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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9 15:59:4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说说小岗村在败坏党风沦丧世风中的恶劣作用（2-1） 众所周知，树立先进典型（注意!是先进典型，而不是落后典型），用先进典型引路来推动工作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重要工作方法。这个方法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对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觉悟，纯洁党风，淳朴民风，团结人民，鼓舞斗志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就是毛主席所树立的典型，无论是个人如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还是集体如大庆、大寨、人民解放军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亦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都是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干部、实绩等各个方面都过得硬的，因而都令人信服，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样的典型一经树立，便会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巨大而长远的教育、示范、激励与带动作用。毛泽东时代党风正、官风清、世风好，整个社会团结互助、积极向上，与这些先进典型的教育、示范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一个榜样一杆旗”就是这个意思。 精英掌控党和国家最高权利后，他也树立典型，用典型引路。然而，他不是从先进中选先进作典型，而是从落后中选最落后的作典型，结果选了全国最落后的村庄即所谓“二十三年的‘三靠村’”小岗村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关于小岗村的极端落后，和因选取小岗村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而导致的种种恶劣后果，30年来先后有不少媒体和正义人士作过披露。在这里，我只从中选择几个事例加以证明。 一、自然条件优越的村庄，成了连续23年的“三靠村”。 所谓“三靠村”，按小岗村“血手印”英雄们的解释，就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无论是从历史记载，还是“血手印”英雄们的自述，从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起，直到分田搞单干止，在23年中，小岗村一直（所谓“一直”，就是中间不曾有间断）是这样的“三靠村”。换句话说，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小岗村不仅没有向国家作一粒粮、一分钱的贡献，而且还要别的人来供养它。因为，那些返销粮、救济款和贷款（贷款到了小岗村，从来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即只贷不还的）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 也许有人要问：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持续地保持“三靠村”的状态，那是不是因为小岗村如同大西北、大西南的某些村庄那样自然条件太恶劣了，因而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事实上，小岗村地处皖东平原亦即江淮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墒情好，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特别是小岗村当时拥有人均耕地4.29亩，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山地多而平原丘陵少、人平耕地只有一亩多的国度里，是全国都极少有。关于小岗村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下面将要引用的，“血手印”英雄之一的，现任村委会主任关友江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反映。以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作基础，小岗村完全应该像全国绝大多数村庄那样，不仅自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温饱日子，还能为国家多作贡献。然而，在长达23年中，小岗村不仅没有给国家作过任何贡献，反而要国家年年为他们作贡献。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于是有人又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小岗村整个村庄从干部（这是主要的）到群众，思想都太过自私自利，太过落后和狭隘保守。这是它成为“二十三年‘三靠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从下面几个部分的分析中将可清楚地看到。 （二）签“血手印协议”源于极端的自私自利，目的是确保不再“吃亏”。 在精英们向全国农村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高调推出小岗村这个“先进”典型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制造了一个神话：“血手印英雄”们之所以签订那样一个协议，是他们都先知先觉地知道了农业集体化的弊端，因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分田搞单干;也因为如此，他们才堪称全国农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由于当局控制了所有的宣传舆论，又众口一词，且不厌其烦地进行着重复宣传，因而许多人都相信了这样的神话。即使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精英们仍然不改初衷，继续将神话进行到底;许多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就一直被这样的欺骗宣传所迷惑而不知就里。 