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反思“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编者按】武汉封城行将一月，近日总算传出了“武汉出现明显床等人”的好消息。与封城初期的“一床难求”相比，在此次疫情中，正是我国的公立医院系统为武汉及整个湖北解了燃眉之急。自2月10日起，由19个省抽调地方公立医院组成的医疗团队，成建制地开往湖北除武汉之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相比之下，平日里被舆论与资本热捧的民营医院在此次抗疫战争中，不仅提供不了与其体量相称的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其如武汉仁爱医院等莆田系之流甚至占用一线医护宝贵的医疗物资。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我们必须反思所谓“严控公立医院规模”的舆论与实践。

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武汉，一线战斗堡垒定点医院几乎全部由公立医院构成。连日来，医护人员迎险而上日夜奋战，其医术与医德令全国人民钦佩敬服；另一方面，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床难求”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也常常令医护人员有心无力望之兴叹。好在国家与湖北方面都在努力增加床位供给，包括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对现有医院迅速改造扩容。
大型公立医院在抗疫关键时刻“一床难求”的现象或教训，提醒我们：应该对近年来“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甚至检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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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数量被严控公立医院遭受压制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再加上经过长期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城市化，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越来越高。多年来，舆论一直抱怨看病难住院难，突出表现就是住院床位紧张，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看病难或住院床位紧张的问题，其解决方向本来是很清晰很明确的，缺什么补什么，需求的增加只能通过供给的增加来解决，以此类推，医院床位紧张，患者需求得不到满足，自然应该加大医护人员与床位的供给。
作为中国医疗事业的主力军，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进行扩张，增大医院的规模，增加医生数量、病床数量，以及相关检测治疗设备的数量，毫无疑问会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本来，这应该是生活常识，是经济学常识，以及医疗领域的常识，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十几年前开始，中国主流舆论却一直对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持强烈的反对与批评态度，且愈演愈烈。
在这种强大舆论的引导下，大致自七八年前开始，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卫计委、卫健委）频繁地出台有关禁止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的文件与政策，“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腾出发展空间”由舆论落实为政策实践。
如2014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要求：
“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优化结构布局，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同时，“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2014年6月，卫计委下发了《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称：
“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问题（这从何说起？——作者注），提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空间……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审批；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配臵；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2015年05月17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强调：
“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对超出规模标准的公立医院，要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压缩床位。……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和超标准装修。”“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办医，扩大卫生资源总量。”
2015年06月15日《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
“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
严控公立医院规模的政策，一直持续保持高压，直至现在未见松动。如2019年6月，十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强调：
“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该通知与该意见的上述内容在网络上自发地引起了较大反响与质疑。
由上可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既是中国舆论界的主流意见，也是属于政府的重要医疗政策实践，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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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给民营医院留出市场——违背市场原则
为何为什么要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呢？很明显，是为了“给民营医院腾出发展空间”、“留足发展空间”，如前所引。
“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这种倡议与实践，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或公平竞争的原则吗？
毫无疑问，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根本不是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什么是公平合理的医疗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充分竞争平等竞争，不管哪种类型的、哪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得到政府额外的帮扶或打压。具体到医疗领域来说，就是不论大医院小医院、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政府不该抬一个压一个，而是应该一碗水端平，让各类医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决定自己如何发展壮大，让患者在他们中间自由选择，最终实现优胜劣汰，良币驱逐劣币，促进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进步。
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下，无论公立还是非公立的，都是自负盈亏的，都是合格的市场参与主体。公立三甲医院跟民营医院一样面临着生存压力，其收到的财政拨款数额已经很少了，占医院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具体数字因每家医院的规模与具体情况而不同，据报道，有的三甲医院，各类财政拨款仅占其支出的3%。医院与医院之间，都是竞争关系，患者选择了A医院，就不去B医院，即使是公立医院之间，也是如此。单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医疗领域本来已经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状态了。
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通过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来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做法，是严重背离市场公平原则的。
