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3-15 11:55:1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一份维稳情况调研报告—越维越不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近日发布报告,指中国各地陷入“越维稳(维护社会稳定)越不稳”的怪圈,建议官方转变现有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认识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报告指出,官方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官方应当改变目前社会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都曾震动中外,而各地经常发生的民众阻断交通、围堵政府等抗议行动更是层出不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认为,中国在加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民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就容易造成群体冲突。 而面对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大多仍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在于上级“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下,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地方政府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这种维稳模式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今年将再增加8.9%,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也逼近国防开支,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约1142亿新元)。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报告指出,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报告认为,这种维稳模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 报告还呼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指出中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越维稳,越不稳? 近来读包威尔(Woody Powell)的一篇论文(他最近在香港召开的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我是主持人之一,所以有幸先睹为快),十分有趣,他以十多年间的美国生物科技企业发展史与网络动态资料,分析了组织创新的两种路径,一种是转型(transposition),一种是重组(reconfiguration)。前者是真正的创新,所以一个系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需要的是务实的精神,不断地在不确定的外在环境及内在变化中摸索前进,不断试错,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作中学学中作,最后找到新的生存之道。这也就是“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道理。不断试错时,九成五的“试验者”可能都失败了,“死”在河中或沙滩上,但只要有几个成功“过河”的卒子,就可以总结经验,带来真正的组织创新。后者则往往只是小的组织体制改变,当面对新的外在环境及内在变化时,决策者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可能的方案,大家头脑风暴,理性决策,精心设计,想出变革的方法,所以这是设计出来的组织创新,但往往只是小的创新。 这样的案例研究及理论总结连系上复杂适应系统的观点,可以看到,一个系统总是需要不断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结构与行为会因此而演化出新的形态,可以是远离平衡态的,也可以是非远离平衡态的状态。如果是前者,可能会系统崩解,成为一片混沌,也可能会自组织出新的秩序来,而产生一个崭新的系统。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秩序中,但有一些小的修正。 换言之,当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在远离平衡态时,它需要的是转型,而不是“重组”。在“远离平衡态”初显端倪时,要放任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让各式各样的“实验”出现,使得各个自组织自我演化、自我适应,找到适应新环境的生存之道。此时系统中枢要重视实用与实证,总结最能适应新环境的“实验成果”,而不是自作聪明地搞“顶层设计”,以重组的手段,靠少数人的过去经验,头脑风暴得出想当然耳的未来之路。中国自古以来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智慧,正是领悟了这个道理。到了系统转型的后期,系统中枢要懂得“破坏性创造”,顺势利导、应时而动,在新系统新秩序逐渐成型时,帮一把手,把旧系统破坏掉,好让新的、自然生成的秩序全面生根,发展壮大,自然而然、不折腾地转型成功。传统管理智慧有所谓的四两驳千斤,正是这种顺势利导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今天总有一种感慨,政府越维稳,社会越不稳。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社会系统早己面对“远离平衡”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转型的思维与作法,但有些人还想把系统“拉”回原来的秩序之中,所以使了全力逆势抗变,结果“拉”的力道越大,反弹的力道也越大,维稳的结果反而变成不稳。另外有一些人主张“顶层设计”,总以为少数精英头脑风暴设计一个“重组”模型,就能适应外在、内在崭新的环境,或把外国的这个模式、那个经验强加在中国头上,就能安邦定国。硬要把一个高速变迄、自我演化、自我适应的过程“塞”进设计好的既定轨道中,其折腾也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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