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德国十一月革命

时间：2020-09-08 14:41:51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佚名 - 小 + 大

未竟的德国十一月革命

历史上有一位超前的预言家，他不但预言了“一战”的爆发，甚至还预言了大起义的出现。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7年就曾说过：“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一战”前的德国是由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自统一以来，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迅速跃成为世界顶级强国。到1913年，德国煤炭年产量达1.9亿吨，是世界第二大煤炭生产国；钢铁年产量达2700万吨，是欧洲第一；在电力、内燃机等工业应用方面，也是世界顶尖水平；其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水平，更是时代的先锋；1913年德国的外贸产值是2250万马克，为法国的2倍、英国的85%。德国是这样的强大，以至于德国统治集团萌发了更大的野心，但他们想攫取的利益又是和其他几个列强相冲突的，尤其是与英法两国的矛盾。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或多或少有着各种利益牵扯，因此迅速分化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
1917年美国的参战以及德国军事上的逐渐失利，使得战争形势越来越朝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德国国内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参与了战争，或是间接投入到了与战争相关的工作中去。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下降到了1913年的57%，农业收成只有战前的一半，工农业已经难以为继。不但国民苦不堪言，前线的军人更是如此。有说法称，到战争结束，德国出现了数百万的伤亡。德国知名的军火企业克虏伯却大发战争财，在整个“一战”期间获利达8亿马克，相当于和平时期二十年的利润总和。
是以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把底层人民拖入了战争泥潭。战争的残酷至极，一处战场在一天之内，就出现数万士兵的伤亡，生命在枪炮面前脆弱得不值一提。即使如此，对统治阶级来说，士兵、底层民众只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如蝼蚁般不值一提。因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要是不想无意义地做炮灰送死。要想结束战争并早日实现和平，那就只有革命斗争这一条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濒临崩溃的德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各地屡次出现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罢工、游行活动。1918年1月，柏林再度爆发了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对战争不满的情绪也在士兵群体中迅速蔓延。士气下降到最低点的德国水兵们终于在1918年的11月3日打响了十一月革命的枪声。
在讨论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我们首先要知道，最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了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右派以艾伯特、谢德曼为代表，较为推崇民族主义，不但支持战争政策，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左派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因其出版的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命名，所以又称斯巴达克派；中派，以考茨基、哈塞等人为代表，虽然反对右派的观点，但有时也反对左派的思想主张。1917年，随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进一步分裂，中派宣布脱离社会民主党，并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随后斯巴达克派也在组织上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8年10月28日，德国总参谋部准备下令基尔港水兵出海迎战的流言，引起了水兵的不安，因而零星产生了几起示威活动。11月1日，水兵们在基尔的工会中心开会，并决定于第二天举行公开会议，但是政府警察迅速于2日占领了工会中心。一位曾在1917年被判处五个月监禁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提议在3日进行街头示威。尽管工会负责人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但11月3日当天，在街头示威的水兵们已经和政府巡逻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共有9人遇难、29人受伤。这次流血事件惊动了当地政府驻军。这么一来，水兵们便再也无法回头了。
基尔港的水兵迅速控制了港内军舰，并成立了水兵苏维埃，同时接管了舰队指挥权。城内的工人阶级也积极响应水兵发动的起义，与水兵共同成立了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很快，革命的烈火从基尔港蔓延至全德各地。
汉堡的起义成功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兴奋地在报纸上呐喊：“这是德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世界革命的开始！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
而在柏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给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强烈要求威廉二世在8日中午前退位，否则他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会负责。但德国皇室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犹豫不决，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无奈把最后期限延长到了9日。但此时，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11月9日凌晨开始，柏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从当天黎明开始，便不断有人加入到游行示威队伍中去。斯巴达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工会组织决心联合发动起义，分别占领皇宫、警察局、卫戍司令部等柏林重要地点。在这场有几十万人参加的起义中，绝大多数政府士兵并没有拿起枪对准愤怒的人民，而是和群众一起加入了革命。
群情激愤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被迫在国会大厦作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决定，并大喊“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而另一方面，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在皇宫的一辆汽车车顶上宣告成立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他还跑到霍亨索伦家族寝宫的阳台上，发表了一场更加充满激情的演说。而曾经试图阻止革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从9日起被巴登亲王任命为总理，并在10日通过柏林的苏维埃得到了正式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月革命的爆发是具有突然性质的，因此无论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巴达克派，都没有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虽然三派都没有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但对于停战这一点，三大派别却达成了共识。很快在11日，革命政府便和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只是在11月9日同一天内，柏林同时出现了关于共和国的两种不同声音，隐约有“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趋势，这似乎也昭示着这场革命未来的命运。
而随着德国皇帝的被动退位，三派在国家建设上的分歧也愈来愈严重。德国各地成立的苏维埃，尽管不能和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相提并论，但不少地区如汉堡、慕尼黑、不莱梅等地的苏维埃由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着，似乎形势一片大好。这个时候，罗莎•卢森堡在报纸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德国革命的任务，其问题不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而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问题。