近几年，除了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之外，还新诞生了一个政策概念“规划布局”，猛一听很高端。那么其实际内容是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在城市一定区域一定人口内，对公立医院的数量与规模进行硬性的规定，不许超标，理由之一是不能资源浪费。可是，与此同时，却又明文规定“政府不再对社会办医的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作规划限制，对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行告知承诺制，取消床位规模要求。”（《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十部委联合下发）
2015年，江苏宿迁政府在“卖光”医院十多年后，全资18亿重建公立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
另外，牺牲公立医院为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的政策，并不仅限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一方面，下面试举一例。
我们都知道，决定医院好坏的各个条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无好的医生。好的医生，需要进行长期的培养，公立医院由于长期积累和自身努力，培养出了中国最丰富的优秀医生资源。与之相对，民营医院因自身实力经营思路等问题，一直未能大量培养出优秀医生人才来。毫无疑问，从公立医院挖现成的医生，乃是私立医院扩大自身优质医生资源的捷径。不过，目前绝大多数医生并不愿意从公立医院辞职去私立医院就业，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政策帮助。这几年，推行了一个政策，让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就是来实现这个目的的。
我们都知道，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企业培养一个优秀人才，是耗费很多心血的，从来没听说过，华为可以允许自己的员工“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一面在华为拿工资一面去中兴挣外快的，也从来没听说过京东的员工同时可以去阿里兼职并把自己的客户也带过去的。可是，偏偏在医疗领域，近年来就公开大力推行这样的政策，强令公立医院的好医生减少在自己单位的上班出诊时间，损害公立医院与患者的利益，去莆田帮医院那里出诊。
公立医院医生正规收入偏低，现在又要取消事业编制，再加上推行“多点执业”，这都是在帮助私立医院更多地无偿利用公立医院医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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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在竞争中胜过民营医院——医疗领域的基本事实
尽管几十年来，一如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公立医院因为姓“公”一直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普遍被视为类似于国企那样的保守落后事物，缺乏发展前景；再加上近些年来，又一直受到政策压制（如本文讨论的“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给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依旧能够冲破这种种障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凭其高超的医疗水平、优秀的医生、规范的管理、可靠的声誉而始终保有中国绝大多数患者的认可。
卫健委《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公立医院数量为12000家左右，民营医院数量为21000家左右；2018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为30.5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数的85.2%，而民营医院5.3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14.8%。这还是经过数年民营医院“爆发式增长”后的数字，在前些年，比如2012年，民营医院的就诊人数，有的资料说只有勉强接近10%。
从病床数与利用率也反映出同样的特征。所有床位数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3.7%，民营医院占26.3%。2018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84.2％，其中，公立医院为91.1%，民营医院只有63.2%。公立三甲医院的病床利用率，不用看统计我们也都知道，长期以来一直在100%以上，否则就不会“一床难求”了。
可见，看病去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是中国绝大多数患者的首选。尤其是经过数年来的公立医院收到持续压制、民营医院得到持续帮扶之后，公立医院在就诊人数、病床利用率方面依旧能够遥遥领先于民营医院，这更能说明公立医院的实力。
在全国尤其是武汉的新冠肺炎阻击战中，一线战斗几乎完全由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与各地驰援的医护人员来支撑。大型公立医院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总体来看，都是其它医院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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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以莆田系为代表的中国民营医院
提起中国的民营医院，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莆田系。长期以来，莆田系医院在中国民营医院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有资料认为，2012年之前，莆田系医院的数量为民营医院总数量的80%。近年来，莆田系之外的各路资本纷纷参与到医院建立与改制当中，非莆田系的民营医院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不过，莆田系依旧牢牢占据民营医院主力的位置，光“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旗下会员医院数量就有6000余家，至于非会员的“莆田系”医院，数量不详，不过肯定不低。
至于莆田系的水准，有目共睹。
自诞生之日起，莆田系体内就缺乏“勤劳致富”“规范致富”的基因。莆田系最初只是一些江湖游医，电线杆上与厕所里的广告、所谓的“退休老军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后来得以逐渐做大，并不是靠医术，而是靠各种“营销”。
“营销”，并不是我的话，而是2015年4月4日莆田（中国）健康产业商会宣布暂停和百度竞价推广合作的公告里面的用语，是莆田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以营销为主导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行业的发展……总会将积极协助会员单位构建以品牌建设为中心的新型运营模式，响应国家号召，以民生为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吸纳高端医疗人才、引进先进诊疗设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中来，促进民营医疗行业走向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时代，真正做到让政府放心、群众满意，同行认可。”（2015年4月4日莆田健康产业商会宣布暂停和百度竞价推广合作的公告）
“营销”，莆田健康产业协会对自己的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无论是三十年前张贴在电线杆、厕所里的各类小纸片广告，还是进入21世纪后的百度竞价排名，“营销”的形式变了，但实质没有改变。
靠“营销”而不是靠优秀的医生、先进的医疗设备、高超的医疗技术，可见，莆田系占据主流的民营医院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公立医院的竞争，而是自身的先天性缺陷或顽疾。
很遗憾，“暂停”真的只是暂停，与百度的广告合作继续进行。2016年，魏则西事件爆发，数十年来一直低调行事、回避大众舆论莆田系首次成为舆论焦点。
莆田系的“营销”手段走到极端，甚至会成为黑恶暴力犯罪。2019年4月25日，深圳龙岗警方公开披露打掉一起涉医诈骗犯罪团伙案件，该案中“莆田系医院”、“网络医托”、“网上竞价”等三方联手榨干病患的血汗钱，一时舆论大哗。
4月27日，莆田健康产业总会就此事件发声明称：
“我会全体会员务必以此为戒，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立即安排自查自纠；全体会员务必共同推动民营医疗品牌的树立，配合国家医改的全面成功，让患者认可、让政府放心！”
该声明还坦承：
“民营医疗行业至今仍存在一定比例的不法经营者，虚假宣传、过度医疗、医疗欺诈等违规违法现象客观存在，部分患者因之蒙受经济损失、人身和心理损害。”
