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十年，人均寿命提升超过十岁（2-1）

时间：2019-03-12 08:46:31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老田 - 小 + 大

有一种陈词滥调说经济学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以提高效率。但是，真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效率提升，往往被现代社会的两大基本力量——权力和资本——所充分抑制，甚至于，意识形态生产也往往过多地肯定这两大力量，导致人们对各种效率无从提升的状况，习焉而不察，使得人们不要说寻找挖掘效率提升的途径，就连准确地提出问题都感困难。
文革期间，中国在人均资源方面的进步很有效，但是，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确实空前的，这个反常现象的背后，相当深刻地揭示出要挖掘潜力，需要克服怎么样的障碍。从这里，文革永远具有改造世界观的启示作用。

一、文革期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空前跃进

依据中国相关方面提供给世界银行的数字，196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49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岁；到197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6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岁。10年时间内，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了15岁，纵观人类历史进步记录，这个记录是空前的。
据李民骐依据世界银行数字解读：1965年至1970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跃进了10岁！1970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五岁。十年间，累计增加了15岁。这个增长幅度超过了同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堪称世界奇迹。【见附录】
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大致与缅甸、巴基斯坦相当，超过印度约5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巴基斯坦9岁，超过缅甸11岁，超过印度13岁。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岁。1965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南朝鲜8岁，到了197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赶上了南朝鲜，达到了美国在五十年代时期的水平。
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改善的速度超过世界平均以及几乎所有国家。而1980年以后，中国的改善速度几乎落后于所有国家，被巴西赶上了，与印度差距缩小了，与韩国拉开了差距，更不必说与古巴等国相比。

二、维生资源的配置效率依据

一个人要生存和发展下来，需要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也还需要更为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才能够取得更好的维生效果。在文革十年间，中国人均寿命的巨大跃进，确实有维生资源方面的进步，例如农业的进步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但这个方面的进步相对小，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维生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方面取得的进步。
据北大李玲教授介绍，美国过半的医药费用是发生在人生最后的三个月时间段。应该说，这是医疗资源极低效率利用的典型例子，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各种医药手段施加于极度衰弱的人体，到底是起到了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主治医生自己也很难确定。但是，在美国商业化医疗体系中间，到了人濒临死亡阶段，反而最能够动员其自身的支付能力，去购买各种医疗条件，就这样，以美国的极度富裕，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资源浪费最为醒目的低资源配置效率。
文革期间，中国各种维生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进步，特别是医疗卫生资源方面的配置效率，最值得称道。1968年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覃祥官医生，以自己多年行医经验，较为系统和全民地开创了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对于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确立起有力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穷国，依靠覃祥官的制度创新，仅仅动员了极少的医疗资源，包括以传统中医经验搜集土方土药弥补医药工业的不足，短期内就对大多数人口实施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效保障，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健康水平，结果，只是耗费了极低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拿美国的富裕和浪费，去对照文革时期的低廉保障体系和高效，可以明显看到：把医疗资源配置给最需要的那部分人口之后，哪怕是较低的保障水平，也会产生极高的效率。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近乎全部医疗管理官僚机构都不愿意承认的配置效率规则：优先给最需要最急迫的人口以起码的医疗资源，会带来极高程度的效率提升。通常情况下，哪怕是在毛时代的常规岁月，医疗管理官僚机构的常规选择，也往往是给上等人以过度医疗并美其名曰促进“高精尖”技术发展以提高水平，同时对大多数人口缺医少药的状况，也往往懒得过问。

