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运动（二）

时间：2019-02-09 12:18:39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新工人运动（二）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后，中国已经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变成了资本的世界工厂。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公共设施都已被严重商品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生明显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资本投资，到处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供应大量技术娴熟、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简直是天作之合，同时，它们也昭示了着新社会主义反抗政治的到来，新工人阶级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
关于第二阶段的新工人运动分析，我们从新千年伊始，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世界工厂”不可避免地要组织新工人阶级，同时也由这个新工人阶级所组成，于是这一阶级便结构性地体现了资本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因为始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而终结。对全球经济的重塑源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加速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资本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资本的矛盾中。生产过剩、生产力的发展、利率下降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资本在制造业的不断聚集，比如电子业、汽车业和物流业。
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快速重构。技术和信息的发展创造了超级灵活的资本流，阶级和阶级矛盾因为全球资本流动，而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推向了斗争的前线，也将新工人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发生在2018年的佳士运动，已经为一场旷日持久地阶级斗争拉开了序幕。

加入WTO后的资本扩张
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妥协让步，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提升了国内外的市场化水平。中国终于完成了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中国因而以“世界工厂”而闻名，它从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等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TNCs）。于是，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转变。在各种各样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外资开始涌入中国。中国成了国际投资者的天堂。
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国。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为800亿到900亿美元不等，相当于GDP的21%，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位列美国和德国之后。2006年，中国以22260亿美元的GDP快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数量上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外，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结构上开始进入高端产品时代。201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电子和高科技产品价值累计达19,258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7%。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200多种产品的顶级生产商，七种包括服装、彩电、洗衣机、DVD播放器、照相机、冰箱、空调、微波炉、电脑显示器、汽车和自行车。
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低需求，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推拉效应，将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工送到城市打工，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在中国，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新工人阶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依靠血汗工厂，以残酷的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并且迅速攫取权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巨大财富。200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总值的五分之一。但是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代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人的利益被忽视。政府和私营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工人们则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经济学家姚洋曾经做过计算，GDP中工人收入的比例（包括工资和自由职业的收入）从1990年的60%降到2009年的48%。
这种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最低收入标准的设定。跟其他工业国家相比，最低工资的概念在中国更为关键，因为它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打工者。跟西方国家不同，最低工资是用来保护十分之一劳动力的收入不至于落于贫困线以下的。在中国，最低工资几乎成了所有打工者的工资标准。例如，2010年5月，尽管工人跳楼自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富士康却从未将新入职工人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之上。2010年6月，在社会压力下，富士康深圳厂区将工人的基本工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在外资企业里，像富士康这样将工资水平提高到法定最低线以上的公司实属罕见。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11年年轻打工者的月平均工资仅为1747.87元，城市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是3046.61元，前者仅为后者的57.4%。造成农村打工者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大多数城市，打工者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就算有，工人们也会发现，在更换工作时很难继续享有社会福利。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为工人提供五险和一金，即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但是, 能够享有这种福利体系的工人少之又少，这是造成打工者难以在城市安家立业的另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的是，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目前，新工人阶级遍布全国，无论资本的性质，也无论劳动的部门和形式如何。