4月28日莆田健康产业总会秘书长吴曦东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说：
“民营医院有能力也有勇气与‘不法’切割。但是，民营医院也需要公众给予一定的宽容性。”
话音刚落，甘肃、宁夏、福建等地也相继通报了类似案件，大批打着医院幌子的莆田系黑恶势力分子被刑拘。如甘肃临夏警方通报称，6家涉案莆田系医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夸大患者病情、虚增医疗项目、肆意加价收费、篡改医疗数据、超范围或者无医疗资质人员从事治疗等非法经营活动，以及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诈骗、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共批捕25人。而银川莆田系欧亚男健医院，一个医院就被批捕了35人。
莆田系与“不法”的“切割”，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你自己积极与“不法”“切割”，如何让公众“宽容”你？
在武汉阻击新冠肺炎战斗中，一线战斗几乎完全由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与全国各地驰援的医护人员来支撑着。与此同时，占据中国医院数量半壁江山的莆田系，则看不到作为听不到动静。
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时刻，武汉仁爱医院，一家整容与不孕不育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一家基本上对抗击疫情没有帮助的医院，竟然从武汉红十字会免费领到了1.8万只KN95口罩，而前线定点医院正缺乏口罩。消息一出，舆论大哗，随即湖北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问责，专职副会长被免职并警告。仁爱医院属于诚嘉集团，诚嘉集团董事长陈志松，同时担任湖北省民营医院联合会会长。
莆田系民营医院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在阻击新冠肺炎战斗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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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系之外的民营医院
当然，私营或民营医院，并非只有莆田系这一种类型。如果把莆田系医院视为靠歪门邪道乃至不法手段发家致富的医院，那么还有“勤劳致富”类型的私营医院。如，笔者在北京见过一些私营的眼科医院与牙科医院，技术出色，管理也比较规范。北京有家脑外科专科医院，是十几年前由几位从公立医院离职的顶级的脑外科专家参与建立起来的私营医院，据报道，该院水平就非常高，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再如，笔者的老家山东淄博，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一家民营医院，该院自诞生起就没有像莆田系那样走“营销”的捷径，而是投巨资在国内率先引进了PET、PET-CT等当时在国际上还极其稀缺的高端检测与治疗设备。后来，该院又引进建成了国内第一个质子治疗系统，即使在世界上这也属于先进水平。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淄博市公布了14家定点医院，该院名列其中，且是唯一一家民营医院。
近年来，在传统的莆田系资本之外，众多资本参与到医疗领域当中，非莆田系的民营医院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近三年多来，原来国企内部属下的医院被大规模地突击剥离并改制，这其中有好多变成了民营医院。
另外，北大医疗集团、华润医疗集团、同仁集团等旗下的一些医院，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立医院，但是，现在好多人直接把它们称为民营医院，这似乎也是有些牵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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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严控公立医院规模的性质与结果
如前所述，既然连民营医院的主力莆田系对自己的评价尚且如此不堪，那么舆论与相关部门又有什么理由去“优先支持”他们的发展呢？更不用说还要靠压制公立医院来完成了。
长期以来，在医疗领域，舆论想当然地将公立医院与“权力”、“垄断”、“政策支持”等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将私营民营医院与市场竞争等同起来，诡异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如前所述，现在其实是私营医院或私人医疗资本，获得了“优先支持”，正在舆论与政府的大力帮助下，通过严禁公立医院扩大规模等反市场或不正当竞争方式，挤占公立医院的市场份额。这大概是今日中国最为魔幻的一面。
现实中，若是有人说要严控恒力石化、荣盛石化、东明石化的规模与扩张，为中石油中石化留足发展空间，或者说，严控沙钢、青山钢铁的规模，为宝武钢、鞍钢、冀钢留足发展空间，或者说严控比亚迪、吉利、长城的规模为上汽、一汽、东风留足发展空间，那么，这种人这种说法一定会立即沦为过街老鼠遭到全社会的批判。但是，偏偏在医疗领域，这样荒谬的逻辑与要求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甚至义正辞严，成了社会共识，成了不容置疑“政治正确性”。
可以说，目前医疗领域是中国最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领域。舆论一方面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却又要求打压公立医院、扶持私立医院民营资本，这种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让消费者在商品与商家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政府不要进行干预；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让商家、让企业自生自灭，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政府不要进行干预。
具体到医疗领域，就是让患者在医院之间自由选择去哪一家就诊、去哪一家住院；就是让医院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不管所有制、不管大小，优胜劣汰，政府不要干预。
荒唐的是，明明公立三甲医院深得广大患者病人的信赖认可，人满为患，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床位利用率常年保持在100%以上，可是，却被强行禁止扩大规模；而民营医院，床位利用率大大低于公立医院，却得到舆论与政策的“优先支持”。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没有做到公平竞争了，更是在帮助劣币驱逐良币，帮助落后淘汰先进，帮助“不法”者淘汰规范守法者。
为了民营医疗资本的利益——“发展空间”——而不惜打压公立医院，这不光对公立医院来说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这损害了广大患者与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无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合理的。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需要解除套在其头上的“严格控制规模，为民营医院保留发展空间”这道“紧箍咒”。
现在还有个说法叫“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包括举债建设病房、装修、购买大型诊疗设备等。现在，公立医院财政拨款都很少了，日常支出都是靠医院自己的收入来解决。若扩建的话，一不能上市融资，二不能接受外部资本投入，单靠自有资金肯定是很难的，贷款举债在所难免。如果禁止公立医院贷款举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许公立医院大规模扩建了。
现在，公平立医院面临着无奈的局面。
一方面，舆论不满公立三甲医院患者排队严重、黄牛肆虐、一号难求、一床难求，指责公立医院解决不了看病难，把针对中国医疗的怨气怒火都喷到公立医院头上。一方面，当公立医院从常识从常理出发，企图通过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来满足需求破解这一问题时，舆论却又坚决反对这些医院扩大自己的规模，反对增加床位、设备、医生数量。这岂不自相矛盾？岂不荒唐？在这种荒唐的来自对立两面的指责与要求下，公立三甲医院只能是无所适从无可奈何：扩大规模，就会被指责试图垄断，挤占民营医院市场；不扩大规模，就被指责尸位素餐解决不了看病难问题。
总之，公立三甲医院怎么做都是错的，怎么做都要挨骂。
应该抛弃视公立医院为“原罪”的既定立场，公正地对待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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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该如何赢得人民认可？
我丝毫不反对民营医院的存在与扩张，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方面广大人民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一方面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民间或私人资本，这时候，有人愿意把资本投到医疗领域，满足人民在医疗方面的需求，帮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总比把钱投到P2P等金融投机诈骗上要好得多。对此我坚决支持。
