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反思改革史学了（2-1）

时间：2018-10-28 10:59:57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应该反思改革史学了（2-1）

告别“以论带史”，走向“史料即史学”；告别“古为今用”，走向“为历史而历史”；告别“宏大叙事”，走向“琐碎史学”；告别“自言自语”，走向“日常生活史”……这诸种倾向叠加在一起，导致近30年来的史学研究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
“文革”结束已经快40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到1949，从1949到1979，从1979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
30年前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反思“文革”开始的，今天的再定向再出发，也应该而且必须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走向开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最为活跃、繁荣和最富生机的30年”，尽管“这30年间的史学创获是1949年前的30年所不能比拟的”，但为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对近30年来的史学倾向也必须像反思文革史学一样进行反思。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干什么呢？正处于一种什么形势呢？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义愤填膺地反思“文革”，正在控诉“文革”对一大批史学家如翦伯赞、吴晗等的迫害，正在声讨“评法批儒”对史学声誉的严重败坏，正在全面检讨1949年后所确立而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史学思想、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总之，这个时期史学界的基本追求是：摧毁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前夕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思想和观念，为新时期学术确立新的方向。但与此同时，偏颇和偏差也出现了，甚至在一步步地向极端走去。
通过1984年前后的反思，人们当时总结出了若干教训，形成了若干共识。

