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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11 07:48:12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黄云飙 - 小 + 大
列宁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斗争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黄云飙 一 19世纪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强烈要求加强国际联系。当时，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史称“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建立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做出过贡献。它所作出的影响最大的贡献，包括宣布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并率先倡导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复杂化，第二国际内部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对各国社会党和欧美工人运动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根据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第二国际不是各国社会党的上级组织，它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社会党指出行动方向。它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常设领导机构和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委会也称为社会党国际局，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参加。 20世纪初，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展开了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国际局势异常紧张。这种局势到1912年达到了顶点。这年的10月爆发了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国际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提前召开了国际的第9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于1912年11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上，多数代表、特别是左派代表发言强烈呼吁人民制止战争，并指出利用战争的危险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即著名的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宣言分析了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的国际局势，揭露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备战，提醒各国社会党警惕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阴谋，号召各国社会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反对战争，如果战争一旦爆发，那么便利用战争去促进社会革命。 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领袖们，慑于人民群众强烈而高涨的反战情绪，投票赞成《巴塞尔宣言》。如果第二国际各党忠于巴塞尔决议的反战政策，坚持言行一致，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会在全欧范围内引起一个广泛的革命。但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严重关头，第二国际大多数的党把庄严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公然背叛工人阶级，跟着本国的资产阶级，喊着“保卫祖国”的口号，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把人民群众赶到帝国主义的战场上去送死，成了本国政府的帮凶，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二 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中间，除了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个所谓“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的主要代表考茨基“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列宁语）例如，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1848年革命，是欧洲大陆各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争取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革命。当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获得了地位，但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当时的欧洲各国都是由封建贵族统治。而且，当时的欧洲各国封建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不仅镇压本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也镇压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旦哪个国家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其他国家的封建贵族往往会实行联合围剿。这样，就出现了当时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在这样的战争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总是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边，支持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对另一个或另外几个国家封建贵族宣战。于是，考茨基就说，你看，当时马恩就可以支持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展战争，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支持某一国对另一国开展战争呢？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某一种政治政策的继续。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战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政策的继续。因此，“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策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列宁语） 更重要的是，考茨基在第二国际中负有很高声望，他的伪善面目有很大的欺骗作用。因此，同考茨基作斗争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当时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了把各国社会党左派和广大群众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揭露和批判考茨基。 考茨基与各国社会党中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不同，他一方面承认当时的世界大战具有帝国主义争霸的性质，另一方面却说什么“战争也具有民族性质”，说什么“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性质，但人民群众有民族的要求”。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当时的欧洲，只有在塞尔维亚，我们能够看到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抵抗奥地利的侵略。列宁指出，当时塞奥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因此决不能够用所谓“民族性质”、“民族的要求”这样的词语去美化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 考茨基虽然承认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帝国主义争霸的性质，他却为各国社会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护，他说之所以在大战来临之际，各国党的领导人在政治策略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和混乱，是因为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列宁尖锐指出，在认识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些问题上，各国党早有结论，那就是《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巴塞尔大会上，各国党都通过决议，赞成《巴塞尔宣言》，可是各国党的领导人后来又背叛了这个宣言，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可是，考茨基却诡辩说：“问题是《巴塞尔宣言》保证说，战争一旦到来、革命必将发生，可是宣言的论断已被后来的事变所否定，革命的形势并没有形成。”列宁对此指出，首先，宣言并没有保证“战争一旦到来、革命必将发生”；其次，仅有客观上的革命形势还不够，必须在主观上有所准备，革命才可能利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这个主观的准备，包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思想、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还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团的革命意识和决心。