我反对的是，用反市场的不公平的办法来人为扶持民营医院，尤其是在民营医院自身问题重重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舆论以及政府对民营医院一直宠爱有加，“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保留发展空间”就是突出表现，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袒护与扶持以后，总体来看，中国民营医院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评价依旧不高，与其庞大的数量和资本占有量极不相称。
与其它领域对比一下，这种难堪就更为明显了。伴随着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私人企业私营资本也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与提高，在各个产业领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诞生了很多强大的乃至是世界级的企业企业，无论传统的钢铁、汽车、化工、能源，还是新兴的移动通讯、微电子、网络领域，都是如此。唯独在医疗领域，私营资本的表现乏善可陈。
中国民营医院怎样才能真正在专业上成长壮大起来？
对于多数民营医院来说，应该摆脱对政府偏袒与扶持的依赖，摆脱对“营销”乃至“不法”的依赖，苦练内功，不惧与公立医院展开正面竞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靠自身实力赢得患者与人民的认可。这用前面提到的莆田健康产业总会进行反思时的话来说就是：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吸纳高端医疗人才、引进先进诊疗设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中来，促进民营医疗行业走向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时代，真正做到让政府放心、群众满意，同行认可。”
要走勤劳致富的正道，而不是走“捷径”。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私营医院都像莆田系那样形成了路径依赖，凭借自己高超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与大型公立医院一较高下的私营医院也是存在的。走正道，一样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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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对待的结果：公立医院数量下降，与民营医院“爆炸式增长”
2012年，民营医院的数量还少于公立医院；2014年，民营医院数量开始超过公立医院。
2018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公立医院数量为12032家。有报道说，从2014年以来的5年里，公立医院数量呈现连年减少趋势，共减少了1364家。
有的报道说，公立医院在2013年数量达到最高峰，为13396家，此后五年里，每年又有一定数量的公立医院消失，平均每年减少270多家。
此消彼长，冰火两重天。与此同时，民营医院的数量则大幅度增加，以至于有“爆炸式增长”之说。
截止2018年底，民营医院数量已经超过21000家，即已经接近公立医院数量的两倍了。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相比，从数量相当到接近两倍，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不可不谓是“爆炸式增长”。
公立医院每年减少270家左右，民营医院每年增加2000家左右，这就是“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为民营医院腾出发展空间”的结果。
民营医院数量都接近公立医院两倍了，现在竟然还有人说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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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领域也存在“规模优势”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在经济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中获取的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规模优势”。更大的规模，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更稳定的产品质量、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即更高的竞争力。
在医疗领域，规模优势也是同样存在的，这也是医院扩大规模的客观必要性所在。
规模更大的医院，相对管理成本就更低。
医院规模更大，检测与诊疗设备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诊疗水平的进步提高，很大程度上源自诊疗经验的积累。医院规模越大，前来就诊的患者就越多，医生积累的经验就越多。
医院本身就是个大学校，规模越大，医生数量也就越多，医生之间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也就更多。
更多的诊疗经验，更多的医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各方面结合起来，促进了医生诊疗水平进一步的提高。这正是小医院无法与大医院相比的地方，也正是建立更大规模的医院的必要性所在。
同样两个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毕业后去了基层社区医院，一个留在协和医院，10年之后，两人的医术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留在协和医院的肯定要比去社区医院的那一个的水平高出很多，毕竟接触患者不一样，周围的同事不一样，每天所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人与人的差距自然就慢慢拉开了。
多年来，大家一直抱怨每年那么多医学生毕业，好多都找不到工作。让医学生能当上医生，让他们多年的艰苦学习不付诸东流，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建医院，接收容纳更多的医学生，可是，由于“严控公立医院规模”，导致大量医学生无法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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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扩张并不与加强基层医疗相对立
除了“为民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即把市场份额、利润留给民营医院之外，反对公立医院规模与床位扩张的另一个理由或借口，就是“把患者留在基层医院与诊所”。
这个理由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不合理处也很多，总体来看，不应该以“把患者留在基层医院与诊所”为由，禁止大型公立医院扩张。这种做法，弊远远大于利，理由如下。
第一，患者只要能看上病了，不必非要在基层还是上级医院之间纠结。患者能够很容易地去大型医院看病，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基层就诊”不是目的，“三级诊疗”也不是目的，“就诊”才是目的；只要达到了就诊的目的，就不要再就基层还是三甲而人为制造对立是非了。患者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都不在乎去三甲医院看病，我们为何要替他们鸣冤叫屈呢？
就举个疫情主战场武汉的例子。早在2012年，武汉晚报就曾就三甲医院“一床难求”现象做过一个调查，这项微调查名为“炼狱四月，病床难求，你可曾睡过病房走廊？” 调查结果显示，52%的市民自己住院治病，首选三级大医院；70%的市民就算三甲医院床位不够，也不愿意转入社区医院。（《“一床难求”：五成宁愿睡走廊也首选三甲医院》，武汉晚报2012年4月18日）
为什么这样选择？原因很明显很简单，那就是大型医院诊疗水平要比基层医院好很多，为此，患者宁肯多受些苦也要去三甲医院看病住院。短期来看，这一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
这种现象，固然可以说基层医疗水平差、亟待加强，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包括三甲医院在内的高水平的大型医院太亲民了，高水平医生工作量大，诊疗质优价廉，让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也能享用、承受，用一位医生大V说“中国公立三甲医院让国外的贵族医疗在中国平民化了”。
像这几年屡屡成为舆论焦点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扩建后达到了一万张床位，这本来是解决看病难的一大善举，是应该得到表扬认可的，可是，却被舆论大加挞伐。一亿河南人民，不是去小诊所而是到大的规范的诊疗效果更好的医院里住院就诊，这竟然成了一件坏事！
明明是好事，可是，在好多人眼里成了坏事，这种观察角度、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需要从根本上扭转。
