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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2-03 10:03:22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三峡人家 - 小 + 大
该不该严惩特大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武汉疫情暴发带给中国人的思考（3） 武汉疫情还在暴发式发展，防控的任务异常艰巨，不仅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波及到世界其它一些国家。世卫组织虽然对中国的防控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但是仍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将凶多吉少。 现在防控疫情虽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是认真反思疫情发生的过程，找出问题的症结，查处相关人员，吸取深刻的教训也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今天就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人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严重局面？究竟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下面先请大家看一篇张铁锋的文章（见附录），据此再提出几点严正要求。 他的文章已经把事实经过谈得比较清楚了：特大谣言制造者是中国疾控中心的高福等人，制造的特大谣言是：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特大传谣者是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当局者。而武汉警方倒是行动迅速，竟然践踏宪法把谣言当真理，把传递正常信息当“谣言”，颠倒黑 白地制造了武汉8君子“造谣”冤案。 事实告诉人们，当前的疫情暴发不是天灾而主要是人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堂堂的国家疾控中心反过来成了疾病扩散中心和谣言发布中心！而武汉当局和武汉疾控中心也成了谣言传播中心和病毒反控中心！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些人以“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和“维稳”为借口，无中生有地对民众禁言禁行甚至抓捕绑架，打压民众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现在某些当权者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造谣传谣，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事实俱在当如何处之？！ 为此我们强烈要求： 1.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明知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却隐瞒真相，胡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这既不是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偶然失误的问题，是腐败导致的严重渎职，除了别有用心无法作出解释，也不能排除内奸的嫌疑，必须向党和人民交待清楚。 我们要求中央纪委和国家有关部门，彻查此事，严肃处理，给人民一个交待，给几百个死难者一个交待，给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受牵连的患者家属一个交待。 2.武汉当局和武汉疾控中心，身处疫情发生地，不调查不研究，官僚主义，唯上是从，传播真正的虚假信息，延误防控时间20天，造成严重后果，是严重渎职犯罪，必须严肃处理。 3.武汉警方某些人也难辞其咎。警察本应是依法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在倒成了制造社会灾难的急先锋，成了人民的对立面和敌对势力的帮凶，这是不可思议的。 首先，武汉市警方迅速非法传唤八名所谓“造谣”者，是公然践踏宪法的行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被他们化为乌有。言论自由是包括既能说正确的话，也有说错误话的权利。只要依法办事冤案根本就不会发生。动不动以“制造谣言”或“传播虚假信息”就进行传唤甚至抓捕，虽然在中国司空见惯了，但这是违宪的恶劣行为，是法制腐败，不能容忍。 其次，更重要的是，武汉警方错把别人传播正常疫情并能引起人们警惕的有利于防控的信息，颠倒黑白地当作了“谣言”，不仅错误地处理了当事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颠倒黑白的信息，麻痹了全国人民的神经，误导了民众，耽误了防控的最佳时机，实际为疫情的疯狂扩散推波助澜，作了敌人想干而干不了的坏事。现在可以确定冠状病毒是人为的，他们客观上成了放毒者的最好帮凶。 对于武汉警方的主要责任人是必须追责的，不从重从严进行处罚，不能安抚病亡者及家属的心，不能纠正某些司法部门以“维稳”的名义践踏宪法，打压民众的一贯错误作法！否则将更加丧失民心。 4.禁言是腐败的通行证，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恶劣行为。只有对人民放开言路才能扼制腐败。退一万步说，公民中有人造谣传谣了，他手中没有任何权力，又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呢？对于民众“言论罪”必须取消。真正给社会带来危害的是那些当权的造谣者和传谣者，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现在把一些事情都搞颠倒了。为了从这次武汉疫情暴发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党和国家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宪法赋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一切民主自由权利。 武汉疫情暴发是坏事也是好事，虽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也暴露了部分官场的腐败和不作为，暴露了某些警方以打压民众为己任的劣根性。只要不回避问题，而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解决问题，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2020.02．02. 附录： 呼吁彻查隐伏在卫生医疗部门的间谍内奸（上） 01 通过网络上的大量报道，现在已经可以还原这次疫情发生的经过，以及为何在初期未能得到及时控制的原因了。 12月份，已经出现了若干例新冠肺炎病人。12月30日，一些医生和专业工作者在医学内部微信群里散播讨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为“造谣”的8个人。包括李文亮医生、刘文医生、谢琳卡医生等。这8个人在2019年12月31日，被武汉警方约谈、批评、教育。