三、生活习惯的科学化努力

在旧中国和一切穷国，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往往是传染病，毛时代早期依然未能例外。在建国初期，共产党进城执政之后，就提出人民卫生工作方针的“四句话”：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专业技术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后来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间，毛泽东提出要“移风易俗”以改造中国，对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都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审查，以利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在对抗第一位疾病和死亡原因方面，新中国所花力气不少。在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焦点，在国内大力展开爱国卫生运动，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督导，以改进生活习惯，消除各种对人民健康危害极大的不卫生状况，清除病菌和虫害的滋生条件。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则直接针对传染病的各种宿主提出号召“消灭四害”（蚊子、苍蝇、老鼠、臭虫），试图以此控制传染病的传播。但是，人本身毕竟还缺乏直接剿灭这“四害”的手段，这个号召还不算是真正具有政策实践潜力的努力方向。
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各个方面的知识精英不得不服从政治运动的召唤，纡尊降贵下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时期形成这一份“上等人的底层生存经验”，打通了上等精英与凡俗庸众之间的区隔。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间缺席的专业人士，在“除四害”的号召中间未能提炼出来并落实的政策措施，就此开始形成了，真正具有政策实践价值的消灭传染病和改进生存习惯的务实建议，从海量的四清工作队员的新经验中间，被提炼出来，浓缩为“两管五改”——管粪、管水，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此后，整个农村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状况，为之一新，南方的自然村落绝大多数每村都新挖了一口水井作为饮用水源，各家各户的柴灶被有序安排改造，乡村泥瓦匠人被教会打造新的柴灶——新灶标准装备需要加装独立的烟囱，牲畜栏圈与人居分开且增加排污通道，这些都不算是高科技，但是起到的实际效果却很大。
从新中国成立，大约过了15年的时间，知识精英掌握的常识，才开始结合进多数人口的生存状况中间去起作用。对此只能够感叹，官僚和知识系统对于大多数人口的冷漠和无情，以及信息上传通道的狭隘和阻塞不通，要不是四清政治运动的强制下乡，还不知道要等待多少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改进。专业技术队伍去结合群众运动，难度到底在哪里？由此可见一斑。中央政府和毛泽东有过系列号召，甚至官僚政府各级官员还曾经短期发动过捉麻雀和消灭老鼠的群众运动，但是，卫生部门的官老爷和老爷知识精英却稳坐钓鱼台十多年，八方不动。
应该说，虽然中国总体文化与科技水平不高，但胜在块头够大，卫生部所属的知识精英人数也属峰高量大，但是，从提出“预防为主”的医疗工作方针，到各种爱国卫生号召以及消灭四害的提倡，从未真正触动过这批老爷知识精英的心灵，他们也从未把这些号召真当一回事去落实：现实社会的情况咋样，有什么能够改进的潜力和方向，他们从未主动关心过。当且仅当，四清运动兴起，大批专业技术队伍被逼下农村之后，才真正看到和体会到如何去做到预防为主，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才结合了专业人员的知识，而第一次被提出来。

四、传染病防治如何结合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1958年毛泽东听说江西某地消灭了血吸虫病，高兴得“夜不能寐”，还赋诗两首。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个高兴来得早了一点，毕竟，广阔的自然界不是实验室条件，能够一次就干净彻底地消灭血吸虫传播的条件。
据湖北《新洲县志》记载，当地消灭血吸虫，从消灭宿主钉螺入手，平均需要重复3.84次，才能够最后奏效。而消灭钉螺的方法，则需要把水田改种旱作物，在一两个耕作季度或者年度里，彻底排干水田积水，以此灭掉钉螺生存条件。依据当年的产量差距，旱作物单产平均不足水稻单产的一半，这相当于需要付出常年产量的一半作为代价，去换取钉螺无法生存的条件，而且，这样的操作还无法一次成功，平均而言接近需要进行四次重复之后，才能够取得相对满意的效果。除了其他方面的人力投入之外，消灭钉螺的过程，还需要承担减少2-3年常年粮食产量的经济损失。
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去消灭了钉螺借以消灭血吸虫，根本原因在于农业集体组织的存在。为了消灭钉螺，需要集中连片的水稻田，都同时改造成为旱作物种植，一次性消灭掉整个小流域水流自然流向上的全部钉螺，从源头开始到湖区结束，从而根本避免相邻田块之间的相互传播。这样的安排，在今日家庭单干条件下，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群众运动的力量，能够参与到除害灭病进程中间来，也是有着制度条件的。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已经丧失了结合群众力量去消灭疾病的可能，丧失了从源头控制疾病的必要条件，完全依靠专业技术队伍和医院设施，去对抗既成的疾病，结果，就如同李玲教授所感叹的那样：病越治越多。

