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10-17 00:42:5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老田 - 小 + 大
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建成的(3-3) 三、穷人的社会主义及其异化后果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1955年访问中国后,产生一个强烈的观感:“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一个外国人穿过中国的大平原时,他看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禁感到惶惑:没有拖拉机,牲畜不多,树木很少,很多的人,他们的影子无边地反映在大地上。目前,除了改变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提高农业生产。首先,他们把自己从压迫、剥削、饥饿、物质上的欠缺和愚昧中解放了出来。由于他们得到了自由,生产已经提高了。但是,为了使生产更进一步地提高,必须使生产合理化,建立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如果他们提高了生产,那是由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无保留的赞扬。你们曾和我讲过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也有些有钱人从中捣乱。你们曾经告诉我有些地方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地方不顾劳动者的意愿而限制了集体化的发展。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你们都不断地在揭发和纠正。这些错误并不能影响那主要之点,即:友爱变成了生产的原动力。今天,中国还是贫困的,而使我们深刻感动的,就是那些贫穷人们的互助。”(载1955-11-02《人民日报》第3版) 也许,在萨特看来,黄老师、陈老师还有我们从小学开始,所亲历的一大批老师,这种师生关系都属于“贫穷人们的互助”性质,所以,老师们能够以极高的服务热情和敬业精神,领极低的工资来教导穷人的孩子们。 1960年萨特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书中说匮乏与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运动的核心。匮乏,首先是生活资料的匾乏,是阶级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匮乏,人与人之间相互威胁,不能共存,因此在建立在匮乏的基础上的社会中,工人阶级也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集团。萨特这个著名的看法,明显与他1955年在中国的旅行感受有着一致性,他是不是把中国的贫穷和极高的匮乏程度,还看作是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内在必然性,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使得竞争体制对人们的损害和代价过大,同时收益却很小,这也许是萨特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属于“格外需要”的原因所在:“你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你们也许会说:这在到处都是一样。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化的客观必要性也没有这样的鲜明显著。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假使不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如何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呢?假使不以严格的计划经济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够提高生产呢?” 也许可以说,在人均资源或者产出过少的时候,竞争性的社会机制带来的代价过大,但成就却很有限,为此,必须追求一个全面合作的社会机制。合作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上层人士的收入压低,从而把下层人士的开支数目降下来,下降到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准上。文革后期,把农村小学教育的低成本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普遍化,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医疗革命”成果,这是否意味着两项事业的普及要以剥夺社会上层成员为依托呢? 在必需品还不充裕的毛时代,得益于那种全面协作的社会制度,许多穷人家的小孩依然能够在热心老师的照料下,系统地学习和成长,不能够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同时,也得益于老师们的低工资和艰苦朴素,最终能够让整个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低于大量穷困人口的负担水平,这样,一大批农家子弟才得以完成初等教育。 经济学家最喜欢处理的数字,是绝对数的增长,例如GDP数字或者人均收入数字的绝对上升,这样的数字简明而且进行对比解释。相对数字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人们总是以有限的收入去应付各项必需的开支,对人们生存经验而言这更重要。我的一位叔父对我说过,1970年代生产队里,一个劳动力一年能够做330-350个工,年收入200元左右,但是养生送死的开支大体上能够应付,谈不上富裕,但肯定不是过不去。今天在农村即便是年收入过万,但是,人情往来,学费医药费,应付不了,所以,只要是有可能,就必须出去打工。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种植业亩平绝对收入数字上升时期的土地大量抛荒,我的叔父能够很好地解释。 根据我叔父的生存经验,一个劳动力年收入200元还能够应付几乎全部开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时上大队小学一学期只需书本费0.5元,看一次感冒才0.05元,连乡村中间的人情往来也因为移风易俗而急剧下降,小队里红白喜事的份子钱一次1.5-2.0元,没有这些具体开支数目的下降,穷人的窘境是无法超越的。