第二，笔者并不是忽视基层医疗，目前基层医院与诊所的确需要加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高等级的大型医院，同样也是需要加强的，其规模也是需要扩大的。发展基层机构与发展高等级医院，这二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没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对中国医疗来说，目前需要做的，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基层医院、诊所与高等级医院三甲医院，应该都同时得到更多的投入与支持，而不是靠牺牲一个加强一个。事实上，中国基层医疗最近十几年来的改善是很大的。
第三，削弱大型医院对加强基层医院帮助甚微。“严控大型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资源就会下沉到基层”，舆论与政策文件都在这么说，这个逻辑貌似有理，其实细推起来，根本不成立，根本站不住脚，是一厢情愿。为什么？假如中国目前只有公立医院一种类型一个系统的医院，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来达到目标，届时，大型医院不扩张不接收新医生，这些医生没有别的就业出路，那么就只好去基层医院诊所，在这种前提下，政策是有效的，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但是，目前中国并不是只有公立医院，私营民营医院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公立医院，这时候，若严控公立医院规模，严控医生与病床的数量，那么资源未必就会下沉到基层。就拿医生来说，既然公立三甲医院不扩张不接收容纳他，他会有别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和睦家、去莆田系医院，而未必非得去基层医院。可见，“严控大型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名义上表面上是为了贯彻三级诊疗与加强基层医疗，可实践中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让优秀医生资源无法在大型医院就业，只好到民营医院，甚至干脆离开医生行业选择其它职业。
第四，患者优先选择到大型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就诊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历史现象。对大型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现象，舆论首先想到的是这意味着“看病难”，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代表了中国经济社会与全民医疗水准的进步。首先，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包括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也是如此。钱多了，人民自然愿意且有能力选择去更好的医院看病，过去收入低条件差，即使想去中心城市的三甲医院看病，也负担不起。其次，自2003年起，中国在城乡局面逐渐普及了医保，目前大致已实现了全民覆盖，不光基层医院，就是三甲的报销比例也不算低了，还可以跨省报销。有了医保报销，原来看不起的病住不起的院现在也能看得起住得起了。再者，现在交通无论航空、铁路、公路比过去发达多了，出行比过去方便多了，这也减少了人民去中心城市大医院看病的障碍。
近几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参观，每去一地，我都会就医疗问题向当地人士询问。新疆的这位干部的话，我认为是很有代表性的：
“2016年去新疆时，当地一个干部曾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结论：现在都在抱怨‘看病难’，三级甲等医院人满为患，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这反映出多数农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医院看病了。过去，农民没有任何医保，看病完全靠自费，因此农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层医院治疗应付，而尽量不去离家远的治疗水准更高、花费也就更多的三级甲等医院；自从有了新农合后，基层医院大病报销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级甲等医院看病也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疗成本降低了不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级甲等医院治疗，因此医院就变得拥挤了。”（杜建国：《从新农合与免费透析看中国医疗进步》，观察者网2017年11月17日https://www.guancha.cn/DuJianGuo/2017_11_17_435217_s.shtml）
有位网友的话也很有代表性：“记得五年前（2012年），一家地市中心医院的财务总监对我说，目前新农合总体报销比率在他们医院是45%，国家的目标是三四年内提高到60%。另外他也说，有了新农合后，医院病人爆炸式增长，主要是因为以前农民有病都是拖着，实在不行了才去医院，更别说他们这种全市最好的医院了，有了新农合后，基本有病就往医院跑，加上以前积累下来的老病人。”
2017年，我去广州参观过一家著名的医院，该院院长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大型公立医院扩大规模，增加医生与病床的数量，完全是针对人民的客观需求的正常合理的反应，对提高中国人民的医疗水准是很有必要很有帮助的，整体来看，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对之进行压制。

2020年2月21日

《我们全都要》第二部 第十章 暴动

编者：这是小说的最后一章。

就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海报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海报上画着一只握紧的拳头，上面还写着我们当天的斗争目标：下午三点到米拉菲奥里2号大门集合。早上五点的时候，我们带上扩音器，去了米拉菲奥里。那里已经有一大群警察守在厂门外面了。到处都是吉普车，面包车，囚车，警车还有宪兵的车子，至少有两三百人。每道门前有两个，办公楼外面至少有五十个。五点一到，我们就走向每一道大门，用扩音器叫第一班工人不要进厂上班，但是根本没人进门。
就连纠察队都不用设了。很明显，警察就在等我们设纠察队，然后他们就会挑衅，还有攻击。他们时不时过来骚扰我们，一会说什么不准我们用扩音器，一会说什么不准站在大门前面。我们就说：我们用扩音器是因为我们在罢工，我们可不会站在这里用手枪吓唬人，不让人进去。工人想进就进，不想进就不进。这只是政治行动。只有三四个工贼想进去，有人想拦住他们，警察就跳出来干涉。但是夜班工人从1号门蜂拥而出，把工贼都赶了回去。
谁也没有进厂，一个都没有。工人们都来了，但他们全都站在街对面。不管谁想进去，都会被他们拦住。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去，过了一阵子，大家都回家去了。到了下午，我们又带着扩音器来到大门前，去等第二班工人。我们打算在三点钟到2号门外集合。我们很快就到了，那里已经有好多工人在等着了。不光有不肯进厂的第二班工人，也有好多第一班工人，他们都是回来参加这次游行的。
到了三点钟，米拉菲奥里外面已经聚集了三千工人。警察在通往米拉菲奥里的每一条街，每一道门，还有办公楼都设了岗哨。从早上开始，不断有人过来支援警察。工会在早上搞的示威游行风平浪静，啥都没发生。工会在中小工厂力量还很强，而在菲亚特，他们几乎都不存在了，所以参加他们搞的抗议房租的游行的几乎都是中小工厂的工人。在2号门外有好多好多红旗、标语、横幅。我们正等着游行开始的时候，警察开始挑衅了。
但是，警察想错了，警监想错了，内务部长想错了，阿涅利想错了，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常说的那种极端分子的游行，也就是平常那种学生游行，资产阶级报纸上都把这种游行叫做富二代的革命游戏。
在米拉菲奥里2号门外集合的工人，都是那些过去几周里一直在战斗的工人。他们都经历了艰苦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游行准备开始的时候，警察开始组队了。他们在一边拉起了双重警戒线，宪兵手拉手连起来，向示威群众进逼。另外几队宪兵排成四列队形，慢慢地向着游行队伍中间前进。
在副警监沃里亚调动宪兵包围我们的时候，有个工人走上前去，他叫那个工人离开，可那个工人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上。这时候有几队宪兵组成队形，像轻步兵一样慢跑起来，对着游行队伍中央慢慢压过来。他们像拿棍棒一样拿步枪。突然有人吹响了号子，当然谁他妈都听不清。
然后催泪弹就开始落到地上，形成了浓密的雾，所有人就出于本能到处乱跑。大家都在乱跑，宪兵就用枪托狠砸我们。他们把我们逼向警戒线，组成警戒线的宪兵正等着我们罗网。我就在警戒线旁边，宪兵的脸色有的白，有的绿，都是吓得。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太靠近了，简直就是脸贴脸。我对一个宪兵说：等会我就要抢你的枪，把你打死。他什么也没说，我马上就动手打他。
