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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4 08:08:5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铁木尔哈达 - 小 + 大
浮夸风、共产风是违背民意搞起来的 “包产到户”好，还是集体化生产好？从政治路线上说是两条道路问题，从农民个人生活说，实际是哪种生产方式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问题。农民最讲现实利益，哪种生产方式能使他们生活改善的又快又大，就倾向哪种。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大刮“浮夸风”和“共产风”，直接受害的是农民。农民个人参加集体生产，一切要听生产队长指挥，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事，都是社队干部说了算，社队干部又要按上级领导干部指示办事。就是说，社队的事，不是社员投票决定的。因此，社员把受害于“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账，整个算在干部身上，于是想摆脱集体化生产，自己单干。 “单干风”刮起，只说农民自私落后不对。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是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分子，能是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自私落后者吗！刮“浮夸凤”和“共产风”，不仅使农民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下降到吃不饱肚子。要知“人饥造反”，农民没有起来打倒干部，只要求摆脱干部束缚，“包产到户”单干，个人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和产品权，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在当时，哪个地方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厉害，哪个地方刮“包产到户”单干风就严重，其他地方就好些，或没有刮过“包产到户”单干风。刮“单干风”严重地区，正是刮“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的河南、安徽、甘肃地区。 为什么在社会上能刮起“浮夸风”和“共产风”？表面直观地看，是领导干部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经济上“超英赶美”，急于“一步登天”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实质看，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并由此产生的强迫命令行为。再深入追究，是民主制度有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被干部“民主”了，是劳动群众并没有真正掌握自己命运所致。 自共产党执政后，在1952年前，干部基本上还保持着老解放区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延安作风。而以后按照苏联办法，将供给制改成等级性的工薪制，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日趋严重，把自己架于群众之上，一切都是干部说了算数。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更加严重。“浮夸风”和“共产风”，实际是干部剥夺了群众民主权力而包办一切的产物。 再深入追究干部包办一切的根源，实际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即没有打碎旧的等级制的官吏国家机器，官吏的人换了，制度没换。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不是官吏统治民制度，应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管官的制度，即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群众有权选官、管官、罢官、换官的制度，而且当官的没有任何特权特殊待遇只拿相当于工人工资水平的薪金的人民公仆。我们参照苏联制度，实行等级制的工资制度和特殊待遇，可以发号施令。如此，产生李自成、刘宗敏式人物是必然的了。在毛主席的权威之下，有官僚主义作风旳领导干部虽不敢恣意妄为，但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是能决定一切的。 “浮夸风”和“共产风”，说轻点是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产物，追其深层根源是对旧官吏国家机器没有打碎而沿袭的结果。如果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管官的制度，诸如粮产放“卫星”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亩产多少粮食，农民是心里有数的，决不会干虚报产量、被多征购而自己饿肚皮的傻事。同样，农民也反对无偿调拔集体财产所刮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在最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煽动者、支持者，而且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真正发现和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是毛主席，不是刘、邓。这已被揭露的客观事实材料所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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