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派由于看到了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因此也强烈要求建立一个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并在德国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中派和右派却强烈反对这种思想，对李卜克内西的这种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恐慌。社会民主党右派仍然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对社会民主党右派的一些主张感到不满，但也不想建立苏俄式的政权，这样一来，激进的斯巴达克派在关于政权建设上的话语权明显落在了下风。
艾伯特政府自成立以来便是一个反动的政府，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仅是妥协，甚至是合作。虽然政府一开始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给予妇女选举权、言论自由、取消书报检查等政策，但实际上并未触动原有资产阶级的太多利益。至少重要的宣传工具，比如不少报刊、出版物仍然由反工人阶级的势力所把持着。更无耻的是，艾伯特政府还和军方以及协约国势力开始密谋铲除德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风险。
12月16日，举行了“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斯巴达克派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未能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这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会议被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右派所把持。这场大会决定于次年1月19日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这样，留给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时间就不多了。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而同一天，独立社会民主党也脱离反动的艾伯特政府。随着临时政府内部进一步的分裂，军队内部也开始分裂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内战似乎变得不可避免。
1918年的平安夜（12月24日）那天，德国人民海军师和支持艾伯特一方的军队爆发了流血冲突。而该月的稍早时候，军方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反革命的“志愿轻步兵自由军团”。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强行解除了独立社民党人、革命同情者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艾伯特政府的这一举动，让德共和独立社民党有如坐针毡之感。6日，在德共和独立社民党联合领导下，柏林爆发了反对艾伯特政府的大罢工，反艾伯特方和艾伯特方都号召支持自己的工人走上街头打倒对方。双方在冲突开始后，一度有谈判的做法。但所谓谈判，只不过唬人的把戏而已，这时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谈判也迅速破裂。艾伯特政府开始动用上面所述的“自由军团”血腥镇压革命群众，一时间内，柏林被白色恐怖笼罩，遍地都是革命者的鲜血。
自由军团大举搜捕革命领袖时，部分革命人士逃离了柏林，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选择了留下，拒绝在柏林工人被镇压时离开柏林。自由军团逮捕两位革命领袖后，迅速地将他们杀害，事后还诬陷李卜克内西因企图逃跑而被打死、卢森堡在押往监狱途中被不明人士拦车拉下打死。
镇压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1月19日的全国大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有一半以上的席位由资产阶级势力所控制。2月，制宪会议在魏玛召开。同月，艾伯特和谢德曼分别就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与总理，并与资产阶级势力组建联合政府。
尽管柏林的一月罢工就此失败了，但德国各地都零星进行着反艾伯特政府的斗争，不过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再加上反动派势力不断壮大，因此逐渐被镇压。1919年4月，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共和国仅仅存在了一个月，便于5月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随后莱比锡、鲁尔等地的工人运动，也相继遭到政府的镇压。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的其他苏维埃基层政权，也很快不复存在。革命的烈火逐渐熄灭了。
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再加上德国工人阶级因分裂而未能形成统一力量的事实，以及德国工人阶级觉悟度不够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都使得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与反动势力拮抗的武装力量。
历史上任何革命的爆发，都不会有“天气预报”。问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前的资本主义和平年代，未能抓紧时间，未能有效地促进党的思想建设。那时的德国党虽然在工人群众中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沾沾自喜于各种经济斗争的成果、满足于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斗争成果，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方向。恩格斯生前曾经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经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和团结，才能逐步觉悟并凝聚起来，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同派别、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中谁胜谁负，直接关系着革命的胜败。
我们现在看到苏联、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变修了，有些人就总是叽叽喳喳地在那里鼓噪：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实行直选制、两党制；还有人说，民主集中制只适合于夺取政权的时期，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实行民主，则势必变修。其实，我们现在再看看，德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在夺取政权的半路上，就已经变修了！德国十一月革命没有像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那样在后来继续发展成为十月革命，并不是因为领导革命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不要忘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多年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
这样一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只能是：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无产阶级内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各种思想、以及代表各种思想的各个派别，必然“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在这个斗争中，如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获得多数群众的拥护，领导权不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那么革命的挫折和失败是必然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同党内“经济派”、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与机会主义“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语），才有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延安整风，恐怕也不会抓住抗日胜利后的大好形势、很快取得胜利。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有哪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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