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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03 20:23:05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雷川 - 小 + 大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今天的任务仍然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 一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肇始于一件在当时看似平常的事情——巴黎和会上，列强把战败国德国早先对中国胶东半岛的殖民权利，正式移交给了日本。其实，在旧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早就被列强分割，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多少年。况且，胶东半岛历来为列强占有，而且日本此前已经占领胶州湾，巴黎和会只不过承认了既有的事实。为什么一个胶州湾的事情，就引起了五四运动？ 其实，在巴黎和会这个偶然的导火线背后，还藏着一些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的因素，在国际上，是受了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国内，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为五四运动做了铺垫。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作为前期铺垫，对于推动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说是科学与民主，笔者以为不然。拿科学技术来说，清朝先期统治者最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奇技淫巧”，对人民的生产、生活毫无意义。但是，晚清统治者已经转变了这个观念，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洋务运动”中大力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发展国防，同时大量外派留学生，等等。再拿民主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本来想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一直未能在中国顺利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民主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说是从辛亥革命就传到中国来了，而不是从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乃是反帝与反封建。用当时最精辟的口号来说，就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国贼就是残余的封建势力和投靠列强的买办资产阶级。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蕴含了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精神，以及反对zhuan zhi统治（包括军阀统治）、追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等从属的因素。 虽然已经过了一百年，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依然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 二 也有人说，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他们所说的启蒙，就是说从西方学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西方的科学技术，从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而民主政治的思想，先有戊戌变法从西方学习君主立宪，再有辛亥革命引进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全都早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两种主要的思潮，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思潮较辛亥革命时期引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其实并不算什么新东西，其代表是胡适、蔡元培等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如果要说启蒙，这时候中国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最重要的启蒙。 当然，有些人所特指的启蒙，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他们把五四运动硬说成是所谓“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启蒙”，同时把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上台、“改开”初期的所谓“思想解放”、“真理标准大讨论”说成是“第二次启蒙”。这一套说教，完全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厢情愿的梦呓。 如果一定要说“第二次启蒙”，那其实是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要不要继续革命？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时刻注意“反修防修”到底对不对？“改开”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还是资本主义复辟？ 四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经过切身的观察、体验、思考、对比，当他们彻底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时，那才是真正的“第二次启蒙”。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积极推进这种“启蒙”。 三 就如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涌动着两股思潮一样，今天的思想舆论领域，除主流思想意识之外，同样涌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崇尚马列毛主义的思潮，另一种是崇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潮。右翼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实现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化”，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是片面的。而且，他们的言行，往往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推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工具。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妨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来回敬他们：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俄罗斯及东欧各国，就是依了这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迷信经济私有化的药方，来改造他们的党、改造他们的国家，结果虽然扯掉了修正主义当权派的外衣，却没有享受到他们预期的、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东欧各国的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启蒙”着中国人，已经在验证着毛主席说的话。在他们那里，就是“实际上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已经“亡党亡国”了。 四 我们今天的“启蒙”工作，就是要弄清楚哪些人是今天真正的“国贼”。 在新中国诞生初期，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这些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其实就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继承人。这些人，如蔡元培、闻一多等，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友好合作，在蒋介石集团背叛国民革命之后，他们也曾支持蒋介石“清党”。但是，这些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已经认识到美帝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纷纷拍案而起，站到革命的人民这一方面来。毛主席在1949年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写下的评论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而且特别表扬了其中的朱自清、闻一多。 全国解放后，这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当然，1957年时，也有像章伯钧那样一些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了一股右派风潮，要求共产党下台。但是，经过反右运动，多数旧知识分子没有跟着他们走，“民主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并没有生根。 1957年，毛主席鉴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敏锐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思想领域里还将长期存在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仍没有解决。那个时候，毛主席主要是指社会上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另外，一大批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可能成为他们的社会基础。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考察，毛主席最后得出结论：根子在上层，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资产阶级倾向，也需要批判，但那些是次要的。 然而，我们今天的“左翼”队伍里，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积极拥护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在实际上违背这个理论。他们极力鼓吹最危险的是帝国主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搞“颜色革命”，从而绕过党内走资派。他们还故意混淆视听，捏造什么“党内高层健康力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提出“保党救国”的口号。在“保党救国”的极端口号被批判之后，他们又提出“走社派”与广大群众“内外结合”搞所谓“二次文革”。这样，就使他们的错误口号更加具有欺骗性。 对这些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思想上的警惕，避免人云亦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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