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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3-19 08:32:43 点击： 次 来源：尖椒部落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我从千里之外赶来，还处在隔离状态” 一篇让我想起最近网上流行的小视频里显示出来的“汉骂”的气质。边丙珍的自述下，一个为自己也不是太明白的原则“站岗”的女性一下子跃然纸上，结尾还颇具智慧和幽默感。 一篇是来自三位女大学生的母亲，她是甘肃天水一位保安的妻子。她一家五口，年复一年的，希望克服甘肃到北京的距离、克服深圳和首都的距离、克服基本开销和收入的距离，没想到在今年，被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之间的距离给打败了。 难道北京要比我们乡下做得还要差么？ 今天我在客户家。从早上开始到现在，我心中的愤怒，无处可说。就在这个防疫抗疫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客户家却为了一个热水器的事，在短短的四个小时里，家里先后来了七人次。 九点半，三女儿送菜送肉过来。其实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为什么还送呢？11点，二女儿来了。是给老人送咳嗽药，口罩也没戴，直接进门。一看热水器坏了，一边给物业打电话，一边通知老人的儿子，还又大呼小叫自己弄。12点多，物业维修工跟儿子相继到家。一个戴口罩，一个不戴口罩，两个人一起弄了半天也没弄好，而后又先后离开了。 我在厨房收拾做饭，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在他们走后用84水再擦一次地，门把手、门边、卫生间到处擦一遍。吃完饭洗抹布、拖把，已是两点多了，刚准备休息一会儿，有人摁门铃，出去一看，又来一个不戴口罩的。以为是物业又来修热水器了，便让进来，结果他从包里掏出一个饭盒，说是给老人拿的粥。我晕了，原来是老人的女婿。我想，是什么样的粥呀，比防疫还重要？我说：“给您倒杯水？”他说：“不用。”我就离开了。然后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我的房间里。哇呀呀呀！受不了啦！ 更要命的还在后头。老人的儿子又来了，两个人先谈论热水器，而后又满屋子走来走去地找热水器坏的原因，我无处可去，躲到阳台上，祈求他们能早点走。两人折腾够了，儿子吩咐：“每天烧热水让老人洗漱。”我连连回答：“是，是。”他们走后，我又擦一遍地，重复一次卫生打扫。我不是为了自己考虑，我来才两天，这个老人就不停地咳嗽，说是感冒了。这个时候这样咳，本来就很瘆人，那怎么办呢，我也无处可逃呀，只能每天给他吃药，盼望着早点好起来。 他们大概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回来的吧？！从高速到地铁，到处量体温，登记，历尽千辛万苦，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到达火车站。 上车后，我所在的一车厢就我一个人，寂静得吓人。刚上车，女乘务员远远地对我说：“关上门，戴好口罩，无事别出来。”我一夜照她说的办，整个过程都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不敢开门，享受着从未有过的一个人的单间，自感是领导级别。 第二天早上06:50到站，这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下了火车，进地铁。地铁取消了安检，直接进站，一样空空荡荡。到了之后社区又按照要求分餐分居，隔离14天，3月4号办理了出入证才下楼。 瘟疫，这个自古以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不要小看它。我为了你们，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顶着危险，按照你们要求回到了疫情形势严峻的北京。没有想到的是在人们誓死守卫家园的时候，你们似乎置若罔闻。一天家里来七人次，先不说你们是否带来病毒，难道你们也不怕我带给你们病毒么？我愤怒！我抓狂！ 在我们的家乡，每一个人都那么认真。为了亲人的安宁，我一次娘家都没去过。为了朋友的安宁，我一个同学都没见过。县上还设立了外出务工人员报名点，专车专送。难道北京要比我们乡下做得还要差么？ 反复思考之后，我给客户发了如下的信息：“我从千里之外赶来，还处在隔离状态。为了你们的健康和安宁，请减少接触。” 为了方便三个在天水市上高中的女儿读书，从二零一三年的夏天开始，我老公在她们的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他一面从事保安工作，一面给三个女儿做饭。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离开家到北京干家政，以补贴家用。期间我没有回过家，那两个春节，都是我老公陪着孩子在天水市的出租房里渡过。 直到二零一五年，大姑娘考上兰州城市学院，我从北京返回天水，给大女儿过了二十岁生日，大家终于过了个团圆年。不过春节过后我就又返回北京，从此再也没回过天水。 二零一六年的夏天，十八岁的二姑娘考进了天水师院。