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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21 18:34:07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红烈 - 小 + 大
| 一 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蜕化变质，欧洲各国本来历史悠久、力量雄厚的工人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 在1917年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重新开展起来，许多国家建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并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 可是，在当时欧洲各国很多年轻的共产党组织中，出于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痛恨，也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左”的思想和行为。 为此，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雄文。该文写于1920年4月、5月间，6月出版，7月发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该文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斗争经验，批评了当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若干错误倾向。 例如无产阶级的工会和政党应该拒绝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拒绝任何形式的收买，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会像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中出现的工人贵族一样，表面上是在为工会工作、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和鹰犬。但是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却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应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主张“革命道路不停顿、不转折”，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再例如，第二国际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曾经迷信资产阶级议会、主张“议会道路”，认为仅仅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自动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后来又提出“反对一切议会斗争”的口号，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讲坛，这就走向了“左”倾关门主义； 又例如，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变修了，各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了独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欧洲工人运动中仍存在着很多落后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组织（包括旧式的工人党、工党以及旧式的工会），真正的共产党人应不应该到这些落后的工人组织中去参与工作？要不要打进去从事分化瓦解、争取群众的工作？当时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认为，既然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政党和工会划清了界限，我们就不应再去参与他们的工作，其实，这种主张不利于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针对上述一系列“左”倾错误、或者说“左派”幼稚病，列宁指出：“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普通工人对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痛恨，这是极其可喜的、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但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 列宁在批评上述这一系列“左”倾错误时指出：“在决定斗争策略时，决不能以革命情绪为根据，而要清醒、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国际的阶级力量，要考虑到革命运动的经验。” 列宁还指出：“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来说，是最危险的错误。” 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列宁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就在于……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二 列宁在剖析上述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根源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反对学理主义”的问题。 所谓“学理主义”，就是从书本上教条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例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也曾教条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国际垄断，他们就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建成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实现自我调节，因此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不会到来，这就是典型的书呆子式的理解。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像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的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例如‘3大于2’。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3大于负2’。” 列宁接着指出：“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同样是一种错误。” 列宁说：“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在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是否存在列宁所说的那种“学理主义”倾向呢？例如，左派队伍中的“保救派”，他们根据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亲自发动文革时的逻辑，认为既然当初是在党内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发动群众斗争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在党内高层找到一个类似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内“健康力量”，来领导人民发动“二次文革”，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逻辑，就是一种典型的“右倾学理主义”。 那么，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内部，是否存在“左”倾的学理主义呢？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一下，这种“左”倾学理主义，是存在的。我们左派队伍中，有一些人，碰到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去思考，与人辩论不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而是热衷于从书本到书本去进行理论推导，而且更热衷于无休止的书呆子式的毫无意义的口头纠缠。这种人口头上可能很“革命”，但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而是一种学理主义者。 