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雇佣关系方面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政府积极支持非公有制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后者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达到了60%，而国有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滑至第三，只在基础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全总在2018年1月完成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中国职工总数约为3.91亿，其中私有制职工包括民营、港澳台商、外商等职工占总数的82.9%，公有制的职工占总数的17.1%。3.91亿职工中，有2.82亿为农民工，而国企职工人数已经下降到3500万以下。从就业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在雇佣方面，国企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已是不争事实，从生产关系来看，在国企工作的派遣工，本身就是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资本快速扩张和集中背后的阶级矛盾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全球资本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为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生产原材料和市场的占有以及充足劳动力的使用消除了全部障碍。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战略是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的激增而实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和富士康集团，它们分别在2014年的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5位和第30位。
在全世界，出口商品的“中国价格”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这在根本上是建立在大规模新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上的。新工人阶级可以提供规模惊人的剩余价值，这些价值主要是被跨国企业及其供应商剥削的。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iPhone手机的价值分配图吧，这些手机是中国工人日夜辛劳制造出来的。
生产和出售一部手机，苹果公司就能获得iPhone手机价值的58.5%，而中国工人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最小，只占2010年iPhone手机549美元零售价中的1.8%，而其他非中国的劳动力也只占3.5%。
在产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往往会造成误解，这一标签掩盖了跨国企业占有利润的事实，遮蔽了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供应生产链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现象。跨国企业利用“中国制造”这一标签来扭曲全球资本战争的现状，即以民族国家之间的面孔出现而相互竞争。事实上，根据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国的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是世界第88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后。人均收入较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新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可怕的贫困泥沼中挣扎，这说明“中国制造”的标签歪曲了全球生产链中财富分配的现状，同时，它掩盖了社会中存在的巨大阶级鸿沟和不平等。尽管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家统计局便不再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但其他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者中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当我们反观高收入人群时就会发现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2010年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超过了960,000人，这意味着每1400人中就有一位个人财富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富翁，这一数字跟去年相比增长了9.7%。根据2014年福布斯的统计，中国的十亿富翁达到了152人。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和集体行动
中国的阶级关系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并在不断加深的劳动矛盾和不断爆发的劳动行动中表现出来。新工人阶级缺乏文化资本和制度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通过群众抗议来表达不满、反抗压迫。官方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集体抗议事件的数量从每年1万起上升至8.7万起，参加抗议的人数从73万增至300多万。据观察，集体抗议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在平均规模、社会范围、组织程度上也有所提高。这一趋势从21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侵权事件也越来越多。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劳动侵权案件井喷，达到了69,3465件，涉及工人1200万人。案件主要涉及工资支付、保险缴纳、非法解雇、赔偿金过低。经济危机过后，2010年，全国仲裁受案量下降至60,0865起，但是到了2012年，尽管政府和工会加大了干预力度，劳动纠纷案件的数量却再次激增（达到了64,1202起），这说明在劳动关系领域仍然存在着深层冲突。
以上数据说明，新工人阶级存在着广泛不满，也说明了工人的劳工意识不断地提升，在此过程中珠三角区的新工人扮演了主要角色。很多证据表明，在捍卫自身权利方面，新工人变得越来越主动了。他们发起了各种行动，包括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尤其是直接的行动。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曾试图通过用法律和制度代替阶级斗争，将其统治合法化。但是农民工发动集体行动，捍卫自身权益，并不限于通过既有的制度和法律途径。在“激进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更频繁地发起了罢工、街头行动和示威。
在很多情况下，集体行动不局限于某个车间，不受制于工人骨干的来源地、民族、性别和同辈关系，行动试图超越排他性的网络关系和纽带，在劳动对抗资本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强工人间的团结。有时工人们还会跨厂联合罢工，邀请同区的工人参加游行、街头抗议和堵路维权。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在劳资矛盾深化下的必然结果。以下我们以富士康的工人行动作为例子。

富士康工人的抵抗
自从富士康2010年出现自杀潮之后，富士康工人就一直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但是关于他们集体行动的报道却少之又少。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在富士康的不同园区，停工、静坐、示威和骚乱频繁爆发。
2012年9月24日富士康发生骚乱，骚乱结束后，于忠红，一位已经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工作两年的21岁高中毕业生，给公司总裁郭台铭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富士康历史上尚属首次：
郭台铭，
虽然你是我老总，我是打工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是平等的，我出卖劳力，你付给报酬，…我有权力和你站在平等位置上讲话
如果你想晚上不再从深眠中被叫醒
如果你不想再没事在各地坐飞机奔波
如果你不想再被美国的劳工组织调查
如果你不想企业再被人称为血汗工厂……
你要明白，在你的工厂做活，他们并不能从你的工厂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承受着最大限度的工作压力，拿着最低的工资，接受最严格的管理，忍受到处被歧视的目光…