从废弃“以论带史”到皈依“史料即史学”
废弃“以论带史”，主张“论从史出”，在拒绝了“巩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思想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硬性规定之后，史学界则逐步皈依“史料即史学”，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主要倾向之一。
“以论带史”无疑应该废弃，这是一种带有典范性质的教条主义的治史路数。为了取代这一路数，史学界当时相继提出并强调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治史方针，这本无不妥，因为在这些方针中，毕竟还有“论”的一席之地。问题在于，此后的史学界却在告别“以论带史”之后，经由“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弱化理论地位的环节，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学”，即完全排除理论的观念之中。对“以论带史”的批判，最后竟演变成了对民国年间占主流地位的治史路数即“史料即史学”的皈依。于是“史界二陈”即陈寅恪和陈垣重新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偶像，“回到乾嘉去”终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思潮。
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主流史学界在拒绝了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理论”和“思想”本身。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理论”和“思想”，缺乏“抽象”和“概念”。“理论”、“思想”、“抽象”和“概念”，要么已被主流学界遗忘，要么已成为不光彩的东西。而年轻的学徒几乎均成为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的私淑弟子了，到处是“考”，到处是“辨”，到处是“订”，到处是“补”，如果把这种方式仅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与此同时，那些所谓的“导师”却教学生远离“理论”、远离“思想”，甚至还引导学生远离“解释”，说什么考证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本份，评说史实则是站在史学圈外说话，完全忘了中外史家的教导：清理史实和解释史实都是史家份内的工作。选题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细越好，“理论”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已成为史界一种主流价值观或主流学风。
总之，如果说近60年来占笼罩地位的史学趋向，前30年是教条主义的话，后30年则是实证主义。问题在于，教条主义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臭名昭著，而实证主义的消极影响，学界不仅尚未认识到，甚至仍趋之若鹜！
从否定“古为今用”到遁入“象牙塔”中
废弃“古为今用”，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在拒绝了“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中，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又一种主要倾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太多，而且在强调“区别”的时候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有时甚至一度围绕着运动转、围绕着政策转，而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在“评法批儒”时期，这时的历史学可以说已完全堕落为政治斗争得心应手的工具，颜面尽失，声誉被严重败坏。所以，“文革”一结束，部分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这时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丑恶的“评法批儒”，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历史惯性的作用，加上特定的精神气候，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完全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相反“历史”在新的斗争中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也确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摆脱现实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才真正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热的社会巨变，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历史学领域。在一场巨大变革面前，历史学家集体逃亡了。
历史学界刻意规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了。中国崛起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等等，均在这场讨论中悉数登场，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之间，却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这极不正常！因为文明的复兴，正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历史学家正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因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的。但在各种各样的理由下，主要是在躲避现实的主流思潮裹胁之下，历史学家在这场讨论中却集体出逃了。
从解构“宏大叙事”到走向“碎片化”
废弃宏观研究、宏大叙事，拒绝了假大空，进而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的探求，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第三种主要倾向。
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最大趋势，是由“虚”入“实”，弃“大”就“小”，而以“大”为“虚”、以“小”为“实”，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史学界30年来越来越向“小处”走去，越来越向“细枝末节”走去，越来越向“边缘”走去，越来越向“琐碎”走去，而与此同时，史学界则在不断地解构所谓的“宏大叙事”，质疑“宏大叙事”，甚至妖魔化“宏大叙事”，历史的“碎片化”于是不可避免。人们在把历史“碎片化”的同时，史学界自身的“碎片化”也同时不可避免。一个统一的史学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所谓“统一”的史学界在被“碎片化”之后已经潜入各个历史碎片之中，是人们当下所感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两家杂志，于2012和2013年几乎同时发起“碎片化”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讨论，堪称是对这一点的力证，同时也说明此一倾向之严重。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与“前30年”对着干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诞生，就声称不走“微观史学”之路，要探求历史的“法则”，要研究“大历史”，李大钊的立场当时最具有典型性。此后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和翦伯赞等唯物史观派史家，则逐步远离“史考”之路，坚定地踏上“史释”之途，远离“考史”的路数，群趋“著史”的路数。1949年后，历史似乎肯定了“史释”和“著史”为正途，“繁琐考证”为斜路。于是，从1949后，对历史的“宏观研究”成为主流，“五朵金花”的盛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讨论，遂成为历史研究的常态，走向极端之后，就出现了研究课题越大越好、越抽象越好、越空洞越好、细节和材料越少越好的局面。历史研究最后成为没有弹药的“放空炮”。
“文革”一结束，这一研究路向也纳入“拨乱返正”的轨道，在一段时间内，被命名为“空论史学”而成为批判和清算的对象。于是，才有不少人的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民国年间成名的学者还为数众多的背景下，这时，历史仿佛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人们相率回头向1949年前走去。到上世纪90年代学界则更直白地提出“回到民国去”，“回到傅斯年去”。所以，早在1981年，有学者就敏锐指出：学徒们却已经走上摒弃“宏观”群趋“微观”之路了。进入1990年代之后，“后现代史学”传入大陆，“大历史”、“宏大叙事”则进一步被痛加解构，随后变得声名狼藉。历史的“碎片化”趋势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从打破“闭关自守”到放逐“自主叙事”
废弃闭关自守，全面拥抱西方史学，在拒绝了“自言自语”的同时，进而放逐了自主叙事或本土化叙事，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第四种主要倾向。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始终在一种矛盾中前行：一方面，我们全面对外开放，向西方史学学习，全方位引进西方史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西方话语系统打捞或拯救中国历史，而全面引进西方史学，就实质而言，就是引进和强化西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力。近30年的史学始终在这种两难、悖论中前行。学术引进和自主叙事的冲突，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与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的冲突由此而起，而近30年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
近30年来史学界向西方史学学习的主流做法是移植和模仿，题材是西方的，观念框架和基本预设均是西方的，甚至结论也几乎是西方的。总之，这30年基本上是西方史学在主导着中国史学界。近若干年尤其严重，总的倾向是选题越来越时尚化，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表层化，甚至在趋于讨巧。中国史学界越来越成为西方史学界、特别是西方中国学界的延伸。
这种中国史研究的西方取向，加上国内主流学风的影响，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局部的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结构上的历史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沌。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失去了自主创造的能力，尤其是在思维上越来越懒惰，总是在等待西方给我们理论，给我们观念、思维、框架，甚至给我们样板和典范，以供我们模仿。回想一下，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概念的提炼上、典范的铸造上、理论的抽象上，有进展吗？
近30年来甚至近60年来，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的关系实质上是学术小工与学术老板的关系。如同中国的企业长期以来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中国的史学也长期处在世界特别是欧美学术产业链的末端，充当人家的学术小工，辛辛苦苦地像蚂蚁一样为西方学术界采集材料，乃至形成初级产品，提供给西方的那些史学家们，而西方史学家们再从中抽象出理论、思想、观念、预设、概念，尔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再一窝蜂地去追逐这些理论、思想、观念、预设和概念，还以为真理在握，真相在此。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的基本关系。
总之，近30年来的学术引进，强化了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一步弱化了自主叙事，对此必须进行再平衡、再审视、再调整。我们要尽快自觉地从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转向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更明确地说转向中国叙事、自主叙事。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与中国叙事之间的最大差异，就是基本语境的不同，大转型、大过渡、大转轨，构成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好不要离开这个语境，不能离开这个基本题材，不能用外国已转型成功后的选题来做我们的选题。西方的结构性变动早已完成，早就进入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状态，所以他们可以聚主要精力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史，而中国正处在结构性变动之中、乃至之初，所以，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应更多的让位于对结构史的探讨。

责任编辑：

赞赏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匿名发表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