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4-03 13:39:49 点击: 次 来源:旗帜时评 作者:玉蝶 - 小 + 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派”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首先是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当时的俄国不是正宗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企图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取而代之;“合法马克思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歪曲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加以崇拜和颂扬,并认为当时的俄国“还需要继续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不是举行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1898年3月,各地小组、团体和“斗争协会”在明斯克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党面临的最大危机来源于被称为“经济主义”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推行这种错误思潮的一部分人在党内形成“经济派”。 “经济派”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主力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学说,他们崇拜产业工人斗争的自发性,认为只要是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只看重经济斗争,忽视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他们不是把工人阶级反对沙皇统治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理解为全国性的斗争,而是将斗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工厂,局限于同具体的工厂主之间的斗争;他们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简单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们否认普通工人群众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区别;同时,他们还贬低、否认革命知识分子在群众斗争中的先锋、桥梁作用。 “经济主义”思潮流行的结果,降低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思想政治水平,使他们的实际工作陷入混乱。几乎到处发生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情况,各团体和“斗争协会”都在强调各自地区的特殊情况、坚持着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斗争策略。彼得堡“斗争协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分为工人和知识分子两派。 总之,“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潮对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滋长了“小组习气”和群众斗争中的“手工业习气”。彼得堡的“经济派”因为地处首都,对各地的团体影响更坏。 列宁的重要著作《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一书,是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该书从理论上,集中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思想,正面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理论。该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春,发表于1902年3月,为“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问题探索着答案。 在这部书中,列宁首先批驳了“自发论”,阐述了“灌输论”。他指出: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必须认识到: “既然工人群众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为什么会如此呢?列宁继续阐述道: “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据此,列宁提出了“先锋队理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可以把俄国的天翻过来!”列宁指出,职业革命家与那种脱离人民的密谋家毫无共同之处。职业革命家是“到处建立联系”的“人民的代言人”。而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派”认为,集中、严格、保密的组织,会削弱党和人民的联系、降低群众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加入运动的群众越广泛、党组织越是要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内部就越是需要严格的分工,而“经济派”则变成了消极适应周围环境的宿命论者。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还阐述了相关其他问题,例如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发动产业工人,而且要“到一切阶层中去”,紧密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 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领导群众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还要同沙皇专zhi统治作斗争。他指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体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威力,给了“经济派”以毁灭性的打击。狼狈不堪的“经济派”这时候又提出“多做实际工作、不要搞不必要的理论争论”。列宁严正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它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别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经济派”把持的《工人事业》杂志在理屈词穷之后,又鼓吹“少进行理论争吵,多做实事”。他们说,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列宁对此指出: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马克思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 1902年4月,列宁在给《火星报》俄国组织局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进入各地委员会中去,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列宁指出,这是中心任务,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完全糟了,“因此,再说一遍,务必尽可能多地参加各个委员会!” 在列宁发出这个指示以前,各地大多数党组织持观望态度,这说明“手工业方式”的影响、“经济派”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列宁的方针是,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又要尽可能团结各地方委员会,即使其尚未完全摆脱“经济派”的偏见。对于各地团体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斗争、每一个创举,我们都要鼓励、支持,同时引导他们来关心和讨论我们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历史上也没有完全相同内容的思想斗争。但是,我们今天也和当年一样,必须面对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必须同假马列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点则是肯定的。 当年俄国的“经济派”把产业工人同其他阶层劳动群众对立起来,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这些都是带有书生气息的错误观点。无产阶级开展斗争,既要从经济斗争入手,既要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的具体斗争入手,又要善于把这些斗争与全社会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当代的进步青年,他们可能还不够职业革命家的水平,但是他们在奋斗,他们将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对于他们,我们应当支持、鼓励,而不应当泼冷水,特别是在他们遭遇反动派压迫的时候。 某些“左派”人士,在沿海地区工友维权遭到残酷镇压之时,鼓吹只有国企老工人才具备无产阶级觉悟,认为农民工天性自私、只知道自身利益。他们的观点,与当年的“经济派”,是否异曲同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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