，却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保护领域中退出了，这一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户籍制度常被人诟病为不合理的障碍，这个障碍对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产生了严重的歧视。事实上，户籍制度是由资本和地方政府操控的，其目的是在这个竞争愈加激烈的世界，建立起剥夺劳动的剥削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是这样实现退出的：中国的全球化经济发展需要农村劳动者，但一旦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地点或产业上发生改变，城市便不再需要这些劳动者留在此地了。政府不允许新形成的劳动阶级在城市永久居留，不允许他们拥有合法的市民身份。更糟糕的是，户口制度和劳动机制的结合，形成了农民工受歧视的身份，既加深又模糊了资本对这一巨大劳动力的剥削。
打工者在城市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他们的特点是短期居留。一个工人，特别是一个女工，在结婚前几年往往是在城市里作为雇佣劳动者打工。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大多数都不得不返回家乡，因为想要在城市成家困难重重。农村社区长久以来都在负担生命周期的长期规划，如结婚、生孩子和家庭等。劳动者下一代的再生产是由农村来负责的，是一个个的村庄承受了城市地区工业发展的代价，尽管农村承受再生产成本的能力是令人怀疑的。更糟糕的是，如果罹患工伤或职业病，患者的身心康复都得由农村中的家庭来负责。
因此，中国工人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就这样夭折了，新工人阶级受到了创伤性伤害，对他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工资压迫。官方所定义的农民工，即拥有农村户籍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依然模糊。因此，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报酬，并非是为了支付他们在城市的开销，一般认为这些工人的社会再生产成本是被农村承担的。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家庭、婚姻、生育、下一代教育乃至退休都得由农村负责。因此，农村劳动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体制，将工业地区的生产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再生产分离了开来。整个打工阶层获得的工资，比他们打工所在地的平均社会再生产成本要低很多。总之，他们赚取的工资不是让他们用来在工业城市生活的，而是为返乡做好准备的。
这种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新工人的收入和一系列的劳动保障。在这个时期，新工人阶级在工业区和城市中兴起，而当地各级政府在提供劳动保障方面却存在着缺失，拒绝为农民工提供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在内的基本权利。这便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道路，而相应这个时期出现的新工人阶级自发的工业纠纷和零散的罢工，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性质如欠薪、工伤和小部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据媒体报道，八十年代中期，深圳蛇口就发生过日资厂罢工情况。官方数据显示，从1993年起，集体抗议事件的数量高达每年1万起，年均增长20%，参加抗议的人数有73万之多，其中75%的抗议是由工人和农民自发组织的。而单从是劳动仲裁的人数来看，1999年这一年就已经高达50万工人。
1996年，无独有偶，在深圳和北京分别成立了专为女工维权和服务的NGO,一个是名为女工关怀，另一个是打工妹之家。这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寻求和新工人结合的尝试，带来有公益服务性质的烙印。通往她们的发声，新工人阶级不公的处境曲折地得到社会的关注。九十年代末，已经出现多家由工人自发的劳工NGO,这些NGO的发起人，一般参与过劳动诉讼或是受过工伤，带头经过痛苦漫长的争取后才得到赔偿。他们是第一批新工人阶级中带有自发且自觉的佼佼者，他们集中在南中国的沿海地区。

小结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新工人们的抗争主要的性质还是属于自发性地经济斗争。一般情况下，抗议工人会针对工厂资方，要求地方政府介入，同时，工人也从中央政府的劳动权利话语中学会了维权的语言。为了缓解始于九十年代的行业紧张局面，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劳动法律法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更是为了瓦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当代中国，“法制”不仅成了一种口号，也成了体制确保政治合理性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法制”被用来为产权的更迭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供辩护。法律信仰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用来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实现平稳的政权更迭，这导致财富快速转移，社会阶级、地位重构。法制绝不是用来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的。工人们不得不在实际行动中认清这一“真相”。新工人阶级面对设下的重重制度障碍，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依然在为自己阶级的形成而斗争。途径包括在车间和宿舍里展开日常行动、挑战和反抗。新工人阶级却从底层汲取经验，在逐渐认识到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投身于集体行动之中，因而他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发起的自发罢工在成倍增长。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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