他们抓住了一个同志，想把他拖走。但我们及时把他拉了回来，又吓唬宪兵。就在这时候，他们又用催泪弹驱散米拉菲奥里周围的群众。我们全都从米拉菲奥里正门前跑开，然后警戒线上的宪兵把步枪从肩上取了下来，像拿棍棒一样拿着，在后面追我们。这是一次小屠杀，他们用枪托狠狠砸我们。然后他们抓走了大概十个同志。这全都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棍子，连块石头都没有。我跑着跑着，碰见一群宪兵，有十个人吧，正在痛打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我朝一个宪兵大喊：操你妈，你们想打死他吗？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去，跟其他宪兵一起，把那个同志拖走了。然后我又看见，三四米外有个同志，是个学生，也在跑，他身后有四五个宪兵在追。有个宪兵追上了他，用枪托狠砸他的脑袋，打碎了骨头。我又跑过了几个人，宪兵走开了。那个同志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把他抬走，交给站在一扇门前的几个女人。住在周围的女人带着小孩和婴儿，都走到了街上或阳台上，看看出了什么事。
虽说他们把我们打散了，可他们小瞧了工人的斗志。在阿涅利大道和苏联大道之间，聚集了一万人。街上有电车的轨道，轨道中间有鹅卵石，工人就抓起鹅卵石，砸向警察和宪兵，打中了几个人。我们把被打散的游行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工人抓住了一个警察，缴了他的盾牌和头盔，把盾牌和头盔当成战利品举起来。有的横幅上面写着：工人力量，还有的写着：不断斗争[1]。一辆警察救护车突然朝游行队伍冲过来。它拉响了警铃，直直地冲过来。然后它又调过头，慢慢开走了。这是警察的另一次挑衅。但是，游行队伍还是开始前进了，朝着特莱亚诺大道前进。
菲亚特办公楼门前就是特莱亚诺大道。特莱亚诺大道有两条车行道，中间是有轨电车的轨道，轨道中间有鹅卵石。我们的游行队伍从右边向左边前进，警察从另一边开过来。他们停了下来，中断了交通，等着我们过去。他们想切断我们的游行路线，不让我们继续前进。也就是说，他们想把斗争限制在菲亚特周围一带，不让斗争扩散到全市。他们以为我们想直接前往市中心，其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队伍前进的时候，特莱亚诺大街两边的人都从窗子探头出来看我们。他们走到阳台上，从楼上走下来，听我们说的话。他们都是住在那一带的工人，所以他们全都支持我们。然后，我们面前的警察又向我们打催泪弹了。这次他们对着人群疯狂地打，打了好多好多，到处都是。有的催泪弹落在一楼阳台上，当时正是夏天，所有的窗子都开着，毒气从窗子钻进了屋子。还有好多催泪弹打在停在路边的车上，砸坏了车子，还把车子给点燃了。住在这一带的人都气坏了。
就在这时候，有一辆载着几辆菲亚特500型轿车的大型卡车开进了特莱亚诺大道。我们朝驾驶室丢石头，把司机赶了出去。我们就用石头砸轿车，然后在油箱上绑上布条，我们点燃了布条，想炸掉卡车，但柴油没有点着。于是我们就把卡车推到大道中间，堵住了道路。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一来，我们也朝他们丢石块，不让他们移动卡车，卡车就一直留在原地。
那时已经四点了，战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持续了超过十二个钟头。警察围成环形，向游行队伍冲锋，另一边的宪兵也在向我们逼近，想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没有散开，我们用地上捡来的石块还击。我们大部分人跑进了特莱亚诺大道旁边的公园，那里有个建筑工地。我们拿起了木材和棍子，当作武器，还用工地上的原料造街垒。那里有一大堆石头。
我们进了那个公园，乘着警车的警察和乘着卡车的宪兵也来了。宪兵是在一片开阔地上下车的，那里很容易遭到攻击，我们就在那里用雨点般的石块来迎接他们。我们冲到卡车前，用棍棒打他们，他们扬言要用机枪扫我们，我们就停了手。他们就溜走了。石块像下雨一样砸在警察的装甲车上，落石的声音就没停过，所以警察都不敢下车了。我们包围了所有的警车，从四面八方朝警车丢石头。只要他们敢出来，我们就上去用棍棒打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屎都给打出来。我们还想掀翻几辆警车。里面的警察吓坏了，就叫司机赶紧开出去，好多警车都赶紧溜了。
过了十五分钟，警察又想步行进入公园。他们装备了盾牌、头盔、警棍和发射催泪弹的步枪。我们就在公园里等他们进攻。他们来到离我们十五或二十米的地方，我们就激他们：你们在2号门前不是很屌吗？怎么又怂了？来啊，来打我们啊，看我们不操死你。只有一个警察敢还嘴：有种出来单挑啊，出来一个我打趴一个。但警察都没有前进，他们怕了。
我们手里拿着石头，在我们面前的地上还摆着更多的石头，还有棍棒。警察等了一会，就开始打催泪弹，向我们冲锋。但他们忘了这里是公园，地方很空旷。所以，催泪弹刚一落地，我们就捡起来丢回去，结果他们那里跟我们这里一样，都被毒雾包围了。他们在跑动中没法挡石头，我们就用石头狠狠砸他们。等到他们发现自己一败涂地的时候，就像兔子一样溜了，我们就拿着棍棒在后面追赶他们。
在此期间，催泪弹落在特莱亚诺大道两边的阳台上和窗子里，毒气灌满了房子，熏得人们痛苦不堪。警察在楼道见谁打谁，女人，老人，小孩，一个都不放过。他们打小孩特别狠，就连刚刚十岁的小孩都打。大家都跟工人一起战斗。青年人丢石头，妇女把沾水的湿手帕发给大家抵挡毒气。被警察追赶的同志们就躲到房子里面。人人都从窗口，从阳台朝警察丢东西。
警察从四面八方进攻我们，把我们打散成一小队一小队的。毒雾太重了，就算是在街边都很难呼吸。我跟几个学生打算到已被占领的建筑学院去，在那里开会，跟其它小队会合。路上我们遇到了一队响着警笛的装甲车。我们分成两队人，一队继续前往建筑学院，另一队留下战斗。
当人们陆续抵达建筑学院，红旗已经升上了旗杆，这时候宪兵又来了。他们冲锋，打催泪弹，抓走了十几个同志。我们自卫，我们用石块反击。所以宪兵没能攻进大学。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朝窗口打催泪弹，但我们有一队人用石块还击，不让他们冲进来。越来越多的同志来到建筑学院，他们说特莱亚诺大道的暴动已经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尼凯利诺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又有消息传来，波尔戈·圣皮耶特罗、蒙卡利耶里还有都灵南边的市镇都爆发了战斗。所有工人阶级居住区都发生了战斗。就在这时候，大学外面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警察冲得越来越狠，我们丢的石头也越来越多。战斗正在从主要街道向两遍的小巷蔓延。到处都是催泪弹，石头，徒手格斗。我们决定分成几队人马，到城里正在战斗的地方去，看看战斗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一队同志去尼凯利诺。要去那里，就得经过特莱亚诺大道。
大概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特莱亚诺大道上，战斗的场面太惊人了。当时住在这一带的建筑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正好下班回家了。他们以前没有参加罢工，根本不懂罢工的情况。他们回到家，发现到处都是毒雾，到处都是警察，街上到处都是石块和垃圾。他们马上跟同志们一起战斗，用街边的建筑材料造街垒。这一带有好多建筑工地，所以砖块，木料，手推车，装满水的金属桶，水泥搅拌机什么的到处都有。
他们把这些都堆到路中间，用轿车做街垒，还把车子都点燃了。警察被卡在特莱亚诺大道的尽头，就是靠近阿涅利大道的那里。他们发起了好几次冲锋。他们拆除街垒的时候，人们就朝他们丢石头，然后跑进路边的公园里。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带着材料回到街上，用木板之类的东西重新造街垒。他们在街垒上倒上汽油，等警察再次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点燃街垒。他们还把轮胎点燃，再把轮胎滚向警察。有人开始拿出了燃烧瓶。
一些街垒上方飘着红旗；一面红旗上写着：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全都要！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你可以听见一种不停的、空洞的噪音，那是有人在用石块有节奏地敲击电线杆。他们不停地敲，不停地弄出这种空洞的声音。这一带到处都是工地、厂房、公共建筑物和空地，警察没法完全包围和搜索。人们不停地进攻，所有的人都在战斗。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好几队人，同时向一点进攻，然后散开，又去去进攻另外的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推动他们去战斗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欢乐。欢乐，因为感到自己终于变得强大了；欢乐，因为发现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斗争跟大伙儿都是一致的。
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感觉到一场人民起义正在全城爆发。他们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团结，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所以，他们怀着喜悦，而不是愤怒，向警察丢出每一块石头。我们觉得，这就是打败敌人的唯一办法——直接用棍棒和石块去打他们。霓虹灯和广告牌都被砸坏了。红绿灯都被推倒砸烂了。到处都建起了用各种材料制造的街垒。一辆压路机翻倒在路边。好多发电机在燃烧。天黑以后，你可以看见，城里到处都是催泪烟雾，燃烧瓶在飞来飞去，到处都是火光。
同志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同警察战斗，我都挤不进去了。到处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到处都是闹哄哄的，乱哄哄的。我们一大帮人追赶警察，很快就把他们逼回到特莱亚诺大道尽头。在公园边上我们跟警察面对面地战斗。有个警察倒在地上又爬起来。大队人马越过轨道追打警察，烧着了的轿车上冒出了大团大团的黑烟。我们的人到处出击，你可以看见他们冲进烟雾又冲出来，你还能听见许多爆炸声。