我们左派队伍中的一些人，马列毛主义的书读得并不多，书呆子气却沾染了不少。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有些同志“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目前左派队伍里存在的这种作风，极大地破坏了左派队伍的风气，极大地干扰着我们对社会实际的研究。要想用这种“左”倾学理主义去批判右倾“保救”思潮，广大的左派群众是不会买账的。 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在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经验时，提到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在被沙皇残酷镇压之后，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其他的政党都消沉了，只有布尔什维克还在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退却得最有秩序，‘军队’损失最少，骨干保存最多，党内分裂最小，颓废情绪最轻，恢复革命工作的本领最高。” 列宁接着指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 所谓“专事空谈的革命家”，就是口头革命家。在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也有这么一些口头革命家，他们不是胸怀远大理想、不是立志有朝一日献身于一项崇高的革命事业，他们最高的乐趣，仅仅是坐在家里，通过网络与别人辩论、斗嘴皮子。这种人，尽管口头上也很“革命”，但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口头革命者，因为“斗嘴”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乐趣，而真正的革命者却不是这样，真正的革命者的最终目标是要付诸革命行动。 这种口头革命家，他们之所以热衷于通过网络跟别人“斗嘴”，还因为他们是风头主义者，他们想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让人们看看他的理论水平有多么高深，这种人其实心存一种虚荣心。 像这样的口头革命家，在老左派里也曾经存在过。当代中国的左派圈子，很大程度上是靠老左派开创的。老左派中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老一辈革命者，但也有少数人持有错误倾向。 这些错误倾向大致有两种，一种倾向是“三中全会派”，他们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1992年凳晓瓶“楠廵讲话”后背离了“三中全会”路线。今天左派队伍中的“保救派”，其思想鼻祖其实就是老左派中的“三中全会派”。 另一种倾向就是“口头革命派”，这些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动不动就给别人挑毛病，谁都看不起，最后非常孤立，变成了孤家寡人。后来老左派中的一些“口头革命派”内部也内讧起来，互相挑毛病，而且是用书呆子式的方法挑毛病，结果给各地的左派同志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给各地中青年同志留下了很坏的榜样。 可是，今天左派队伍里的“口头革命派”，却很崇拜这种类型的某些老左派，认为他们很“革命”、认为他们是“革命”的“楷模”。于是，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有些人也学着这种样子，以为这样就是在“革命”。 当年，老左派中的一些“口头革命派”，他们也批判“保救派”，但是因为他们内心虚荣心很强、风头主义倾向很严重，而“保救派”则比较狡猾，对这一部分老左派进行了“公关”，表面上尊重他们、抬举他们，拉拢他们去参加“保救派”的会议，结果这些“口头革命”的老左派迷失了方向，不止一次参加了“保救派”的会议，为“保救派”装点了门面。 以上所有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用列宁的话说，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 “学理主义”——无论是右倾学理主义还是“左”倾学理主义，都应该摒弃，因为它不符合马列的教导，也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专事空谈的革命家”，不是真正要革命的人，而是只满足于口头上空谈的人。真正胸怀革命理想、真正要付诸行动的革命同志，没有必要跟这种“口头革命家”浪费口舌，不必跟他们去争论问题。 我们需要辩论、需要争论，但是我们只同那些真诚的革命同志就不同的思想认识展开辩论和争论。 四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借用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来教导欧洲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人：“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我们知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 列宁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政治斗争往往是曲折的、政治工作往往是复杂的。因此，列宁指出，革命者“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妥协”，一方面是指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对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可能暂时需要妥协；另一方面是指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也要学会等待、妥协，也要学会灵活地去做群众工作。 列宁教导我们说：“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列宁说：“否则，就会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推到工人贵族、反动领袖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影响之下。” 我们回顾历史，资本主义是在西欧、北欧各国率先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也是在这些国家最先兴起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诞生于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之中。然而，西欧、北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却在20世纪初期逐渐瓦解，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极大地延误。其中原因，首先是由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纷纷被修正主义思潮所侵蚀。 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当时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成立了共产国际，按理说应该逐步克服修正主义的影响、使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重新兴起。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共产党人普遍犯了“左派”幼稚病，没能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开展革命工作，结果使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未能获得重生。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犯有“左派”幼稚病的各国年轻共产党人也很痛恨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但是他们的“左”倾学理主义不能克服修正主义、不能挽救欧洲革命。只有列宁主义的路线才能战胜修正主义、才能使革命运动兴旺起来。 但是，列宁只能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开展革命运动，而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列宁只能进行指导，而不可能包办代替。 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有些同志虽然也很痛恨修正主义走资派、也很痛恨左派队伍内部的“保救”思潮，但是他们采取一种“左”倾学理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平时在红群里跟别人辩论时，或者搬弄概念、搬弄马列毛的个别词句而不问社会实际情况，或者居高临下、乱扣帽子，甚至对别人实行人身攻击，这样做是不可能战胜“保救”思潮的，广大的左派群众也是不会买账的。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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