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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毛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3-2)

时间:2019-03-11 01:47:48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顾佳悦 - 小 + 大

马列毛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3-2
 
家庭再生产中的性别压迫
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法律形式的确定,可是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平等的到来:“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现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12]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必然会压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家庭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职能往往由女性承担。这一情况直到今天:被访者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到99.99%。
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农村3~10岁的农村儿童中35.9%没上过幼儿园。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在业率为72%,比同年龄没有子女的女性低10.9%。[13]    实际上这种家务劳动在保证社会生产中至关重要,然而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它的重要性。甚至将它作为可有可无的“一件小事”。
在以交换为目的的产品和以使用为目的的产品之间,资本主义更看重前者,它蔑视家庭中的使用价值——往往是妇女的领域,以及该领域相关的特性——情感丰富,擅长育儿工作,等等。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排斥这种既不能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转化成商品的家务劳动。大多数女性发现,因为他们的劳动“不能赚钱”,因此是微不足道的。“女人的劳作不值什么钱,是无价值的,甚至算不上什么劳动。这种现象正是妇女地位低下的基础……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做家务的女人无法期望像那些为赚钱而工作的男人们一样受到重视。”[14] 因此,从事这种繁重又不受重视的工作的女性,在家庭中必然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当妇女进入生产领域时,她们从事的往往是“具有妇女特点的”的工作:育儿、秘书、看护、等等,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工作种类是不受重视的。
关于这一问题,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最有建设性的意见——家务计酬。这一意见和同工同酬一样,由于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负面作用而得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联合绞杀。
家务有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它助长了将妇女隔离在家中脱离生产的倾向、资本主义将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商品化,还加强加剧不平等的分工,让妇女们继续进行深重的异化劳动。扼杀她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下,这一提议将永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将代替这一提议。
 
意识形态的全面压迫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压迫妇女,它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为这种压迫背书,合法化、合理化这种压迫;甚至更加残酷地为这种剥削创造新的有利条件:保留前资本主义时期野蛮的部分、或者将女性物化,进一步卷入商品经济。
可是,这和资本主义宣称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勤劳进取的精神,难道不相抵牾吗? 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15] 而这种需要每个人都对其负责的“天职”指的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    实际上,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而公平、正义、法治、效益等价值观,是依附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给资本主义精神、普世价值披上华丽外衣,也不外乎是任何统治阶级统治的惯用伎俩: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6]
资本主义的确给女性带来了远超以前社会形态的自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也真的是对女性的要求。反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续而服务,那么它对封建制的、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并不是完全彻底的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替代他们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部分,但是保留可能对资本主义存续有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劳动力,提倡竞争精神,但是也不会放弃将妇女丑化成劣质劳动力的机会,不会放弃让妇女在家庭中无偿工作再生产劳动力的机会,不会放弃将女性物化创造性及相关经济种类的机会——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最大化的剩余价值。    所以,相对于男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描述、评判和规训标准往往是多元的、混乱的,看似矛盾的。这些贬低背后往往混杂着被保留的前资本主义的野蛮、资本主义功利的险恶居心。
男性的资本主义形象或者说判断标准是理性、进取、负责等资本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获取和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这种男性典型特征——竞争性、理性、善于操纵及统治欲——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性别歧视者的思想起 着双重作用:颂扬男性特征/资本主义价值观,贬低女性特征/资本主义之外的诉求”。
因为,对于男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理想形象,通常来说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获得了社会财富和权利,男性就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化人格而受到尊敬。
资本主义对女性有两种主流描述:一种是认为女性普遍的无知、浅薄、不理智甚至神经质;另一种则是塑造了一种女性的理想形象——纯洁、贞操和温柔。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描述却有着共同的基础,第一种强调低能,第二种强调服从,暗含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对女性的规训中,获得资本主义成功的丛林法则似乎多少需要让位于她的家庭任务:她需要的只是忠于作为生产者的男性,做好男性的温柔的仆从——安心地承担自己的再生产任务。
资本主义不仅构建了这种刻板的低能服从的气质,还强调了母职。母职是基于性别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责任。以天职论的伪科学为依据[17],基于性的生理特征,坚持并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这种分工加上抽象平等、爱的名义 、自主选择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形成了分工却号称“平等”的性别秩序。
由于母职的要求,纯粹的职业女性必然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异疯狂的。除非她们能够强大而成功的同时漂亮、善解人意、温柔顺从,能够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双重重担。否则她们的诉求便会被定义为额外的欲望,她们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将会被定义为自私和对母职的背叛。
实际上,不仅仅那些没能承担起家庭职责的女工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就连成功的女性资本家也会因为没有正常履行母职而受到广泛诟病。不仅如此,女性具有了“物”的性质,在男权视角中欣赏女性品格、女性身体正是女性物化的表现。女性的性格似乎注定柔美,而女性的身体注定色情,女性完全是一种非人的客体,男性欣赏她们就像欣赏小桥流水飞禽走兽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对女性美丽的追逐在男权社会中和对财富以及商品的追逐是一致的。由此,两性关系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有一次的卖淫,有长期的婚姻,还有围绕彩礼和嫁妆的讨价还价。或者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消费文化(为了提高女性作为商品竞争力的整容、性经济等)。
值得指出的是,对女性的批判也体现了男权视角中女性的从属地位,这样的批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女性不遵守规训的批判,“犯义非正”“牝鸡司晨”就是对其争取独立自由以及与男人平等地位的批判。另一类是披着进步的外衣出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女性自轻自贱依附于人。
这种指责相当大一部分是客观的,然而脱离具体的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环境将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女性的软弱进一步上升为女性本性的软弱,就相当于脱离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长期剥削的环境讨论他们的精神贫乏从而找到无产阶级被统治的进化论基础一样,充满了布尔乔亚的恶意。对于一个被资本家榨干了血汗的工人,很多方面无法维持作为人的尊严;而同样为资本主义社会规训消磨了意志的女性,很多时候也无法树立进取的乃至革命的人生观。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对女性的贬低保留了以往私有制下女性形象的一部分,又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加入了新的压迫性的内容。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不可超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神秘的命定的性质。它在私有制中产生和发展,也会伴随着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消亡而消亡!
 
