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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25 17:22:22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傅国涌 - 小 + 大
| 端午节，又想起了屈原。旧文一篇，问候各位朋友。 屈原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十多年前有人批评屈原，尖锐地指出屈原是奴才人格的典型，称他代表的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这些观点当时对我来说不止是石破天惊，也使我开始重新审视屈原。 虽然少年时代起形成的感情难以一下子扭转，但它教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读屈原和他那些流传了千年的诗，从此也就逐渐改变了我对屈原的看法。 后来读《鲁迅全集》，才知道这些观点不是十几年前才有的。 早在“五四”以前，鲁迅先生就已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虽称赞屈原的诗“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同时指出“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1927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前夕，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指出：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1932年，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指出：“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第115页） 所谓“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指的是胡适、梁实秋等“新月派”，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施行“小骂大帮忙”的策略，结果未被“党国”所充分理解，致使“新月派”书店被查抄、《新月》杂志被没收。鲁迅先生在这里，把“新月派”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摇尾乞怜、却不得赏识的窘态，揭露得入木三分。 可以说，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里，鲁迅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屈原观：“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44页） 鲁迅始终对屈原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既肯定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又指出其作品的思想性略欠反抗性和挑战性，属于“不得帮忙的不平”，这是鲁迅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屈原的最后评价，他以惯有的犀利、深刻的笔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他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就是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也只是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已。可惜长期以来，这种真知灼见一直未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然，鲁迅并没有一笔抹杀屈原的文学成就。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写下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这里就化用了《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之句。1926年，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中，指出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70页），对屈原和他的代表作《离骚》评价极高。他于同一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扉页就引用了《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鲁迅于1931年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湘灵歌》，更是正面化用了《离骚》中的湘水、高丘、芳荃等艺术形象，通过描写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含蓄而深刻地控诉了国统区的一片黑暗，同时表达了诗人对远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神往。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再次引用了“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一诗句。可见鲁迅对屈原的感情非常复杂，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曾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对于这一点，鲁迅一生都没有改变，所以他才经常引用屈原的诗句，甚至作为小说集的题辞，以此自勉。 屈原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在朝廷“与王图国事”而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对应诸侯”。他主张联齐抗秦、内修法度、举贤任能，不容于当道的权贵集团，两次被楚怀王放逐，在湘江、沅水之间前后流徙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写下了抒情长诗《离骚》。楚国被秦重创前夕，他愤而投汨罗江自尽，中国的端午节就主要是纪念他的。 屈原的《离骚》共373句、2490字，结构宏伟、语言瑰丽，想象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复表达的只是屈原怀才不遇的情结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这就是屈原所表达的真实感情。 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着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 从此，忠和奸、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是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贾府奴才焦大身上也看见了屈原。 屈原与焦大的身份、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屈原如此、焦大如此，我们又好到哪里去了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把他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对人民的同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但也应看到，“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也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 鲁迅先生率先发现了这一秘密，九十年过去了，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时代，没有超越先辈的思想，这是我们今天最最需要反省的。 在人格上告别屈原，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定屈原。正如鲁迅说的，屈原的诗是有文采的，他自然还应该有他文学史上的地位。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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