事情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真实情况是，他们18个人，都是当时生产大队和部分生产小队的干部，是该村党员的主要部分。23年的“三靠村”，主要就是由他们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所造成的“杰作”。但是，他们并不思悔改，更不思进取，而是顽固不化地要将极端的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进行到底。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才背着全村绝大多数社员，也背着上级党组织，私下里签订了那个所谓的“生死协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今后的农活只为自己干，今后的收成全部都由自己得，不再让任何人（比如劳动力少的人家、患有疾病需要扶持的人家、五保户军烈属等等）占自己的便宜，不再为他人“吃亏”;同时对外仍然保持“三靠村”的“光辉”形象，不必为国家作什么贡献。 在签订那个“协议”时，“英雄”们心中难免有惴惴感。因为他们虽然极端自私自利和狭隘保守，决不肯做拔一毛而利他人、利国家的事。然而，他们毕竟是党员和基层干部，多年来参加过一些上边的会议，了解党的政策，基本的是非对错还是知道的。他们那样背着绝大多数群众，更背着上级党组织，公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相对抗，擅自分田搞单干，既没有经过群众民主讨论，更违背了党的组织纪律，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是大逆不道的。因而，他们酝酿和签订协议的过程，都只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精英们为了变天，他们要找实际事例作支持，小岗村因为最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于是被发现了，并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就连“血手印英雄”们也意想不到，他们不仅一夜之间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的背叛者、党的组织原则的破坏者变成了名噪全国的“英雄”，他们的那个所谓“生死协议”也成了稀罕物，被精英所控制的国家博物馆所收藏。这样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事，竟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要讲“神奇”（关于“神奇”，下面还将说到），这难道还不“神奇”么? 借此机会要说一说“血手印协议”的另外一个版本，即事后伪造的版本。曾经有多家网络媒体报导，对于那个协议的真实性，有一位叫王东影的人到小岗村的干部群众中和向上级相关人员进行过深入调查。所得的结果是，当时18人分田搞单干是确有其事的;至于协议，只有口头协议（互相赌咒发誓），却根本没有什么书面协议，更没有什么“血手印协议”;那个所谓的“生死协议”，是在小岗村被树立为全国典型的过程中，一些当事人根据来自高层的授意，出于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而事后补订补签的。因为是事后补订补签，由于人事的变化，已经无法将18个“英雄”聚集到一起，上边又催得急迫，于是多个人的名字是由一人代签的，手印也是模模糊糊亦即伪造的。对此，不要通过什么专业手段，只要拿出原件用肉眼仔细进行分辨就完全可以辨别出来。据媒体说，当上边得知有王东影这样一个人在对“血手印协议”的真相进行调查时，立即慌了神，害怕底细被揭穿，于是立即着人找到王东影对其进行政治威胁，晓以厉害。在此情况下，出于个人和家庭安全的考虑，王东影只好洗手不干，并从此销声匿迹了。这个版本说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至于其真实性究竟如何，也许只有若干年后才能真相大白，现在则只能存疑了。 （三）“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贪污捐助款。 事情是这样的：“自小岗村成为典型以后，社会各界纷纷以资金或技术的方式对小岗伸出援助之手，而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办理的，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团无偿支援小岗村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严宏昌打了收条收下后却没有下文了。做了无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团十分诧异，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笔款子没有被用于小岗建设，而是‘落入了严宏昌（“大包干”带头人，分田单干时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血手印”协议的执笔人）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头的北京某集团自然不甘心，便和严俊昌（分田单干时小岗村生产队队长，18名“血手印”英雄之一）取得联系，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要求‘村委会及上级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 “自私自利思想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人都不差的严俊昌当然不能容忍从前的搭档严宏昌私吞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得知情况后，他立即去向严宏昌讨要。可是，‘鱼刺’既然已经进了‘猫儿’口，如何肯吐出来?!在无法让严宏昌归还援助款的情况下，严俊昌转而向县检察院检举，可惜检举信犹如石沉大海。在县的上一级检举机关也无人受理的情况下，严俊昌带着材料去了省会合肥，希望能在那里的检察机关讨个说法。先后上访多次，最后他得到了这样一番劝解：‘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块，你心里不舒服，如果是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严俊昌被这样一个答案噎得说不出话来，他于是灰心了，不再检举了，这件事于是就这样不了了之。”（见2008年10月16日人民网，材料源自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陈某某的调查报告《小岗调查手记》。那个调查是该生根据任课老师陈某某布置的《社会学论文写作》而专程前往小岗村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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