五、文革期间性别平权方面的进步和影响

中国人口增长和生育模型，有两次快速转变，第一次是1950年代，革命后中国的底层民众快速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提升了食物获取权，这带来了短期内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增长状况，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短期内转型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状况。
到了文革期间，传统时期对于女性就业和受教育方面的歧视，被最小化了，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大增，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现了总和生育率短期内快速下降的另一个时间段。妇女就业和受教育年限，是与生育率呈现高度负相关的两个关键因子。197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0，到了1980年就已经下降到了2.5，仅仅略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数字2.3。恰好是在这个时期，胡耀邦等人从想当然出发，透过媒体开始鼓噪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强制性地只许生育一个孩子，还把这个确立为“基本国策”。
对于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生存状况而言，文革晚期妇女解放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村中间传统“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终结。到了1970年前后，很少再需要以妇女的家务劳动方式，去完成粮食加工和纺线织布了，吃穿方面从原料到产品的加工过程均实现了“外包”，其中纺线织布集中于城市里的工厂完成，而粮食加工则依托每个大队购置的碾米或者磨面机械，结果这两项耗时极多的家务劳动实现了“外包”。由此，数量巨大的农村妇女能够从家务劳动的传统分工重压中间走出来，进入学堂接受基本的小学教育，然后获得更为平等的机会去参加工农业生产进程。家务劳动的外包，主要肇因于新中国工业化的进步，是从属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后果。
在城市也一样，五六十年代已婚妇女就业的比例不高，统计显示家庭供养比例长期偏高，妇女全面就业是文革晚期才有的新鲜事。有一位西方学者罗丽莎，研究了杭州丝绸工厂三代女工的状况，她发现一个状况：在妇女被家务劳动所束缚的时代，社会舆论往往也歧视外出就业的妇女，只是到了文革期间第三代女工，她们进入工厂才能够扬眉吐气，免于负面舆论的困扰。
1950年代底层民众实物获取权的提升，带来死亡率的快速下降；而文革晚期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的歧视减少，短期内就极大地降低了生育率水平；这是新中国毛时代两个对人口增长和生育率模式转型，产生质变性影响的时间段。
欧洲等发达国家婴幼儿死亡率较低，代际更替水平的出生率需要2.09，约等于2.1；这个数字往往被引用来描述中国，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远高于欧洲，需要大约生育率达到2.3左右，才能够维持住更替水平。正是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无限接近于更替水平的当口（1980年为2.5），原本只需要花很少的力量加以引导，就能够把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但胡耀邦等人硬是用宣传鼓噪的方法为极端生育率政策开路，而新设立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后来称为卫计委）为了部门利益和权力需要，还几十年一贯地伪造过高的生育率数字，支持这个极端政策的继续推行。
马克斯·韦伯开创了官僚制的研究，他认为透过部门和官员个人中间的专业分工，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效率，以实现对于社会事务更为合理的干预，以推进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这个关于分工效率的想象力，自有其逻辑基础，得到现代社会很多人的信奉，不管怎么说，现实运作的经验、专门知识和信息，在官僚组织内部透过分科分层进行汇总以后，更容易短时间内就造就出“专家”和行家里手，这是分工协作的魅力所在及其效率基础。但是，韦伯没有充分考虑官员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对此一效率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基于官僚制的“理想型”分析，往往不能够啮合现实社会的状况。1946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真考察了现实中间的官僚制运作状况，他发现官僚个人和部门利益扭曲的普遍存在，据以提出“官僚型人格”和“负功能”的概念。此后，作为理想型的官僚制就有点臭不可闻了，以后的研究只能够换一个词汇“组织”去继续展开。
就新中国的卫生管理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而言，部门官僚和相关专家们的言说，对于狭隘利益和权力的追捧更多，因为专业化带来的效率和知识积聚效应及其正面影响则薄弱得多，还往往需要特殊时势才能够激发一部分效率，狭隘利益经营就这样压到了专业化的潜力。
当然，新中国毛时代还有一个通常被“高层走资派”压抑着的趋势，底层组织的小干部，往往和群众处于同一个阶级，群众的困难也往往是小干部的困难。在这些人中间，对于各种推进民众利益和福利的制度改进，还常常具有积极态度，文革期间，农村普及合作医疗制度和小学教育，就与这一群小干部的积极性有很大关系，他们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地动员本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去对接各种成功的经验。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毛时代是把传统的宗法互助传统，上升到了国家制度水平。这位学者说对了一半，毛时代官僚组织底层的小干部对于宗族互助传统，往往具有很积极的回应态度，但官僚制上层的状况就相反，这才是理解毛泽东那个“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的关键点——政府高层官僚往往系统性地损害和抑制底层很积极的互助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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