请你明白，真正的将毁灭你的企业王国的原因，是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是那种被称为特权的东西…

骚乱从2012年9月23日周日深夜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4日清晨。在总人数为八万人的富士康山西工厂，一万多名工人参加了骚乱，导致当日整条生产线被迫关闭，iPhone手机金属部件的生产被迫中断。保安赶到后也参与了集体斗殴，几十名工人被殴打，严重受伤。9月24日下午3时，5000名防暴警察赶到事故现场。山西省省长王君也赶到现场“恢复法律秩序”。这次骚乱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抗议规模巨大，还因为工人领袖表达了对整个工业帝国生产体系的控诉，并大胆地提出了诉求。工友们勇敢地向富士康和工会提出了要求。于忠红的公开信以三个“记住”结尾：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把你的一级下属当人看，并要求他们把他们的下属和下属的下属当人看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改变你们台湾人高一等的感觉，坐火箭的升迁速度和天地之差的薪资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将总工会负责人撤换掉，…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两亿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核心。新工人中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城市长大、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三代，感到了怨恨和愤怒：“我们经常被大吼大叫”、“我们的自尊心被无情地践踏”，“ 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如果自杀属于采取极端手段进行劳动抗议，以曝露工业世界工厂规训的压迫性的话，那么于忠红和工人们从此站起来了，用阶级行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很明显，工人在罢工或骚乱中所使用的“权益”一词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法律权利领域。为了维护富士康“底层”工人的尊严和共同利益，于忠红愤怒地要求同总裁郭台铭“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讲话。工人的世界观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他们强烈要求工厂公正地对待每位工人。工人们还要求拥有组织管理权，要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以保护工人。
事实上，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工人的不满从2012年初开始演变为一系列的公开冲突。2012年3月发生了一场罢工，六个月后，即在9月23日至24日，全厂爆发了骚乱，这促使于忠红发布了上述公开信。他的一位同事事后回忆道：“春节假期结束后，生产线工人的涨薪只有几十元，最多一百元，而经理们则涨了几百元，获得了更多的福利。我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工资政策感到非常愤怒”。2012年3月13日，就在发工资的当天，A9栋的一千多名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要求加薪。他们开始游行，走到了工厂大门口，高喊着“罢工！罢工！”。他们在公司入口和路上堵了半个小时，导致交通中断。在集体游街时，工人们对以维稳为重的地方政府发出了警告。支持管理层的警察很快驱散了五十多人所组成的罢工纠察线，迫使剩下的工人返回工厂继续工作。
随后，富士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招工活动，大大增强了太原工厂的劳动力，因而这场罢工并没有帮助工人实现加薪。工人对工资待遇、高速工作和人身侮辱的不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位工人说，9月23日晚11点左右，“几个保安痛打两名没能出示员工ID卡的工人，保安一直在踢，直到两人倒地”。几名保安和工人在男工寝室展开了“血腥的战斗”，受害者的惨叫在黑夜中惊醒了很多人。
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人说：“我们骂保安，让他们停手。因为我们有三十多人，所以保安跑了”。但是没过多久，五十多名保安便冲进了寝室，激怒了聚在一起的工人。午夜，成千上万的工人砸了保安室、生产设施、班车、摩托车、汽车、商店和食堂。有些人打碎了玻璃，拉倒了围栏，有些人洗劫了超市和便利店。工人掀翻了警车，并付之一炬。保安主管用巡逻车上的广播系统喊话，命令工人停止“非法活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呐喊的人群，形势一度失控。
于忠红解释道：“保安的殴打只是导火索。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甚至生了病我们也还要上班”。iPhone手机的订单越催越紧，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工人和一线管理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工人们一周七天都得工作，一天休息都没有，生了病也得继续工作。
在富士康顶着压力完成苹果公司和其他公司订单的同时，工人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他们已经懂得了展现力量、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好时机，就是公司在为生产订单赶工时。工人通过打断生产流程，停工一两天，迫使雇主、政府和当地工会与工人谈判。这次骚乱最终实现了加薪，2013年，富士康最终将太原工厂的工人工资提高到了每月1800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了40%。而这只是一系列抗议的开始，富士康工人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或暴力反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说明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结论: 新工人阶级的发展
全球资本和改开政府一道，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将富士康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车间，触发了各种规模的矛盾，这些为新生代工人的抵抗开拓了空间。在世界工厂的背景下，新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们一边工作、生活，一边开始了长期的抗争。近几年大多数集体行动均涉及生产领域中工人同公司之间的矛盾，且都是工人在宿舍里组织的。工人在行动的时候往往会涌向街头，走上高速，包围办公大楼，封锁公司入口或政府大楼。他们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也招来了警方的镇压。因为这些行动直接对资本和国家机器的专制统治发起了挑战，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们既是经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阶段，在珠三角的工业区，劳工NGO也相当发达，除了权益教育和法律质询外，有些还提供了集体谈判的培训和现场干预，由于直接参与到罢工当中，2015年引来了中国政府对NGOs的镇压和抓捕，并对当中比较积极地参与罢工的领袖判刑。但是15年的镇压并没有停止频发的劳资矛盾，工人很容易将在集体宿舍里变成产业斗争所需的“硬”资源。宿舍很容易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对抗公司。即使没有工会或劳工NGOs组织等正式组织帮助，工人也能高效地组织起来，并自发参与罢工。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滑和“紧缩”盛行的年代，工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守势。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自发抗议，采取直接行动。这些斗争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新工人阶级在逐渐形成。在跨国生产中，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在国内引发了劳工行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会和工人自治组织，他们的抗争将不仅改变中国，而且也会改变全世界工人和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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