列宁指出，《巴塞尔宣言》预料到欧洲将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这种客观形势已经随着战争的到来而产生了，这种形势能持续多久？会尖锐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的转变的经验，才能说明这一点。列宁指出，社会党人不可推诿的基本任务，就是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帮助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然而，当时各国的社会党没有去执行这项任务，它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应起的作用，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已经投降资产阶级。 考茨基不承认各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背叛了《巴塞尔宣言》。他还辩解说，按照列宁的意思，各国社会党的议员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全都叛变了。考茨基更加无耻地狡辩道，那么，各国的工人群众怎么可能跟着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从左向右转呢？列宁指出，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决不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叛变的，他们几十年来就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策略观点，机会主义思潮和机会主义派别几十年来在各国党内就大量存在，考茨基却闭口不谈这些叛徒们的可耻历史，反而把各国工人群众推到前边作挡箭牌。列宁指出，各国社会党的领导集团本来应该是群众的领袖，而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的时候，群众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因此，不能责备群众，而应该揭露各国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 考茨基还捏造说，按照社会党内左派的意思，战争一旦爆发，就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革命。列宁指出，这完全是考茨基强加在左派头上的，是对左派的无耻攻击和污蔑。列宁进一步指出，革命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革命是在客观上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行将发生的变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趋势，为了促进这种趋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在此之前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在这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中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能摧毁反动统治。列宁揭露道，考茨基关于“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革命”的论调，正是他们在革命准备时期不做艰苦的工作、在革命紧急关头不知所措的真实写照。 列宁进一步论述道，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社会党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习惯于建立工人阶级的合法组织，包括合法的报刊和合法的工会，然而当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时，它们却表现出愚蠢和迟钝。考茨基更为它们辩解，说什么“政党愈大、情况愈复杂，就愈是要估计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列宁尖锐指出，这实际上就是害怕合法组织被解散、经费被剥夺、领导人被逮捕。本来，在社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迅速转变斗争策略、变换组织形式，迅速建立秘密组织、开展秘密工作来弥补“合法主义”，同时又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但是，当时欧洲各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时，为了保存既有的现状，甚至为了保护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利益，用列宁的话说——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考茨基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折衷主义。列宁指出，社会党中的一切庸人都认为，社会党左派是一个极端，右倾机会主义也是一个极端，他们都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中一向就存在而且将来还会存在两个极端的派别，而整个问题在于避免极端。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为了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全体工人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这完全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背叛，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端呢？把机会主义看作统一的社会党中的一个合法派别，这是早已过时的旧理论。而“一战”时起劲鼓吹这种理论的，就是考茨基。 列宁指出，欧洲工人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大战来临时出现社会沙文主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曲折、复杂的表现，不仅仅是个别人物的过错或罪孽，而是整个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所以未能及时清除出工人运动，是因为欧洲工人运动中还存在很多像考茨基这样的“中派”，他们妄图超越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和右翼，实行大团结和大联合，他们这样做客观上就是把工人运动拖进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泥坑。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警惕，揭露考茨基主义和各国社会党中的“中派”。 三 我们今天学习列宁当年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批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我们识别和认清今天革命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以及我们队伍中某些人的两面派和资产阶级政客嘴脸，都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上台，推行修正主义思潮、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们不敢公开打倒毛主席，反而宣称他们跟毛主席的事业“一脉相承”、宣称他们要“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而且，他们在推行私有化的同时，还号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在大肆否定、诋毁毛主席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还号称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打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幌子，假装中立、貌似公允，耍弄一套两面三刀的手法，在当时确实欺骗了一大批老干部，也欺骗了一大批老百姓。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吗？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入，随着各阶层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受到危害，人民正在日益觉醒。随着国企工人下岗、农民工受到歧视和压榨，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随着年轻人买房难、老人看病难、子女就业难这“新三座大山”的出现，广大群众愈发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正、廉洁、公平，对当下社会上盛行的各种丑恶现象愈加痛恨。很多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发现社会问题、认清社会本质，很多老干部、甚至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干部也拍案而起、抨击时弊。从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开始，“毛泽东热”在中国大地开始酝酿。从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开始，一个以怀念毛泽东时代、鞭挞现实丑恶现象、批判资本主义复辟为方向左派队伍，在中国应运而生了。 然而，在十几年来的左派队伍中，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一方面也批判那些公开反毛的右派小丑，也批判私有化进程中走资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批判某些主流媒体所贩卖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却散布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幻想，提出“保党救国”的口号。当“保党救国”的口号被各地左派同志普遍质疑和批评之后，他们就把批判的矛头拼命对准一小撮公开反毛的右派小丑，似乎他们比谁都痛恨右派小丑、比谁都勇敢捍卫毛主席，同时他们却采取各种隐蔽和婉转的手法，替修正主义开脱、替走资派圆场。所有这些，就是当今左派队伍中的“考茨基主义”阴魂。 不肃清左派队伍内的“考茨基主义”阴魂，就无法战胜右派反毛小丑，也无法战胜修正主义走资派、无法战胜官僚资产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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