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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05 19:04:32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徐媛 - 小 + 大
| 近日，南京一中因为“低分高考”向家长认错，引发轩然大波。 事情是这样的。作为南京四大名校之一，南京一中2017年以637分、位居全市第三的高分录取线，招揽了一批优秀学子。三年后，当学生们磨拳霍霍，在高考战场上一较高下之时，却远不敌其他学校。 从整体上看，南京一中高考成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一本升学率超过95%。但400分以上（江苏高考满分480分）的高考考生只有20人，与同层次金陵中学和南师附中的60人和120人相比，相差太大。就连当年录取线远低于它的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589分），400分以上的人数也有68人。 “高分进校，低分高考”，家长们哪能咽下这口气，纷纷聚焦学校门口，点名让校长下课。 在家长们看来，南京一中的校长尤小平要为此负责。因为他搞素质教育，不抓学习，轻忽高考，才导致高分考生不如其他学校多。 在家长的抗议下，学校方面低头认错，承诺今后做出如下整改： 1、研究新高考，做好明年新高考应对。 2、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要求与管理，比如延长晚自习到十点； 3、加强尖子生培优，比如分层教学，组建尖子生团队，为学生多争取包括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等其他升学渠道的机会。 这一明显带有功利色彩的升学方案，抚慰了家长们焦躁不安的心，抗议风波逐渐平息，但却引发了教育专家的不满。在专家看来，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南京一中应该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不应该向应试教育低头。 一边是轰轰烈烈的教改探索，一边是不如人意的高考表现，南京一中校长夹杂其中，想必左右为难。 反思是必要的。但如果把问题的症结都推给素质教育，显然不够客观。毕竟南京有着多年的素质教育创新尝试。不仅南京一中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金陵一中、南大附中也没闲着。为何唯独南京一中被干得人仰马翻？ 如教育资深专家熊丙奇所言，把这件事引申为定性为“素质教育输给应试教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误导性。不如先问一下，南京一中搞得是什么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进行得到位吗？ “不能考试成绩不好，就把锅甩给素质教育，这是对素质教育的污名，也是人为制造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 梳理资料发现，南京一中的教学方式确实丰富多样： 除了平常的教学课程外，学生们自主选择日常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最感兴趣的题目作为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方法包括查阅资料、动手实验、社会调查、现场观察、小组讨论等。 此外，他们很早就尝试了“班级导师制”，学生可以选修大学课程，由大学教师做高中学生的导师，拔尖的学生还可以参加高校的课题。 在2012年的媒体报道中，南京一中校长尤小平介绍，学校每周五下午拿出一个半小时开展社团活动，话剧、街舞、乐器……各式各样的兴趣小组任凭学生挑选，每个学生至少要参加一个社团……几乎全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掌握一两种才艺。 为了减轻学生在应试方面的压力，2019年，新闻报道，南京一中设立“分数银行”，考分在及格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向任课教师申请“借分”，下次考试出分再行“还贷”。只要没有“逾期还贷”，则成绩单上不会出现挂科记录。学校老师认为，这样可以更注重对学生过程的评价。 当然，这些新闻，只是对南京一中的片段观察，不能代表其整体的教学环境和办学理念。但从这些零星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学校拥有令人艳羡的教学资源，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不乏有一些创新的教学尝试。 但另一方面，学校氛围之宽松又实诚得让人害怕——高中生居然可以不用上晚自习。到底是学校心太大，还是学生的自律性太强？ 此外， 熊丙奇在文章《南京一中为“低分高考”认错，素质教育该背锅吗？》指出，南京一中发布的告家长书中，提到要进行分层教学，要重视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等升学渠道，此举让人费解。 一般而言，作为素质教育见长的学校，本来就比其他学校更追求多元化的高考评价机制，不是靠不断地刷分、做题、将学生变成考试机器来获得大学入场券，而是挖掘每个学生的优秀素质和艺术特长，让他们有更多元的渠道进入大学。 无论是重视基础学科专业的强基计划，还是综合素质录取评价，都是他们的重要选择。可学校现在才来重视—— “在一所强调素质教育的高中名校中，居然参加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的学生很少，这怎么说明素质教育搞得好？” 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二十多年，但什么是素质教育，怎样才能搞好素质教育，恐怕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著名社会学者郑也夫曾总结原因，素质教育一词，是官方自上而下宣传和力推的结果。它的广为人知，它的深入人心，是轰炸式传播的结果。因为它本身的肤浅和空洞，它内在的模糊性，所以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在实践中也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 而最好的、也最有辨识力的形式，就是跟应试教育对立起来：应试教育抓语数外，我就大力发展音体美；应试教育学习时间长，课业压力大，我就不断地压缩学习时间，减少作业量。 但这样的举措是经不起推敲的。 且不说音体美的课程质量如何，主科教学难道不也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素质？而且它们是个人智力构成中更重要的部分。应试能力的培养、考取高分所需要的自主性和高度的自律，也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唱唱跳跳不一定比做数学题更有“素质”。 所谓减负，也只是减掉了学习课时和课程内容，空出来的时间，仍需要家长千方百计地来填补，于是大把大把的银子流向了形形色色的补习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对此总结得颇为精辟： “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学生减负不够，而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一方面，国家不再负责国家的职能和义务，另一方面又在用庞大的资本市场攫取了所有家长重要的经济资源。” 而学生们在学校素质教育中到底学到什么，有什么成长，至今没有一套有效的体系予以评价，也就无法对这些教育政策的成果做出鉴定。更多情况下，素质教育更像是教育主政者胡乱折腾的遮羞布。 以江苏为例。江苏从1990年开始，率先提出发展素质教育。但其素质教育推进的30年，也是备受争议的30年。南京的经历尤为典型。2000年初，南京媒体有过一轮批判。作为省会城市，南京教育资源非常丰富，但高考成绩却是江苏垫底，状元人数、高分段人数，全是苏北、苏州等。 如今，南京在高考升学率方面表现已大有好转，但仍时不时陷入“减负政策出台—执行不力—政策再出台”的恶性循环。去年11月，南京一系列的升级措施再次“逼”疯家长： 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不许按成绩分班；突击检查学校，甚至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等。 家长痛斥这是在“制造学渣”。当地主管部门采取了纠编措施，但相信他们对减负运动的热忱绝不会就此停息。 当然，南京一中到底是逆流而行的勇敢的教育先行者，还是官方主导下的政策牺牲品，有待进一步观瞻。 可以说，它今日的困局，也是素质教育在中国面临的尴尬。一方面我们想要学生真正获得心智上的成长，不要被分数异化，不要被过度的竞争损害；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不得不服从高考这一指挥棒，为分数拼个你死我活。 作为一所集聚各路优质资源的百年名校，南京一中肩负这样的重责和厚望——在高考评价制度不变的当下，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与高考接轨的同时，还原教育真正的力量。 关键是，有人能找到吗？ 关于这点，学者郑也夫比较悲观。他在《吾国教育病理》里说： “是形格势拘、逆之者亡的态势，导致学生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导致教育的异化，导致教育不再能够提升真实的能力。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这种势态。不改变“存在”，不改变当下“教育—科举”的生态，仅靠扭转“意识”和端正态度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幼稚、无知、荒诞，且在实践中已沦为笑柄”。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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