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们大喊大叫，跑来跑去。我们跑到大道尽头时，战斗好像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我们碰到一个嘴里冒血的同志，我们把他扶起来。我们走了几步，又碰到了一个正在流血的同志，他站都站不稳了。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倒了下去。跑到大道尽头时，我们看见了警察。他们下了警车，戴上了头盔，拿着盾牌，站好了队形。
他们等着我们进攻，并向我们打催泪弹。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们。我听见几个人大叫：滚出去！我看见许多警察吓得逃走了。我们的人就全都欢呼：胡志明！前进！前进！我们向前飞奔，前面的烟雾很重。我看见身边有好多人倒在地上，还有好多爆炸声，警笛声，吼声，吵得很。我面前突然冒出一个警察，马上给了他一棍子。他倒下了，大家从他身上跨过去。
最后，我们又回过头来，走回大道上，有许多人受了伤。我们赶跑了警察。我们全都高兴得发狂了。我们等了一会，发现一列卡车从一条侧巷开了过来。大家就大喊：前进！前进！我们就冲过去追打警察，吓得警察连忙转身跑回去。有个警察被打中了，我们就追赶他，打他。然后我们就把警察赶回了原来那条侧巷的尽头。
就在这时候，警察还在到处打催泪弹，呼吸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只好后撤。警察逐渐夺回了特莱亚诺大道，但是街垒又在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被抓住的人都挨了痛打，被丢上了囚车。许多警察也挨了打。就在这时候，警察的援兵到了。他们是从阿列桑德里亚、阿斯蒂和热那亚来的。早上就从帕多瓦来了一个营，但这点警察根本不够用。可是暴动仍在扩散。在菲亚特办公楼外面，在特莱亚诺大道上，在阿涅利大道上，在所有的侧巷上，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班加西广场上的警察像猛兽一样冲锋，毫无意义地滥用暴力。但他们遭到了两面夹击，好不容易才逃走。副警监沃里亚差一点就被逮住了。同志们听见警察在无线电里请求上级允许他们开枪。
在烟雾和火光中，同志们建起了更多的街垒，抵挡警察的进攻。小股队伍袭击警察，丢燃烧瓶，然后趁着夜色躲进公园里。敲击电线杆的低沉鼓声还没停息。好多轿车都烧了起来。街上都是都是石块，满地都是。警察越来越暴力，变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对人打催泪弹，还朝公寓楼里打，不让楼里的人出来。有人看见副警监沃里亚挥舞着榴弹发射器，逼着窗户后面的人出来。然后，警察的援兵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控制住了这一带。他们直接冲进公寓楼，抓了几百个人。有个老太太扇了警察一耳光，也被抓走了。
班加西广场上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警察的援兵赶来了，他们改变了打法，不再把战斗限制在米拉菲奥里一带，现在他们动不动就猛攻，缓解压力。他们现在可以控制住整个地区。他们包围了班加西广场，冲进公寓楼里抓人。到了半夜里，战斗还在继续。在特莱亚诺大道上，到处都能看见警察把人拖出公寓，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骂警察：畜生！蠢猪！纳粹！人们在窗户后面大骂：你们这帮畜生，抓人就跟纳粹一样狠！
于是，我们决定去尼凯利诺，那里一整个下午都在持续战斗。去尼凯利诺可不容易，不能走平常路，因为到处都被烧着的车给堵住了。通往那里的桥也被堵住了。我们走另一条小路，才到了那里。住在尼凯利诺的上万名无产者已经用水泥管在各处建起了街垒。他们推倒了红绿灯，把它们扔到街上。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弄来各种材料，在街道中间造街垒，然后又把街垒给点燃了。
在横穿尼凯利诺的塞斯特里埃莱大街上，人们用点燃的轿车和拖车，还有路标，石头，木材造了十几个路障，把这条街给封死了。到了晚上，人们还用轮胎和木头点起了巨大的篝火。一片还没盖好的公寓楼里的木料燃起了大火，整个工地都烧了起来。路灯都被石头砸坏了，到处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火光。警察先是按兵不动，他们没有马上来进攻。等到凌晨四点的时候，援兵来了，警察就开始进攻。工人们都已经战斗了大半天，他们全都累得要死了。可警察却得到了援兵。
警察在路障上等了大半夜，等着援军过来接替他们。警察的援兵要从桥上经过，虽说那里已经被燃烧的车辆堵住了，我们还是赶紧跑去守桥，用石头攻击警察的援兵。但是我们的人太少了，只有二十几个人。载着警察的吉普车和卡车冲进了我们这边的街道，我们没能包围他们，我们只好跑开。一些宪兵跳下卡车，一边打催泪弹，一边向我们逼近。
我们全都跑了，宪兵就在背后追我们。我们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排吉普车。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可能是调头回来的巡逻队。形势变得对我们不利了。于是我们全都冲向警察，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朝吉普车扔石头，想赶跑他们。然后我们背后又出现了宪兵，我们就回过身来攻击宪兵。但是宪兵后面又来了大批警察。我们只剩几个人了，只好跑开。
在这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拼命地跑。我跑到一片空地上，脚被石头绊了一下，鞋子差点掉了。我停下来看我的鞋子，一个宪兵追上了我。然后一个跟我一起跑的同志扑到宪兵身上。他们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来，宪兵被打趴下了。我突然看见有条街的顶端冒出了烟。我们赶到那里，看见一条宽大的大道，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双方僵持不下，看不出哪一方会赢。到处都乱糟糟的。我只想找个地方歇一会，我再也撑不住了。
一些宪兵在向我们进攻，我挤不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后我们听见有人在喊：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看见路中间升起了一大团烟雾，大家都在大喊大叫，跑来跑去。警察的装甲车从烟雾中开出来，用探照灯把周围照得明晃晃的。他们看起来又高又大，全都在打催泪弹。路边有个建筑工地，我们有一队人聚在那里。刚才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志就朝那个工地跑去，我就跟在他后面。
街上有一大帮人在一起跑。我回头一看，发现他们都在跑，然后分散开来，躲进了侧巷里面。我跑到那个建筑工地时，已经有好几个人到了那里。警察朝我们头上打催泪弹，打掉了几块木板和砖块。我们看不见街上的情况。到处都是烟雾，到处都是喊声，到处都是爆炸声。烟雾和尘土盖住了街道，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只能听到叫喊声，警笛声和爆炸声。我听见左边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和警笛声，那是警车开回街上了。两个燃烧瓶在街道中间烧了起来。
到处都是烟雾和毒气，喘都喘不过气来。然后警察跳下警察，向我们冲来。他们戴着防毒面具，拿着盾牌，冲过了烟雾。人们跑来跑去，躲进侧巷里，我也跟着他们跑。警察在后面追赶我们，在阴暗的火光中，在一片喧闹声中，我们全都混在一起了。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扑在一个掉队的警察身上，用棍子打他，一下又一下。
我看见几个警察从左边的侧巷里冲了出来。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全都举起了棍子，冲向他们。我撞上了一个戴头盔的警察，用棍子打他。他大叫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然后我们全都跑回到大街上。我们看见，大街上的另一边有我们的一队人，向着正在跑回警车的警察猛攻。警察逃跑了，我们就在后面追赶他们，把他们赶回街头尽头，停在那里的警车没有熄火，还在用探照灯照亮路面。有个警察举起双手，不知他在咕哝什么。我看见我们的人扶起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受了伤，头上冒着血。
警察的援兵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控制住了局势。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抓人，态度嚣张蛮横。但是人们并没有逃跑。工人和当地居民相互帮助，这时候他们全都适应了催泪瓦斯，顶着瓦斯继续建造街垒。我们四五个人在跑，后面有二十几个宪兵在追我们，我们跑进一栋公寓，把门关上。我翻过院子里的一道墙，发现这是个车间，里面有把梯子，我顺着梯子爬到车间房顶上，把梯子拉了上来。在我们刚才躲进来的那栋楼旁边，另有一栋楼，我看见另一个同志就躲在那栋楼的房顶上。
就在这时候，宪兵打破了门，冲进了公寓楼里。我躲在房顶上，看见宪兵冲进了阳台，他们带着头盔，拿着枪，爬上了楼梯，过了一会，我看见他们跑到了另一间公寓的阳台上，到处找我们。他们叫醒了正在睡觉的人，到处搜查。我们在房顶上待了一阵子，不知道宪兵走了没有。然后住在公寓楼里的几个女人看见了我们，给我们做了个手势，暗示说宪兵已经走了，她们说可以下来了。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太阳出来了。我们累坏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已经够了。我们从房顶上爬下来，回家去了。

知乎原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36947284