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妇女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妇女解放
关于性别压迫,恩格斯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妇女应当充分投身到社会劳动大军中,从而摆脱“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的束缚,而家务劳动也应变成一种社会行业。这两点规划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解放信条。
接着,恩格斯认为“作为社会经济的单位的个体家庭”也将趋于消亡——这是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共同提出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
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公有,个体的家庭也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工业。孩子的照管和管教成为公众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切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
然而,经过以上分析,妇女进入工业生产领域,恰恰又是异化劳动盛行的世界。但是从私人的女仆转向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仍旧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仅是让他们在家庭中得以和男性分庭抗礼,部分地从女奴生活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的技能,尤为重要的是女性获得了作为无产阶级进而联合起来摆脱异化的可能。“成为生产线上的奴隶并不是对厨房水池边奴隶的解放”[18],但是却为解放提供了大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女性来讲,虽然在生产领域、家庭领域都受着私有制的剥削,在意识形态中也受到了贬低,但是,在家庭中单独地、分散地反抗私有制是无法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而在生产领域联合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地形式才能对私有制的根基进行有力的颠覆。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运动却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最早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成立的妇女组织,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和历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因其中充斥着的诸如种族对立、阶级对立的各种对立或者种种歧视而陷于混乱。
女权主义者经常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性别、种族等等诸多不平等的起源均是私有制,所以一再动员一切力量(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主要力量)消灭私有制。
当代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反对压迫妇女,但是,他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压迫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而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的这个问题上,彼此采用的概念也不一样。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妇女所受压迫是因为她们遭受到不公正歧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压迫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主要是由于男人对妇女的性和剩余能力的普遍控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女人受压迫的特点。[19]
在我看来,以上的女性主义者都十分敏锐——虽然他们捕捉到的往往只是现象。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能运用唯物的科学的手段去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本质;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问题的解释上是具有革命性的,不过对于“改造世界”的革命的行动的思考就少的可怜了。当然,如果有“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妇女受到压迫的残酷性[20]、妇女解放运动的迫切性和妇女参与革命实践的必要性——那么他的确应该遭到来自人民群众和革命势力的批判。
女性的解放必然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相辅相成。女工、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等,都应当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军。甚至对于非无产阶级的女性也应当认真的审视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而妇女解放在阶级斗争中的形式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资本主义关系一旦改变,妇女在生产领域受到的压迫便会得到根本性改变——他们不再是生产的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将不会再有人有任何动机去剥夺她们在生产领域中的权利。她们将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产手段和产品,也越来越能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
在曾经的中国和苏联,妇女在生产领域享有的平等地位让世界难以忘怀。她们终于成为了生产的主人,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她们的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就业权与其说以一种诉求得到了谁的满足,不如说作为生产的主人,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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