她暑假住学生宿舍，在学校附近找个超市收银的工作渡过假期。到寒假时，她为了看望常期在北京打工的我，便来北京打工了。我帮她找了一份管吃住的蛋糕店服务员的寒假工作。同一年，年仅十六岁的三女儿考上了大连外国语大学校，由于和北京近，她每年的寒暑假都来北京看我。她也到那家管吃住的蛋糕店做假期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四年里，由于老公一直在天水保安公司工作，一家人只能在群里相聚。 在二零一九年七月份，老公到北京找了一份包吃住的停车厂收费员的工作。为了孩子们在放寒假后有个落脚之地，也为一家人湊在一起过团圆年，在离他上班不远的地方租了个有厨房、连带卫生间的十六平米的房子。元月十一号到十三号，他把二个女儿和三女儿分别接到租下的房子里，到元月十五号，又接来在深圳舞蹈学校做老师的大女儿。 在元月十七号，疫情的消息传开了。先是武汉封城了，不久各大城市也封城了。我当时在客户家照顾病危的老人，而且这个小区也很快也封闭了，不能回家见女儿。三姐妹就呆在那个刚能塞下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还有一个衣柜的房间里。村子封了，店铺也不开门，她们哪里也去不了。 在疫情之前，我老公给孩子们买了肉和海鲜，淮备趁他在正月初一到初七的年假里给孩子们做着吃。结果，由于村口缺少执勤人员，他从停车厂收费部门被调到了保安部门。于是他只能天天守在村口，做起了村子的保安工作。而且由于疫情，他吃住只能在公司，不能去孩子们的住处了。 疫情就这样把我们好不容易聚到北京的一家分割开了。我和孩子的距离就那么十几公里，却依然不能相聚。 正月十七，我照顾的老太太心脏病和脑梗突发，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正月十八的下午，我收拾好行李后，准备乘公交回到我家里人租的房子里去。当时是疫情暴发期，人心惶惶，我实在不敢乘坐地铁和公交。犹豫了好久后，我最后请雇主帮忙将我送过去。我的雇主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把我从海淀区送回到朝区租下的房里。他除了给我本月的工资，还多给了我半月的钱。这些都让我感激不己。 我的老公赶到村口来接我。村口的执勤人员给我测了体温，之后我去外来人员登记处填了身份证明及原住地址审核登记表，留下房东家的电话。在再次确认了我是本村的租户后，我拿到了出入证。 终于能和女儿团圆了。这来之不易的团聚，让我因老人的去世和失业而产生的低落情绪有所好转。我们母女四人挤在这个被床位占满的屋子里，做起了各自的事。二姑娘和三姑娘是大学毕业生，她俩做着各自的论文。大姑娘在学校放寒假前就辞去了在深圳的工作，准备在北京工作，现在天天在网上联系工作。我每天则下厨做饭，给孩子们送上可口的饭菜。 大女想吃咖喱饭。她看着网上的操做方法要自己做。为了省她的功夫，我便抢先把需要的物料——鸡块、咖哩粉准备好，并把土豆和胡萝卜洗好，按自己平日里的切法给切了。大女儿看到我的土豆和胡萝卜切得太大了，她便嚷嚷着说：“我要自己做，你总是抢着做，挤在一起咋做啊！土豆胡萝卜切那么大，能炒熟吗？”我反驳了一句，可以加点水煮一煮。她又说：我做事你别管了，行吗？” 二女儿和三女儿听到我们俩强硬的语气，连忙把我从厨房里叫了出来。被大女儿喷了一头冷灰的我，心里有点委屈。 晚饭时，我做了饼和炒土豆丝，还煮了粥。大女儿不停地赞道：“还是妈妈的土豆丝炒得好吃。这饼更好吃。”二女儿和三女儿也说：“我们就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菜。”这时，我心里又觉得美滋滋的。 一晃一周多过去了，天天和女儿们呆在一起的时光很开心。但想起女儿们开学后的生活费，一月近二千元的房租、水电费，我心里又泛起了愁云。 我不得不再次开始找工作，天天不停地翻家政群发出的招工信息。群里发出的大多是关于疫情的资讯，以及超市、工厂的招聘信息，找家政服务的很少。有些没有工作的家政阿姨焦急不已，在群里发消息咨询家政老师（编者注：家政老师是家政中介公司里专门负责客户和家政工的经纪人），结果家政老师冷冷地回答道：“在这疫情暴发期，客户连门都不敢出！谁还敢用人啊！” 有些家政群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一直在北京的阿姨，通过审核后，可以接单。但返京人员，必须填写家政发出的返京人员信息表后，自找住处，隔离半月，公司才安排工作。”看到这些信息，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在北京。由于大部分人员未返京，还有一部分人在隔离，能接单的阿姨很少，所以我很快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签完电子合同，在我给家政老师转了六百元的服务费和一份一百三十元的意外保险费后，家政老师发给了我雇主家的住址和雇主的电话号码。 在上岗之际，我感觉陪女儿的时间太短暂，甚至后悔自己有点太着急找工作了。不过，好多人都因疫情没有了工作，我能有份工作也是幸事。我满怀着矛盾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可爱的女儿，拿上自己的衣服和梳冼用品，赶到雇主家，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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