[1]在1969年大斗争以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两个新左派团体，就叫“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和“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在七十年代的工人主义运动和工人自主运动中，这两个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译者注

《我们全都要》全集译者感想

编者：本文是译者感想。

1、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它成功地塑造了整整一代工人的形象。作者把他接触过的大量工人，糅合成了本书的主人公“我”。整本书都是通过“我”的自述来叙述的。“我”的姓名在书中从未出现过，“我”是整整一代工人的典型化身：出身南方乡下，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与高速工业化中，“我”生活的南方乡村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在城里念完了中学，上中学的时候，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我”产生了辍学搬砖的念头，但在父母的影响下，“我”还是念完了技校，虽然技校里教的东西都没什么用。技校毕业后“我”就到北方打工，“我”曾做过到了北方就能发大财的美梦，但是，“我”到处漂泊，换了许多工作，最后发现，不管做什么，“我”都不可能发达，“我”天天干苦活累活，却总要被老板剥削，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按照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的说法，“我”所代表的那种工人叫做“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缺乏专业技能，流动性极强，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漂泊，与传统的工人组织（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极为疏离，对任何一种产业、行业都缺乏认同感。当然，“大众工人”是否真的具有工人主义认为的那种革命潜力、它是否真的能成为革命的主体，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感兴趣的是，“我”的生活经历，与珠三角乃至沿海与内陆工业区的大量工人高度相似，既然“我”那一代人能够突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现今的中国工人缺的或许只是一个契机。

2、从私德来讲，“我”远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甚至也算不上一个“好工人”：工作中总是千方百计偷懒耍滑，还跟朋友的老婆搞暧昧。“我”平时对政治是完全冷漠的，“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政治教育，但是，为什么在斗争爆发后，“我”的态度会突然转变，一下子就积极参加了呢？
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直接的描写，或者说，作者没有让主人公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读完全书后，我的想法是：工人并不是因为学懂了马克思主义才会反抗，而是因为他们早就对资本主义忍无可忍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对人的异化，是与人的天性相悖的——劳动成果不断被老板剥削；漫长而又难以忍受的劳动；无时无刻的精神驯化，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苦闷与压抑，“我”在弄到长假后，惊觉自己居然不知道该干嘛才好了。所以，当“我”发现，周围开始有人起来拒绝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倍感压抑的工作后，作为一个没有被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驯服的工人（在前面四章，“我”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反抗，当然，这些反抗都还是个人的、觉悟很低的形式），“我”自然会积极起来响应。工人在反抗中产生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或其它思想）产生兴趣。

3、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有“文以载道”的念头，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个政治流派的积极参加者，自然也想通过自己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手法有时不太高明，生硬插入的说教太多。比如在第六章里，“我”突然冒出了一大段关于工资、剥削与劳动的议论，这就显得太生硬了。那段议论虽然很通俗，并不“学术化”，但也不太像是一个刚刚觉醒的工人能讲得出来的。当然，也许此时的“我”已经接受了一定的政治教育，懂得了一些理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手法还是不高明的。

4、书里讲的这次大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全厂同时罢工，而是先从某个工段、某个车间开始，由于现代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机体，任何一个部位的停工，都有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企业的生产计划，所以，菲亚特工人采用了让不同工段、不同车间、不同岗位、不同厂区的工人轮流地、间歇性地罢工或主动限产，反复打乱生产计划，撇开党和工会，独立自主地进行组织，不断地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吸引到斗争当中，最后终于使全厂瘫痪。这种行动思路值得借鉴。
然而，在剧烈的爆发之前，肯定经历了一段酝酿、发酵、最终爆发的过程，但作者没有写这一段，也许是因为“我”入厂时间太短，进厂三个月就碰到爆发，所以作者也就不写了。

5、书中多处明确提到工人自己控制生产的决心，许多工人都提出了自己控制劳动速度、修改劳动计划的要求，但是，这里却暴露出了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的一个矛盾。
“我”反复表示自己厌倦劳动，痛恨劳动，劳动是有害的，这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把工人异化为机器，主管为了提高产量，拼命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工人苦不堪言。但是，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工人苦不堪言，工人才想自己控制生产，由自己来制定生产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想法，再往前一步，当工人试图控制整个工段、整个车间、整个企业乃至全国的经济时，那就离夺权不远了。事实上，书里的工人在斗争进入高潮后，也确实产生了夺权、并且用某种东西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想法。当然，具体怎么取代，书里并没写，估计工人自己也没想得太仔细。
然而，工人主义后来却提出了“拒绝工作”战略，作者在后记中认为，现代科技已经使大部分劳动都可以用机器代劳，对于工人生活而言，工作已经不再必要，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资本积累的循环才需要工作，所以，工人主义号召工人拒绝工作，企图以此来制造社会危机。但是，很明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拒绝工作”战略的前提明显是错误的，它只能导致先进工人失去对生产的控制。
6、在最后一章里，工人在同警察战斗时，很奇怪地，推动工人战斗的感情不是愤怒，而是欢乐：工人们因为长期的斗争而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工人们真切地感到，某种新生活就在眼前，似乎只要再丢出一块石头，就能打破这种苦闷和压抑的生活。因此，这种暴动，是一种发自本能的、狂欢节式的暴动。
但是，正如本书的结尾一样，这种狂欢式的、缺乏组织的暴动，不可能战胜冷酷、高效而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镇压机器。要靠这种暴动战胜资产阶级镇压机器，唯一的可能就是“全国同时起义”，但这样一来，在战略上就跟无政府主义没有区别了。
所以，工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超出无政府主义的水平，尽管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性，并且几乎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停摆，但工人主义无法给工人阶级提供正确的领导，不能挑战改良主义工人政党（共产党、社会党）的领导地位，最终被资产阶级国家和改良主义联手打败了。宝贵的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代觉悟工人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7、尽管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本书的价值：它真切地记载了整整一代工人是如何觉醒起来、投入反抗的。我认为，就算它只有这一个优点，也能给中国工人阶级提供启发和教益，所以我才把它译成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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