老田1970年代已经开始记事,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是,也真的没有经济匮乏引致的各种压迫或者压力。农村还算是一个能够呆得住人的地方,今天,人们种田的年收入数字远高于1970年代,但乡村却不再是可以让人安身立命之所了,有人说农民工是“建设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否说的过分了,只有打工者自己去细细体味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让穷人能够免于极端匮乏的窘境和相关的经济压迫,在于把家庭的日常开支降低到与低收入相适应的程度。这种极度降低穷开支压力的和谐体制建设过程,应该说,不仅是资本难于接受,就是公有制社会里的专业官僚也难于接受的,所以,降低穷人开支数目的过程,注定是一个要与官僚体制进行斗争的过程。在毛时代,给遍布全国农村的穷人提供基本教育和医疗的事业,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而是经历过一次大范围的失败之后,才能够较好地落实的。1955年前后,在合作化进程中间,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努力,就已经在各地农村的带头人那里开始了,但都没有能够普遍推广。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官场倒是热心推广了各种农民需要的服务事业,例如河南七里营公社就搞过“十七包”——对农民需要的各种公益服务采取正规化手段来强行推广,医疗就是采取建立正式的医院并雇佣吃商品粮的医生执业,结果是:技术水平极低的服务却以官办机构的高成本运行,结果是农民养不起也不愿意养,最后,就是陈云和刘少奇等人1962年主持的“退够”——把这些机构统统砍掉,然后恢复私人医生执业,据《蕲春县志》记载也是这个样子演变的。这一次的失败是有理论意义的:管理机构的眼光始终无法脱离正规化,至于与农民的低收入和普遍需要结合起来,去看待医疗机构的创新特点,对不起得很,那没有任何合法性。这其实就是1965年毛泽东的“626骂街”(往往被拔高称为“626指示”)的事实针对性所在,为什么广大农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态会长期化呢?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并不愿意思考,卫生部的老爷们也是如此。 等到文革运动起来,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各级管理机构被彻底冲垮了,普及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才成为现实。在乡村普及小学教育,是山东的两个小学教师侯老师和王老师建议的,当时称为“侯王建议”,他们建议把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不再采取财政负担一切费用的公办学校那种昂贵的办学方式,这个建议于1968年11月间在人民日报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各地风起云涌开始响应,由此,在一个极为穷困的中国农村,提前普及了小学教育,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在蕲春县,大约是以老田的年龄为界,比老田年纪大的乡亲中间,文盲是多数,比老田年龄小的同乡中间,识字的是多数。后来看何东昌领衔主编、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一书发现,对于这个普及小学教育的过程,教育部的老爷们持完全负面的评价。合作医疗事业的普及,也具有同样的内在逻辑,1968年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创造了低成本合作医疗经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推动了合作医疗在农村的大面积普及。这件事虽然办成了,也受到海外的高度评价,但邓小平先生在1975年依然反对覃祥官的经验,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1980年代出版、黄树则领衔主编的、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一书,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全盘否定的。邓小平的看问题方式,与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官方观点完全一致,还有大跃进时期高成本办事业的方法,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看起来是一种难于超越的官方眼光局限:只要是让这些老爷们掌权,他们就反对各种低成本普及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方法。这样一来,穷人只有两种选择:大多数人选择放弃、少数人玩命苦撑。 至少从经验眼光看来,教育革命或者医疗卫生革命的高调可以不唱,但是,要实现跟穷人收入接轨的低学费和低医药费,就像老田曾经经历的那样——五毛钱上半年小学、五分钱治一次感冒,确实需要经历过两次否定:第一次否定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逻辑,第二次是否定官僚们的正规化眼光,教育部和卫生部对于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否定,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反面证据——第二次否定是绝不可少的。回顾历史,在不能够大幅度增加民众收入时期,降低开支的制度建设过程,确实需要重建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制度运作的逻辑,首先是对市场利润最大化逻辑的否定,同时还是对于官僚惯习——正规化——的否定。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相反的两次否定:以毛时代为起点,第一次否定是恢复官僚们喜欢的正规化和高成本,第二次否定是恢复医疗的资本化经营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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