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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8 09:25:29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还清白于毛主席（16-10） 庐山会议的毛主席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主席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主席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主席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主席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主席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主席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主席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主席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主席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主席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 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主席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主席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主席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主席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主席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事实上毛主席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主席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庐山会议之后 会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这时，毛主席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党的工作毛主席放手地交给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主席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反修、防修问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得1958年8月以来，毛主席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故态复萌。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8月24日>）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些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一些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说：“常委们就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一、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三、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四、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主席对反对“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主席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以后，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附件一：毛主席拟定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七月二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丈，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会议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和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能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被禁止)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不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午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事实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第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度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消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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