2020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根据武汉警方提供的稿件，向全国播放了新闻，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李文亮等专业工作者，称出现了SARS病毒，是非常专业和准确的判断。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这好比叫不出一个人的名字，称他为“他们家的儿子”，这种称呼一下子就让人明白了这种病毒的性质与严重程度。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新冠病毒比SARS病毒更加凶险。李文亮医生等人，不仅没有造谣，而且形容得还不够。 如果说造谣，恰恰是武汉警方在造谣，向全国人民提供了虚假信息，最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问题在于，对于李文亮医生等如此专业的解释、解读和在内部群里面的专业性探讨，武汉警方是依据什么对他们定性的呢？换言之，非专业者，如何能够对专业者进行批评教育呢？ 这就要说到背后不为人知的事情了。 02 事实上，早在此前两个月，2019年10月，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武汉疾控中心依照惯例送来的、从几家医院收集到的众多病例样本中，识别出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有着职业敏感的研究人员，迅速对病毒进行了分离、测定DNA结构、排序。正式确定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据参与这一过程的研究人员透露，这个真正的第一例病毒样本是从一位已经去世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取得的，追踪溯源到了华南海鲜市场，逝者生前的生活轨迹与此地有密切关联。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武汉疾控中心迅速向上级单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提交报告，报告他们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主要是国家疾控中心）第一批专家组赶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 他们所谓的采集样本、收集数据，其实就是抢占武汉P4实验室的既有成果，否则不可能当天到武汉，当天就向武汉当局提供意见。 根据P4实验室的报告，国家疾控中心官员当天向武汉市当局提供的信息是：这个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不是SARS病毒。正是依据这一论断，武汉市警方迅速传唤了八名“造谣”者。其实，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些所谓的“造谣”者，本身也是专业人员，而且所谓的“传谣”，是在内部微信群中的探讨。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学术性探讨。 既然是学术性探讨，自然是需要通过不断交流，矫正提高认识的。当时，李文亮等几位医生作出的都是初步判断，说出现“SARS”，实际是说根据症状和各种现象判断，情况很象SARS，这个判断在初期而言，是相当正确的。用其它任何比喻都不可能说得如此准确。因为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如何能够要求医生们一开始就准确表述那种病情呢？ 武汉市警方对八位专业工作者给予“造谣”的定性，并将其上升为重大事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相关消息，简直是荒唐透顶，滑天下之大稽。武汉警方如此作为，是以公权力干涉学术探讨的恶劣典型，其所导致的恶果无法形容。对于此次新冠疫情所导致的难以估量的恶果，武汉市当局，以及武汉警方，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 03 不过，本文所要说的，主要不是武汉市当局和武汉警方的责任。而是这次事件玩忽职守、草率定性真正的源头--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以主任高福为首的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在12月31日到达武汉之后，直奔武汉P4实验室，抢样本、抢数据、抢资源，为自己发表论文作准备。 他们没有作任何的研究和对事实的深入考察，就在12月31日当天，向武汉市当局传达信息：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不是SARS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 武汉市当局、武汉警方正是根据高福团队的这个结论，对李文亮医生等一线专业工作者进行了传唤。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两个公权力--医疗专业公权力和行政司法公权力相结合，粗暴干涉打压正常的专业学术探讨。 很显然，武汉市当局、武汉警方对此事负有严重责任，但更严重的责任应该是由以高福为首的中国疾控中心团队担负。他们作为专业人员，轻率地作出“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结论，涉嫌重大渎职。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理应比武汉市当局、武汉警方更为了解情况，作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并能够作为政策参考依据。但正是由于高福团队提供了虚假信息（即“造谣”），使得武汉市当局采取了错误的决策，放松了警惕。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专业团队关键时刻理应发挥作用。中国疾控中心这次的确发挥了作用，发挥的是比最凶恶的敌人来犯还要更严重的作用，导致了惨绝人寰的恶果，史无前例！ 04 2019年12月31日仅仅是初步定性，还没有公开向社会发布相关口径。到了2020年1月3日，按照中国疾控中心提供的口径，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公开消息称：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这完全是一个虚假信息（即谣言）。中国疾控中心、武汉市卫健委对14亿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的真相是，当时处于一线的医生已经遇到了多名家庭成员同时发病的情况，也就是已经有家庭内部人传人的情况。 那么，中国疾控中心的有关人员到底知不知道人传人的事实呢？知道！直接的证据是，在最近（美国时间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论文，提供了425名患者的数据，这里面就有很多是家庭成员相互传染的例子。这项工作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各地疾控中心以及其他很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中国疾控中心、武汉市卫健委的特大谣言，才隐瞒了事实真相，延误了防控的最佳时机，导致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 （摘自“风雨锐评”，作者：张铁锋，略有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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