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时间：2018-11-12 00:40:1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还清白于毛主席（16-14）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虽然在毛主席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个月（1958.6—1959.4）的错误，毕竟贻害于历史，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个别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虽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倾路线却贻害于历史。 在我们把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三个方面的史实大致弄清之后，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上来。那些“七分人祸”论者们之中的心怀鬼胎的人们，其用心可用汉语中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来说明。这些人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风、共产风混同起来；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浮夸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搞共产，“共产风”就是人民公社。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祸”。就是这样的“人祸”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他们大肆渲染三年经济困难，甚至莫须有地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本书有专题论及此事，这里从略）？！他们之所以这样搅和，旨在曲解社会主义，丑化毛主席，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会主义”。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必然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是一帮资本主义狂！ 马列主义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确实犯有“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确实损伤了人民的利益，在毛主席领导下，这些错误虽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毕究成为贻害，毕究构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祸”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给共产党、毛主席的污水，而不是真理。共产党人清醒地知道。当三年自然灾害袭来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义集团“乘人之危”，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迫，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列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跟上他的指挥捧转。掩盖或否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否认反修、防修的国际背境，来谈三年经济困难，将会堕落成为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中国共产党人是有骨气的：顶住了苏修的压迫，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同自然灾害的那场斗争，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中国人民也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在同严重的经济困难作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没有怨气，从不泄气，有的是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忍饥耐寒，熬过那一段艰难历程。毛主席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26斤粮，三年没有吃过一口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家都记得毛主席的一句话：“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这句话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大家都说，毛主席还吃红薯，我们吃点瓜菜算得了什么。那个时候毛主席带头，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都实行了毛主席的供给标准。有这样的领袖，带领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血气、骨气、志气和勇气，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xgc2000．com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 │年份 │ （万人） │ （％） │ （‰） │ （‰） │ │1957 │ 64，653 │ 34·03 │ 10·80 │ 23·23 │ │1958 │ 65，994 │ 29·22 │ 11·98 │ 17·24 │ │1959 │ 67，207 │ 24·78 │ 14·59 │ 10·19 │ │1960 │ 66，207 │ 20·86 │ 25·43 │ —4·57 │ │1961 │ 65，859 │ 18·02 │ 14·24 │ 3·78 │ │1962 │ 67，295 │ 37·01 │ 10·02 │ 26·99 │ │1963 │ 66，172 │ 43·37 │ 10·04 │ 33·33 │ │1964 │ 70，499 │ 39·14 │ 11·50 │ 27·64 │ │1965 │ 72，538 │ 37·88 │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7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至1963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196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741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与科尔估计的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万（1697万）；科尔：2700万（2680万）：李成瑞：2200（2158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年与1958年相比，1959年的出生率减少了5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3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2000万。这2000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年比1961年又增加2000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年为18．02‰，1962年为37．01‰，1962年与1961年相比，增长了19个千分点，即增长了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1961年3．78‰，1962年为26．99‰，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8.5倍。虽然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gemin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主席。“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
| 责任编辑： |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 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