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扬弃“左派”幼稚病，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具有重大的启迪。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国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正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即被列宁批判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左倾”思潮。这股思潮的创始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曾分别参与领导了本国的革命斗争，但先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罪恶。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相对抗，表现出革命的要求。问题在于这些自称的“新左派”从一开始就患上了幼稚病。1920年6月，继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列宁读了卢卡奇在《共产主义》杂志第六期上的《论议会制问题》的文章，列宁写了《共产主义》一文，批评卢卡奇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指出这是患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页）后来这些人不仅没有治好“左倾”学理主义的病症，而且走向另一极端，对列宁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追根溯源，应当从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开始。

 
    　一、列宁剖析“左派”幼稚病的根源
    “左派”幼稚病思潮在当时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了在它露头之际就予以及时医治，列宁首先揭示了“左派”幼稚病产生的根源。　　　　　　　　　　　　　　　　　　　　　　　　　
    首先列宁认为，“左派”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是某些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即存在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或小商品生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断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给它带来无政府主义和极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189页）
    其次“左派”幼稚病的产生是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联系着的。列宁认为：“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出处同上书，第553页）这些人缺乏革命锻炼，不能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他们教条主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把它运用于变化了的具体情况。他们害怕困难，缺乏革命的坚韧性，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无产阶级革命必需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善于克服困难，企图依靠革命的激情摆脱困难，这就导致“左”的冒险主义。
    再次“左派”幼稚病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西欧工人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右倾机会主义搞叛卖性的妥协和议会道路，部分工人对这种改良主义的愤怒不满，极容易情绪化地导致另一个极端，产生策略上的片面性和“左倾”。因此，列宁写道：“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出处同上书，第189页）这就要求科学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在注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防止“左”右摇摆。出于这种考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并不仅仅限于批评“左派”幼稚病，同时还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主张，指出“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出处同上书，第179页）
第四，“左派”幼稚病产生的又一根源，是理论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应当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列宁特别回顾了俄国进步思想界寻找革命理论的艰辛过程，说明俄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但“左派”幼稚病患者对此是很不理解的。鉴于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对“左派”幼稚病错误的批评，非常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
 
    　二、揭示革命的基本规律
    “左派”幼稚病患者仅凭革命的愿望和激情，似乎只要有一批革命者想干，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并且很快就取得胜利。列宁批驳了这种主张，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出处同上书，第234页）依据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列宁深刻地指出：“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出处同上书，第239页）列宁的这一论述，为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战略中正确估计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确定斗争形式和方法，是共产党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极其注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生动活泼的，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斗争形式。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更难预料，将来哪一种斗争形式更为有利。因此列宁号召，第一，“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出处同上书，第249页）；第二，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共产党人应当掌握一切形式，甚至是最古老的、“散发霉气”的形式。但是，同时要求“改造”这些形式、丰富这些形式，“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当提供……在原则上最新的……东西”。（出处同上书，第264页）第三，“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出处同上书，第257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患者，则顽固地拒绝利用某些旧的形式，拒绝学会用一种形式去代替或补充另一种形式，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出处同上书，第257页）
 
    　三、论述革命道路的曲折性
    “左派”幼稚病的一个特征就是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得纯粹又纯粹。针对这种幼稚病，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论述了革命与妥协、前进与后退的辩证关系。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指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曾经遭受到无数的牺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艰难困苦中进行的伟大事业，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即成。列宁强调，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时，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必要妥协，辩证地结合起来。
    列宁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革命的妥协，这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是为更好地前进而后退，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动摇革命者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都推到客观的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实利，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自己的长子权，或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或迷惑于资本家的收买，甘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愿意开动脑筋，去正确确定某一种妥协的真正性质，而是异想天开地企图编造出一种适合于任何情况的共同药方——“不作任何妥协”。列宁认为，这是忽视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情况的主观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出处同上书，第194页）当然，在政治上决不总像这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容易分辨，但是革命家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学会这种本领。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或者“不作任何妥协”，就会把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划清，这是很荒谬的，因为“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上都是有条件的”。（出处同上书，第224页）
    列宁对革命道路曲折的论述，后来发展成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改良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因此，我们并不反对工人群众争取改良的斗争。但是，我们反对用改良取代革命，反对改良主义。
 
    四、提出具体分析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时，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重要贡献，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列宁的毕生活动中，上述观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虽然他明确提出这一观点是1920年，但这一原理的最主要的内在要求早在1905年就已被他揭示，这就是他所说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他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9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评，差不多每一篇文章都贯穿着真理具体性的论断。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是列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典范。他在《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一文中，说到关于“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口号时，就反对抽象而空洞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用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它就会变成空谈。”（《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页）“一切抽象的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以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列宁全集》，第3卷，第459页）“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况下提出问题……。”（《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页）
共产国际中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表现出思想方法的“死板”和“僵化”。针对他们的教条主义习气，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真理和错误的转化。恩格斯早就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恩全集》第20卷，第99页）这就是说，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常常企求包治百病的丹方，喜欢讲“过火话”、做“过头事”。许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确性的观点和办法，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谬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机械套用真理，背离从实际出发的要求。
针对他们的教条习气，列宁深刻地指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人的认识只要多走一步，哪怕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256页）这就告诉人们，确定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是掌握、运用和深化真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